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赵无眠:周恩来外交的重大失误

p100524118
抗战期间,毛泽东(右)到延安机场迎接周恩来,中立者为朱德。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全才”,或者叫”通才”,在他众多的同学、同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眼里,更是一个与毛泽东各有千秋、古今中外都极为难得的天才人物。一些来自敌对阵营的评价,也把他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所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人才”。

周恩来是不是全才?

这种说法诚然是有道理的。有很多流传甚广的真实故事,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机警机智,博闻强记,甚至令其他国家一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钦佩和折服。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他也确是”通才”,一生从事和负责过多方面的工作: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组党、党务、宣传、军事、城市暴动、情报、人事、地下活动、暗杀、政工、谈判、调解、内政、外交…..几乎每一样都做得有声有色,并随着他的名字载入了史册。

不过仍有可议之处。

周恩来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首先是再天津响应”五四”,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向直吏公署抗议,结果二十四人被逮捕。周恩来关押了近半年,判刑后获释。虽然出狱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天津的学生运动却也日趋渐微,最后无疾而终。几位主要的学生领袖后来也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包括他的第一位恋人、同去欧洲求学的张若名。在欧洲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冲进广东会馆痛打和赶走不务正业的广东学生,到中国驻法国使馆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召开”捐款大会”等等。最有名、惊动最广的当然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此次事件以法国当局逮捕闹事学生一百余人,无数遣返中国而告终,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一次行动。当然,如果以”目的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它培养了一批中共的骨干分子,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而就行动本身而言,失败就是失败。周恩来还组织过工人运动,以总指挥身份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但很快就被他的老上级、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刀兵相向,工人纠察队全部被缴械,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头,周自己也差点在游行队伍中遭流弹打死。此次失败,责任当然在国民党一方,但作为工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没能事先查明蒋介石的动向,将引起冲突、摩擦的可能性及损失减少到最小,也是事实。

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

南昌暴动是周恩来的杰作,意义非常重大: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不再做”姨太太”、”不再做妓女”了。意义虽重大,牺牲却更大。好容易拉起的第一支中共的部队被打作鸟兽散,他自己也落荒而逃。

他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却不能对付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右倾或左倾路线,不能把握时机掌控大局,而总被时势推着走,致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共历史上领导人更迭最频繁、权利一次次落入素质更差的人手中的黑暗年代。

他建立了一套党的地下活动系统,指挥一支特别的行动队,执行党内纪律,却闹得满城风雨。党的核心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相继被捕叛变,其中顾还是周恩来的直接下级,叛变后周将顾全家老少杀个精光。接着参加暗杀行动的人也被捕,带人挖出顾家亲人的尸骨,成了轰动上海的大新闻。周赴江西中央苏区后,康生接手了这项工作,此人后来在中共阵营内劣迹斑斑。周的识人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内部,周恩来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中将衔。此时许多后来的中共元帅、大将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抗战期间,他任政治部副部长,正式拥有中将军衔,后来又升为上将衔。而在事实上,从未独立地指挥打过一次战役。只有在江西苏区反第四次”大围剿”,同朱德一道指挥红军,按照已遭排斥的毛泽东的打法,取得了胜利。此后便是一塌糊涂。长征途中,他是主要决策者,仅湘江一役红军便损失过半,博古、李德固然罪不容赦,周恩来的责任亦不可推卸。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指为周的助手,如周果有军事才能,亦不至于半途心甘情愿地反做了毛泽东的助手。此后周恩来再没有直接带过军队,虽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确是挂名而已。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终身效忠的最主要原因:我不行,他行!

