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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自杀的孩子们为啥不逃离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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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恒均2009年7月9日在布拉格宾馆。(摄影:黄频/中欧社)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