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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殊:我们中谁能成为卢安克?

一个行将毕业的大学生几日前找到我,咨询就业的问题。他说不想去“支教”,因为那样太功利了。我说“支教两年考公务员加分”,如果是冲着这个去的,当然是“功利”的,但你可以不冲着这个去啊!其实把“就业”与“支教”捆绑在一起,本身就与“功利”难分难舍。我对他说“支教”是一件高尚的事,年轻人应该怀抱理想,但我又立马意识到,我扯得太远了———他连读研的机会都放弃了,说要尽快找到工作,以便能挣到钱报答尚在贫困中的父母。

我对他谈卢安克,谈那个扎根中国偏远穷山村长达10年的德国青年。他说将来也许会做卢安克,但现在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我的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将来,将来你也未必做得到。中国人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羁绊或者说太多的“责任”,你没有办法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我就无法抛开家庭,单独投向偏远的山村,除非我的妻子与女儿愿意与我一起去;而即使她们愿意与我一起去,我也未必愿意让她们与我一起去,我会担心女儿将因此失去好的教育,最终考不上好的大学;更大的忧虑来自于经济方面,我们并非大老板,工资是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去支教,等于放弃了生活保障以及对孩子将来教育的种种美好计划。我也未必能得到父母兄姊、朋友、同事的理解,我的社会评价将会降低,我的生活也可能陷入贫困,从而没有了尊严。

卢安克之所以是卢安克,因为他与我们不同。比如他不需要回报父母的恩情,他的父母可能远没有中国父母那样含辛茹苦;比如他比很多中国人更有独立性,他的选择,不管是怎样的选择,总能获得父母以及其他人的尊重与支持。更深层次的差异可能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我们把支教当成一件十分高尚的事,而在卢安克看来,那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们那里是否格外受到赞美,但至少不会遭人白眼、惹人猜疑;在他们那里,人的尊严也许不像在我们这里,需要通过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来体现。

从生活、前途的无忧无虑上讲,也许中国的富二代最有条件成为卢安克。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阶层,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成为卢安克;当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完善,老有所终、少有所养,所有人就都有可能成为卢安克。但我们依然无法乐观,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观,远非“经济基础”所能决定,而必有着更多其他方面的成因,比如教育的、文化的、制度的。当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上这个“班”、那个“班”或者去参加各种夏令营(包括去英美国家的夏令营),人家的孩子则选择去社区做义工,甚至远赴非洲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暑假作业,是他们做一篇作文之前必须收集的素材。唯有身体力行,才能让道德精神深入人心,而说教式的道德教育,其结果是人们答起试题来总能得满分,然而一到实处,往往判若两人。

我们中谁能成为卢安克?其实不重要———德国人并非都是卢安克,中国人中也不乏卢安克式的人物。卢安克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卢安克身上所体现的健康的公民人格,值得我们期待。

(青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