真正的强项在于外交

周恩来真正的强项是外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即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将外长一职卸交给陈毅。此后,他仍关切过问外交事务,频繁出国访问,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友人、团体,一直到恶疾缠身,还在病房与来访者见面。其外交生涯,几乎与总理的任期相当。如果算上中共建政前,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长期谈判,充当中共驻守国统区的首席代表,那么其实际”外交”生涯则更为漫长。

他的确具有极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除了仪表、风度和口才,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谦逊好学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为他和中共、”新中国”政权赢得了尊重、信誉、同情以众多的朋友。外国领导人,最佩服周恩来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干。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外交。外交成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内政的损失。如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政治,经济一团糟,而这时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上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击败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并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可能预示和产生重大的后果。

但是本章要分析的,正是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发生的严重失策。

首先是中美关系。人们大都只记得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谈判,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打开了封锁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却忘了这扇大门,当初正是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关上的,其中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美关系是一种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一方,有代表政府的国民党,也有代表反对力量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宋氏家族的”亲美派”,也有汪精卫、何应钦的”亲日派”,还有一部份非主流的”亲俄派”。在美国一方,也有政府、国会、民间和舆论的区别,绝不能一概而论。中美政府之间的合作,从蒋介石清党、排斥苏俄势力开始,到抗战期间达到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美关系之亲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赢得美国代表的好感和同情

此时,大本营设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引起主要是美国的西方国家关注。从美国社会政治的多元结构而言,这是十分正常的。大批美国记者涌入延安采访报导,在西方世界造成轰动,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和军界,有一批同情甚至赞赏共产党的人士,愿意同延安保持接触,促进了解和友好关系,这在外交资源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垄断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和珍贵。毛泽东曾提出访问美国,虽然不了了之,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亲善态度已经表明。

抗战胜利后,美国方面的出面调停,国共之间一触即发的争夺胜利果实之战被延缓了。重庆谈判,从中穿针引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身份不得不屈服于国府的利益,倒也还算公正。他发现”清官难断家务事”,只好一走了之。接着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主持国共双方调停、谈判。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与马歇尔”共事”时间较长,关系也很好。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回忆,周恩来充份施展了他的演员才能,必要时痛哭流涕,装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以争取马歇尔的同情,而马歇尔果然天真地上了他的当,把好果子都给了共产党吃了。

此说显然过份,好果子自然还是国民党吃的多。大批国军的全副美式装备,派运输机和军舰将国军送往东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产党一方却占了”人和”。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贪污劣迹,兼之穷兵黩武,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信誉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种”烂透了”的形像极大地动摇了美国政府的信心。蒋介石在抗战中建立的崇高声望迅速滑坡,许多美国人士开始怀疑是否”看错了人”,是否应该转而去支持共产党。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第二”。随着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方面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宋美玲赴美求援,遭到极不客气的冷遇。虽然美国官方表面上还站在中国官方一边,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官官相护”原则,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远迁广州,一些外国驻华使馆跟随同迁,其中包括苏联使馆。别有深意的是,美国大使馆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时的共产党到来。此时,是共产党方面打开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已迁入北京(北平)城,忙着扫平全国的剩余战场,联系各界人士,酝酿缔造一个”新中国”,却”忘了”怎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按说毛泽东有意或无意中”忘了”此事还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不免忙于内而疏于外。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内定为新政权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忘了”此事就说不过去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圆贷款,以示友好。共产党方面迟迟不做反映,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静悄悄地回国。毛泽东赶在他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流的檄文,公开嘲笑、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这种缺乏国际观点、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显然是幼稚的。周恩来既然极具外交才干,为什么不提请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最符合新政权利益的、积极沟通,化失望为友的对策?当时的毛泽东,还远没有走到后来那样独裁、霸道的地步,颇有开国明君之风,在对外事务上也依仗周恩来诸多,周进一言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相当大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番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地投向苏联

接着,”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摆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怀戒备、”管你怎么看我”的姿态,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篱障,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一边倒”地投靠苏联,另一个恶果,是将对苏关系中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的筹码几乎丧失殆尽。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十几年以后,吃了”兄弟党和国家”不少大亏,才逐渐明白过来:要利用美国这张牌,来打苏联。也就是”老祖宗”说的,”以夷制夷”。

