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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24,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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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民族实业家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卢作孚,靠一条小火轮起家发展到上亿元资本、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重庆奇男子,被日本同行业视为“对手”,被美国航运业称为“奇迹”,却消失在毛泽东和高岗等人跃跃欲试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夜。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未能以“执政党”的身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继续以一个“革命党”的姿态,一次次发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取缔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一切民间社会组织,严厉镇压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主张,抑制人民物质生活的渴望,用美好而遥遥无期的未来社会图景麻醉和凝聚人心。

“毛选五卷”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几十年前,中国曾经印制发行过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毛主席语录》。它辑录毛泽东语录427条,短则十几字,长则上百字,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民间每次开会、发言、写文章乃至日常会话中,一再被引用。它以大约50种文字、500个版本,总印数高达五十余亿册!而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8亿人口,全球人口也只有三十多亿。

这是中外语言史上一个奇特现象,执政党领袖区区8800字的言辞,竟然成为个人职场生存乃至人身安全的护身符。党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也要从这本“红宝书”(“红卫兵”语)或“小红书”(西方记者语)中,寻找政治合法性来源。林彪就是凭借倡导对《毛主席语录》的“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忠诚接班人的形象。

在毛泽东病逝后,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就任党主席、军委主席后,立即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以此显示自己是毛泽东事业的正统继承人。“毛选”第5卷快马加鞭编辑出版后,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入选《毛泽东选集》的,都是相对完整的文章,与《毛主席语录》中脱离特殊语境的只言片语相比,研习价值要高得多。但在毛泽东身后,党内和民间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多有微词或腹诽,华国锋却依然对毛泽东著述萧规曹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选”第5卷收录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批示。本来,在数以千万计的流血牺牲与战火殉葬品之上诞生的新政权,应该而且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与民休息,用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来补偿22年的战乱之祸。1949年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就是这样想的,在西柏坡党内高层会议上,他提出,鉴于“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构成:

“(1)国营经济;

(2)合作社经济;

(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刘少奇宣称:

“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949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工业产品数量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两千分之一。80%的中国人不识字,90%的农业、手工业是个体经济。务实的刘少奇主张在共产党执政下,允许除国民党势力外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力量并存。

党主席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公开政见与刘少奇区别不大。他早在1940年就写出《新民主主义论》,把共产党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反对“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土地但不消灭富农。

在政治上,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呼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承诺:

“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

毛泽东声称“联合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区别于苏俄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949年诞生的新政权,大致有个“联合政府”的模样。非中共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占3席(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在政务院副总理中占2席(郭沫若、黄炎培),在政务院部级机构正职中占22席,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占1席(程潜),还有一名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虽然这些职位都是些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干预国家大政方针的空衔。

毛刘内心的分歧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短暂过渡型,还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长期稳定?刘少奇当然从未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目标,但设想是在遥远的将来某一天早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举实现“国有化”,但现阶段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容许私有制的发展。

开国大典前夕,刘少奇到中国第二大工商城市天津看望资本家,开导工人代表:

“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刘少奇又转身安慰资本家:

“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

沿着这个思路,刘少奇得出了一个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离经叛道的结论,“文革”期间被《人民日报》穷追猛打:

“今天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少奇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1951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为马列学院学员讲课时告诫说:新中国需要10年建设,为工业国有化作准备;然后再过几年,至少15年以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离开工业国有化和农业机械化,不能为农民提供大量拖拉机,单纯依靠农民十家八家地组织农业合作社、互助组,不可能直接走到社会主义。

然而,刘少奇的一厢情愿,在党内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例如“东北王”高岗频频质疑刘少奇经济政策“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而卢作孚在共产党新中国的遭遇,就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走麦城的例证。私人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卢作孚,笃信“实业救国”和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解放前击败外资公司而统一川江航运,1950年把民生公司避居香港和海上的18艘主力轮船开回内地,希望在新中国继续航运事业。卢作孚主动表示接受公私合营,然而,公股的介入严重干扰了资方的经营自主权。公司资金周转紧张,中央政府打电报明确承诺贷款金额,但民生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就是压住不向卢作孚汇报。公司轮船触礁,被说成“阶级敌人”有意破坏。1952年初,在针对国家干部和私营企业家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卢作孚收养的孤儿、住在他家中的通讯员跳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公股代表,会场上还频频高呼口号,让坐在台下的卢作孚内心十分难堪与沉重。从会场下来,回到家中,卢作孚只说了7个字:

“我累了,我要休息。”