对苏关系,是中共新政权外交的重点,或叫”中心”。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都与苏俄有着血亲关系。苏联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交。中共把苏联称为”老大哥”,常说要”饮水思源”,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新政权建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请教”建国大计”。建政才两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一面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寿的庆典,一面想讨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猜不懂毛泽东的哑谜,毛只好赶紧从国内召来周恩来,与苏方反复谈判、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贷款。可见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新中国依赖苏联支持的态度。中国派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后又改派张闻天,这两位都是中共高层的留苏派人士,都在长征中支持毛泽东策动”担架上的政变”,王曾与毛、周同为长征”三人团”成员,张更担任中共总书记达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出任驻苏大使,其意显而易见。

跟苏联老大哥闹崩

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这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亦十分沉重:放弃交好美国的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听从苏联这个大家长的调遣,与西方集团对抗,给予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和新疆的利益,等等。最为沉重的代价当然是中国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参战朝鲜,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部署”。周恩来以秘密使臣的身份到莫斯科,落实斯大林先前许诺的苏联空军协同作战,但直到中国宣布参战后,斯大林才告之周:苏联无法出动空军参战。此一出尔反尔的行为,把中国推到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及至开战,本着”有钱出钱,没钱出人”的原则,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员,牺牲惨重且不说,到战争结束苏方开出帐单,巨额军费开支竟全数算在中方头上,还要加上一大笔利息。这一切,周恩来居然事先一无所察,一再上当。

虽然如此,中苏之间也没有必要闹到破裂、甚至刀戎相见的地步。对苏关系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导,在与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上,毛的”民族气节”、索性而为,使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分道扬镳。自然,赫鲁晓夫责任至少不会比毛要小,其意气用事至今仍为人所指摘,但他占了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大便宜却无人提及。两国交恶,中方的不利明显甚于苏方。中方是负债国,苏方是债权国;中方是农业经济,科技、军事落后;苏方是工业大国,有强大的科技及军事力量;中方只有苏联这一重要邦交,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毫无影响和地位;苏方却夹挟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扮演着与西方集团对抗、交往的领袖角色。

一九六四年,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台万吨水压机建成,中国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噩梦中拔出脚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意与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应该是一拍即合,两相情愿的事。不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整个计划泡汤。

放弃中苏和好的机会

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开了一句玩笑:”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

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恩来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

周没听到后面这句话,但其他随员听到了,中国代表团立即罢宴离开,回到住所。周恩来分析了整个情况,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是对中国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亲自拜会周恩来,周向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苏方回答,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先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不承认道歉,认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中方道歉。波德戈尔内也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恩来仍不接受这种说法和方式,认为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在之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态度转趋强硬。苏方坚持中苏分歧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中方则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率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到机场热烈欢迎,献给周一束他最喜欢的马蹄莲花。

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优先考虑

赫鲁晓夫下台,是结束中苏敌对状态的最佳时机。却被马利诺夫斯基一番话给搅了局。不论他是”酒后胡言”,还是”酒后吐真言”,也不论他是”开开玩笑”,还是真心要”向中国人民挑战”,既然苏方最高领导人上门一再表示道歉,阐明并非苏方立场,此事便不必纠缠不放,反给对方一种”得理不饶人”、缺乏应有诚意的口实。从情理上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虽不中听,极不得体,乃至可以认为极无礼貌和教养,却也一语道破事情的本质,有几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天真和可爱。

事实上,中苏关系搞成那样一个僵局,完全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斗法的结果,他说不要让”这两个人妨碍我们”,看得出是应该继续”中苏友好,同志加兄弟,不要再那样吵了”的朴素愿望,而非有心挑衅,要把事情弄砸。马利诺夫斯基是军人,话不得体,让周恩来抓住把柄,正应该把握分寸,利用它成为谈判桌上的一块重要筹码,迫使对方在输理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周的态度却是”既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周恩来访苏的目的,是去讲道理还是去搞好关系,既然还是要讲出个道理,那就是咱两家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你们家的不对。现在咱们和好,也是为了证明你们家原先错了。这样的态度,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乐意接受,别说人家只是换了个共产党领袖,就是改朝换代,共产党被推翻,让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它也不会承认”我们家以前错了”。就像它绝不会承认沙皇俄国当年强占中国领土有什么错一样。”外交”事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尽量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身为”大外交家”的周恩来,拒不接受对方的一再道歉,纠缠”你们实际上是怎样想的”论理而非论利,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唯一的解释,是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威望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卷入朝鲜战争

一九五零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林修金日成为”统一朝鲜”而发动的国内战争。其是非功过,至今仍有很大争议,因参战双方和各国的利益、立场的不同,统一观点恐怕比统一朝鲜更难。但就北朝鲜数十年交出的政治、经济的成绩单来看,实在缺乏说服力。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和独裁,连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可笑,浑身不舒服。他死后,儿子金正日即位,更是引得天下唾然。想当初中国派出数十万志愿军赴朝作战,出钱出力出血,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对父子,构筑他们的封建王朝?

中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参战朝鲜的历史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循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理所当然应当出兵。但即使是基于这一咬住不放的原则,还是看不出为什么一定要派中国人去帮朝鲜人去打另一部份朝鲜人。事实上,当时中共内部就出兵与否展开了积累的辩论。

中国自建立民国后,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连年征战使得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战火停息,干吗又要再起刀兵?中国刚刚建立新政权,接手的是一幅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财库空虚,民心不稳,百废待兴,西藏尚未归顺,台湾还没收拾,国民党还在隔海叫嚷要”反攻大陆”…..自己家里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解决,倒要去帮别人打仗,怎么说得过去?

反对参战的声音在党内颇为强烈,而且听起来振振有辞,有理有据,一时间毛泽东也犹豫起来。他有心参战,但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利害得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他一边,力主出兵,并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共同参战的细节。

实际上,朝鲜战争打起来,是斯大林这个大家长点头批准的。他要中共暂时放下台湾,先帮朝鲜打下另一半江山来。也是因为”一边倒”政策,毛泽东急于向苏联表白心意,加之朝鲜历来是中国的”番臣”,”天朝”出兵相助合情合理,故满口答应。不料斯大林临时变卦,推翻同时参战的承诺,让中国单方面去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正好将大量二战剩余军火名为”支援”实为推销给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周恩来毫无心理准备,亦缺乏应变能力,他的莫斯科之行只能是无功而返。

“抗美援朝”的影响和后果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上,举足轻重,却未能阻止相反还促成了参战;赴苏商谈没有能力要求对方实现承诺,也不能为中国尽可能争取到较大的优惠,更一再上当,想当然地、胡里糊涂地接受了苏方”物资支援”使中国背上巨大的战争债务。如此外交业绩,令人为之扼腕。

赴朝作战带来的影响和后,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与美国及多国部队打了个平手,使世界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国积极参战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但中国也背上了”好战”的恶名;

二,新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初定,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定日子又向国外开战,只能以更为强硬的政策手段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三,耗时日久,国力损耗太大,积欠下苏联的巨额债务,为日后中苏关系向极端化埋下伏笔;

四,使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抛开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湾这一反共的桥头堡;

五,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直到文革中后期尼克松访问北京;

六,彭德怀的地位、威望大幅提升,足以引起毛泽东对其直言犯上的疑忌;

七,不愿参战的林彪,在彭德怀倒台后执掌兵符,林自己倒台后此事又翻出来当作旧帐一起清算;

八,志愿军四十五万至五十万人战死,朝鲜(韩国)南北双方死者二百万,美军伤亡十五万七千人,其中五万四千人战死;

九,毛泽东失去长子毛岸英,对其晚年心态和政治布局影响深远;