当天晚上,这位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俭朴的一代船王在卧室仰药自尽,遗嘱把家里的办公桌椅还给公司,把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捐给国家,妻子“今后生活依靠儿女”。看来不仅是剥削“有罪”,像卢作孚这样两袖清风的私人资本家也不见容于新社会。新华社一份内参称卢作孚是“畏罪自杀”。在“五反”运动高潮中,民生公司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枪杀。

卢作孚死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并配发评论《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只字未提卢作孚,却严厉指责民生公司私营期间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盘据在公司各部门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和压迫职工的特务与封建把头”,肯定国家派遣干部参加经营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人民日报》断言:

“私营企业中由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份,便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这就是公私合营企业优越性之所在。”

卢作孚的命运是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连毛泽东也曾经承认:

“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通忘记卢作孚。”

然而,四大民族实业家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卢作孚,靠一条小火轮起家发展到上亿元资本、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重庆奇男子,被日本同行业视为“对手”,被美国航运业称为“奇迹”,却消失在毛泽东和高岗等人跃跃欲试的社会主义改造前夜。

卢作孚过世一年后,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不点名地严厉批评刘少奇–

“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不顾1949年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抛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国资本家和小业主闻讯惊耸。仅用3年时间,在全国旋风般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大大小小的私有产权被国家政权吞没。

以卢作孚为代表,本是中国极为匮乏的实业家、资本家资源,从此进入冰川期。没有像卢作孚这样玉碎的资本家苟活下来,也不复有用武之地,只能成为拿定息的食利者。

取代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成分”,却并未如人民日报所预言的那样,“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

等到“文革”后人民日报终于承认卢作孚这位“超群实业家的卓越才华”和“艰苦创业、富国利民的崇高精神”时,等到人民日报读者第一次读到卢作孚这个大资本家竟然慷慨奔赴国难,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从宜昌抢运部队、难民150万人和军工厂等物资100万吨入川,民生公司为此牺牲116名员工、66人致残时,蓦然回首才惊觉今天像这样德才兼备的资本家、创业者是多么可遇不可求!刘少奇建国前夕在天津不幸而言中–

“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香港船王”包玉刚曾经感慨:

“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未能以“执政党”的身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继续以一个“革命党”的姿态,一次次发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取缔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和一切民间社会组织,严厉镇压其他政治势力和社会主张,抑制人民物质生活的渴望,用美好而遥遥无期的未来社会图景麻醉和凝聚人心。

1956年是中国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朝廷专制集权,在民间却有着相当悠久的小生产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滋生民本思想和自由情怀的土壤,也是制约皇权专横跋扈的大后方。中国历史上政治的大一统固然根深蒂固,但经济的大一统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在1956年成为几亿人民唯一的Boss后,得以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建立起一个覆盖社会一切领域的“全能政府”。毛泽东既是政治“领袖”又是精神“导师”,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定于一尊,可以为所欲为。

紧接着就是毛泽东欲擒故纵、巧布“阳谋”的1957年。一些旧中国遗留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一年前不反对甚至乐见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却希望中共采纳英美民主政治的某些元素。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说过:

“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

“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

在经济的“大一统”上幻想政治的某种“自由化”,提出“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岂不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章伯钧等人很快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迎头痛击。“毛选”第5卷到此打住。

“继续革命”

历史没有给予华国锋继续整理出版毛泽东1957年后著述的机会。这部分文献,有不少散见于《人民日报》。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怀念起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毛泽东十分遗憾地看到,新中国还存在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存在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生产关系上还不是那么纯粹。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闻讯,立即在市委理论刊物《解放》上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指责解放后的工资制是等级制,属于“资产阶级的法权”,与“物质利益”原则一样应予限制。毛泽东读后大喜,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转载,并亲自加了按语。

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一登龙门,身价百倍,随即被增补为上海市委常委。

由张春桥等人和人民日报鸣锣开道,毛泽东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上一路狂奔。1958年岁末,毛泽东从故纸堆里翻检出一个“社会主义作风”的古代范本,向中央全会郑重推荐三国人张鲁的“五斗米道”。这个割据汉中的小朝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政教合一,劳武结合,大搞思想教化和群众运动,在大路上设置“义舍”,备有义米义肉,吃饭不要钱,让路人无偿取用。张鲁的故事透露出毛泽东内心深缠的情结–一个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桃花源!