十,激发大西南”三线”工程建设,以防外国势力入侵,此举在文革期间达至高潮。

日内瓦会议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 “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做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以刀枪矛椿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对美国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的国家。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于是,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求!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受命全权指挥中印边境战争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中方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自卫反击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同外国军队开战。

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至今各执一词。按照中国一方的说法,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长达两千公里,但从来没有一条确定的边境线,只有一条”传统习惯线”。中印两国以前的地图,均以这条传统习惯线为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极力向西藏扩张,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一条”国境线”,将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英方长期不敢公开这份文件,也不敢改变”传统习惯线”的划法,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批准、承认过这条线。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接管镇守边界,与印军对峙,这样就有一条”实际控制线”。”实际控制线”与”麦克马洪线”大致相近。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时局作出判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美国(因越南)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蠢蠢欲动,国内经济一落千丈,大饥荒浮尸遍野,正是印度扩张领土的大好时机,于是在中印国境部署重兵,推行”前进政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止,印军在西段中国边境内设立据点四十三个,在东段则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克节良河谷地区,从陆、空两路对中国进行骚扰。尼赫鲁及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表演讲,决心与中国武力相向。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受毛泽东委托授命,周恩来全面负责指挥此次战争,包括一切善后事宜。

以战争捍卫”麦克马洪线

众所周知,此战以中方绝对胜利宣告结束,印度军队不堪一击。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役,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共一千九百余人,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收复克节良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失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军。此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停火,中印双方各撤至”实际停火线”后二十公里,遭到拒绝。印方成立临时内阁,调兵谴将,向中方反攻。中方遂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发起第二阶段的战斗,全线反击,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五个旅,共歼近七千人,东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附近。两次战役缴获飞机五架,坦克二十辆,火炮四十余门,枪支六千三百余支,汽车四百余辆,及大批粮食、军用物资。一句话:打出了”军威”、”国威”。

战争的胜利,是收复国土的最好凭籍。事实上,只要中国保持停战的状态,既不进军也不撤军,九万余平方公里的有争议的土地就可以尽归中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国际组织会出面干涉。因为这是国际惯例。

然而,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中国方面打破国际惯例,作出了一个令世人膛目的举动:单方面下令撤军,──撤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藏边防的时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战争手段,接受、遵守和捍卫了中国所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将双方有争议的土地拱手相让。

如果你不承认,又凭什么要去遵守它?这一仗不打还好,以后总还可以有个说头,既然打过,又退给了人家,只要对方不动,你怎好再起刀兵去争什么土地?

丢掉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认为,他注重与印度的睦邻关系,效仿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不但退兵,还发还被俘的官兵和被缴获的战利品,要对方打着绿旗来领取。为什么打绿旗?原来打白旗有损对方面子,怕人家心里不好接受,绿旗则象征和平。周恩来真是想得周到,给了里子还给面子,在现代国际社会,套用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也许他为了自己赢得”通情达理”、”不好战”、”宽容忍让”等等美誉,结果却使中国永远丧失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海南省。

中印边境过去了三十余年,”麦克马洪线”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再想反悔已无能为力。印度受到中国的”教训”后,积极发展军力,在日后与另一邻国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表现出色,令人有”士隔三日”之慨。在中印(西藏)边境地区,中印双方军力的局部优势也极大地偏向了印度一方,就算中国敢于不顾国际舆论再打一次”自卫反击战”,未必能取胜。除非奇迹发生,比如印度也出现一位周恩来这样的总理,中国想得到这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中缅边界,同其他一些边界线一样,长期以来也是不确定的。经过周恩来多次与当时的缅甸政府进行磋商、谈判,划定了边境线,成为周恩来”和平处理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手下的外交班子,按照周的巧妙布置和意图行事,几经交涉,终于成功地把许多荒山划归了缅甸,而为中国争得了不少”良田”。中国方面不露声色,暗自弹冠相庆,以为占了大便宜。殊不知那些”荒山”,蕴藏了丰富的玉矿!

我有一位朋友,喜爱收集和珍藏宝石,颇精于此道。其父曾为中共镇守云南省的边疆大臣(省委书记),因而得知内情。十多年前,她将此事讲给我听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对周恩来”精明”的外交才干的无奈叹息。

在”外交无小事”的背后

严格地说,划让”荒山”的事,不能算是重大的失策。而且细节方面的事毕竟是手下的人去执行和完成的,贵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当然不可能起仔细勘察哪一块出矿石,哪一块出稻米。不过谁都知道,周恩来的精明是有名的,一个细小的数字从他耳边经过,一下就能听出错没错、错了多少,令他身边的一大群秘书佩服之至。曾任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陈浩回忆:”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请教。…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了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专家和边界地方上有关人士进行多次座谈研究。”(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191页)可见他并非没下工夫,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判断。也许是他太过负责,事必躬亲,将本应下属做的工作也包揽到手上,反而使下面的工作人员出现懈怠──反正有任何事情有总理担着。

一位好的外交家,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家总理,手下应有一大批专家、行家,并有一套完善的负责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奖惩升降亦有所据,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使国家机构的动作正常化、规则化,在外交上做到既尽可能不损害与别国关系,又力争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周恩来实在不能算是出色。他往往过份注重礼节、道义一类的”小事”,认为”外交无小事”,实际上却常常忽略了国家利益这样的大事。

周恩来手下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当时中共阵营内所能拿得出的最强组合。一是他的身份和地位高,二是其职位的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这都决定了他向任何部门、地区索要人才既名正言顺又易如反掌。而且他还礼贤下士,以最新生知识分子著称。但他手下的人员素质究竟如何呢?

国家出版物将钓鱼岛划归日本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0页)

陈毅是解放军元帅,外交部长;廖承志是侨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海外侨胞及港、澳、台胞的统战工作,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门多大。最令人吃惊的是,专门负责澳门事务的国务院官员,不但也不知道,还信口将其面积放大万倍说出来,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细读历史,不禁要为我们中国人捏把汗:国家的前途、命运,竟一席掌握在这样一帮人手上!

国家官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之低,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中国地图》上,清清楚楚地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这样的重大损失,无疑给争执对方以极为难得的论据。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竟相对日本表示”宽大为怀”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拉拢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邻邦。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蒋介石同意放弃战争的赔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欲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还报美国不告而先与中国交好的一箭。在会谈时,日方提出战争赔款已经解决,周恩来当即以严厉的口气予以谴责,指蒋介石政权已为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达成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这份联合声明除了日方发表”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条文,──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模一样。原来,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只有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才可以有权”慷自己之慨”。

放弃战争赔款,在日本尚未下定决心与北京建交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预先将”底牌”亮给了来华访问的公明党委员竹入义胜,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扫疑虑,大大方方打上门来发展”日中友谊”。很多年以后,日本政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来的”慷慨大方”,都还十分感激。前《每日新闻》社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实雄回忆──”尽管由于日本又做了把台湾的防卫和日本融为一体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事来,但据权威人士透露,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中国决策层仍制定出如下对日政策:

一,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

二,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

战争的胜者如果调换一下位置的话,日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来》第228页)

日本记者这句话问得太好了。日本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它得到了一个台湾岛,及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在重压之下”孕育出纳粹”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地说,蒋介石和周恩来推行的”感化政策”,并没把日本感化过来。蒋介石企图维持”日华和平”,日本却在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得到美国实际承认的时候抛弃了他。周恩来极力发展”中日友好”,日本却从来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发动战争的罪恶,一有机会就要翻历史的公案,否认在中国进行过大屠杀,把侵略行经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军舰武力围守钓鱼岛。

蒋介石、周恩来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国人至今还在继续为他们的慷慨大方付出代价。当然日本也不是毫无感激之情的民族,为了纪念这位对日本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政治家,专门建立了周恩来的铜像和诗碑。从日本人的角度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

1997年 河溪屯子

(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