不幸的是,敌视商品经济和私有财产,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跃进和革命,只能扼杀全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导致生产力的大倒退,几年后终于爆发了历史上最惨烈的三年大饥荒。

据1978年统计,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合起来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99.96%,几乎是社会劳动者的全部,城镇个体劳动者仅为社会劳动者的0.04%,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劳动者则完全消失。正是在这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力丧失殆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年大饥荒过后,毛泽东含恨退居二线,再也不敢对经济建设发言。但他依然通过“纲目”论,保持自己对国家事务的绝对权威,即把经济建设说成“目”,把他“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说成“纲”,只能“纲举目张”,绝不容许允许“以目乱纲”、“以目篡纲”。毛泽东甚至纵容“四人帮”不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撇开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祈望一个理想社会,只能是在上层建筑频繁进行政治整肃,发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自下而上地“造反”,煽动“天下大乱”,甚至不惜砸碎1949年后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权力重组和社会秩序重建;同时,在意识形态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吹“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以堵塞民众物质利益的人性觉醒,维系原教旨主义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凭借顽强的领袖意志和“个人崇拜”,终于把中国拖入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毛泽东以“重上井冈山”的豪情,把昆仑山“裁为三截”的气魄,掷地有声地宣称: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1967年2月,毛泽东交给“中央文革”组员王力一个任务,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归纳归纳,看有些什么理论根据?”

5月16日深夜,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一周年之际,毛泽东打电话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求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以示纪念。陈伯达会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南海秘书、“中央文革”的“四大金刚”通宵不眠,赶写出《伟大的历史文件》,劈头就问: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

《人民日报》5月1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可能或者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但社论没有详细说明共产党掌权后还要“革命”的缘由和基本内容。

10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正式使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并把它说成是“文革”的一个根本问题。

转眼到了11月6日,俄国“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论概括出“继续革命”的6个理论要点,作为发动“文革”的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不能讲“和平共处”、“仁义道德”;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继续革命”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人们灵魂”,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的上层建筑。

文章把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肉麻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接着,“继续革命”相继写入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宪法。

1977年3月,毛泽东逝世后首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汪东兴领导起草会议文件,遵照“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批判“唯生产力论”,指责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因为党内反对声音强烈,会议文件被迫做了修改。华国锋的“五一”文章就是妥协的产物。

一方面,华国锋谴责了“文革”时期在人民中间挑动“全面内战”、把老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等极端做法,强调要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他从毛泽东的国务言辞中,挖掘出一段已被毛自己遗忘的名言: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会不会开除“球籍”,这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指标、生产力指标,与是不是“继续革命”一道,借助毛泽东一贯的夸张口吻,被提升到执政合法性的高度。经过几十年绵延不断、纠缠不清的政治运动,这本来是个耳目一新的视角,可惜华国锋不敢做任何理论上的阐述和延伸,因此未能构成官方意识形态的突破。

另一方面,华国锋又竭力维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正统: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华国锋基本上把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概括的“继续革命”理论框架照单全收。

华国锋煞费苦心,甚至不顾江青等人敌视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基本事实,把“四人帮”也说成是“走资派”,以此证明“继续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华国锋不敢像他的前任一味沉浸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继续革命”的快感(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他想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抓捕“四人帮”后就减缓直至停止了“批邓”,在党的“十大”上毅然宣布结束“文革”,但他绝不肯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放弃“继续革命”。

“语录”之争

然而,“文革”前的老干部,有头脑的知识界,从个人与家庭的悲剧命运,从这场哀鸿遍野的国难中抬起头来,不满于华国锋这种骑墙态度。大家心里明白:不突破这个冠冕堂皇的“继续革命”理论,政治运动、内部倾轧就永无休止。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你死我活,到头来只成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几个野心家的投机。当年有诗为证: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只要“继续革命”这把上方宝剑还高悬头顶,像邓小平那样清醒务实的领导人顺应民心的“整顿”政局和“四个现代化”的努力,随时会被扣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而腰斩。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再这样“革命”下去,全国人民只能喝西北风。用《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劳动模范潘从正的说法,就叫爱“折腾”,“越折腾越穷”。

在中央党校,在人民日报,有识之士都在借学习“毛选”五卷的机会,思考如何破解“继续革命”这个魔咒。

人民日报最丰厚的一笔资产,就是自创刊以来所有见报文字的原稿、小样、大样,包括领导机关的批示和重要读者来信,都得到妥善保存。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吩咐吴冷西从北京用飞机送来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社论小样,按照小样上刘少奇、周恩来的修改笔迹“秋后算帐”。“文革”后,人民日报也是从档案库中翻出葛佩琦当年给报社的更正信,为这个“大右派”的重见天日尽了一份义务。在华国锋文章发表后,心怀不满的编辑翻检出1967年的几篇社论小样,有了惊人的发现!

11月6日那篇“两报一刊”社论的“出身”就不光彩:康生策划,陈伯达、姚文元主持撰写,六易其稿。陈伯达作为林彪的笔杆子,在毛泽东身前已被打倒;姚文元成了华国锋的“阶下囚”;康生在“文革”挨整的大批老干部复出后已经变得形迹可疑。而且小样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都不是毛泽东的原话!由陈伯达主张排成黑体字(“文革”中“毛主席语录”都享受黑体字待遇)。特别是“继续革命”六要素,是用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串连编写而成,直接用黑体字排出。

毛泽东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的原文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专政”。这篇社论改成“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全面专政”四字完全是陈伯达、姚文元炮制出来的,成为“文革”期间杀气腾腾、闻之胆寒的执政理念。

陈伯达、姚文元在给毛泽东的送审信中说:

“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

人民日报如获至宝,给党内高层呈上一份“内参”,郑重提出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伪造语录”的问题。

汪东兴主持的“中办”看到“内参”不高兴了,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说对于陈伯达、姚文元的社论第六稿,毛泽东是完全同意的,在信封上亲笔批示: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人民日报编辑傻了眼,但不服输,告诉中办,你们把批示原件拿出来,我们就为“内参”发更正。中办不愿或者不屑于出示原件。这场“语录战”,人民日报险胜,党内理论界对人民日报的揭露大呼痛快,为“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学说的正宗性岌岌可危而幸灾乐祸。

邓胡“接触”

1977年7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教研室座谈会,讨论党校开学后如何做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教学辅导。首先发言的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对于华国锋刻意维护的“继续革命”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吴江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继续革命”也不等于不断反右,现实生活中有“左”也有右,或形“左”实右,有什么反什么。

胡耀邦听了,很受启发,认为吴江抓住了“毛选”第5卷的一个中心问题。据沈宝祥回忆,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

“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怎么样?”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政后,为活跃思想而提议创办的理论内刊,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提出和阐明一个理论问题。耀邦正在为创刊号缺少有分量的文稿而犯愁,吴江当即应允。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第二天他写出4500字的文稿《“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交给胡耀邦秘书陈维仁。下午打印出清样,胡耀邦在清样上作了一些修改。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呱呱坠地,印刷300份,除了在中央党校内部发放,还呈送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名单由胡耀邦亲自审定。

一个历史的巧合: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第二天,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邓小平党政军职务。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沈宝祥清晰地记得,《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负责编辑这份内刊的理论动态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同事接完电话后,高兴地告诉他,中办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

7月19日,胡耀邦召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会议开始时旗帜鲜明地说:

“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

人民日报与中央党校联手出击。9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乌疆”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把《理论动态》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文章强调:

“特别要大力进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

文章说,有人把“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显然是不对的。“四人帮”更是从来只讲“上层建筑革命”,避而不谈生产斗争,鄙视“物质基础”,是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篡改”。

“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了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

就在这年10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570万考生的考卷用纸急需,中共中央决定,悄悄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这是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让步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

11月8日,人民日报接着发表凌亢文章《继续革命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借助毛泽东的论述,提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都是“革命运动”,不应用阶级斗争冲击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不宜用阶级斗争的经验,用搞社会革命、群众运动、举国动员、大跃进的方法来抓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无视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

人民日报还在新闻报道中煽风点火,宣扬这样的主张。比如关于常州经济建设与科技工作的报道,做出标题:

“这也是继续革命的觉悟问题

常州市大搞科学实验,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激光、材料科学等正在不同程度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去,有力推动了生产发展”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记载,胡耀邦1982年10月16日找他谈话,中组部长宋任穷在座,耀邦说: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

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

“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理论务虚会经过反复斟酌,提出赋予“继续革命”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个提法是作为“文革’指导思想出现的,已经同”文革“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郑重提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必须”坚决纠正“。

在”继续革命“问题上,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耀邦对”文革“路线的怀疑态度和大无畏的批评精神,引起小平的共鸣和关注。以邓小平为政治后盾,胡耀邦通过《理论动态》频频发力,吹皱一池春水,人民日报推波助澜,从此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海啸春潮。

1982年,人民日报没有报道的一件事:“毛选”五卷因为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的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此时,华国锋已因主张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错误,离开最高领导岗位。

人民日报活版车间负责铸字的工人师傅忽然发现,“革命”两字的铅字需求量大幅下降,而“改革”两字的铸字量急剧上升。一字之差,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已经截然不同。

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全部出齐。新华社特别说明,文集第八卷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相关文献,只选了这一时期关于对外宣传、三个世界的划分、打开外交新局面、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一些论述。尽管如此,新华社承认文集第六、七、八卷,即从1949年建国到1975年病逝前夕,有些重要著作仍“有’左’的痕迹”。

《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一字之差,后者只具备“历史文献”价值,与华国锋奉为圭臬、宣誓要“进行到底”的那个“继续革命”理论已经风马牛不相及。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