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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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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提起民国间的报纸,影响面最大的应该是《申报》了。《申报》不仅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其鼎盛时期,《申报》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报纸的代名词。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富翁。更因为《申报》的影响,史量才实际上掌握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势必要与政治发生牵扯。对此,史量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毅然决然地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民间也广泛传播开他的事迹。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此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其中一则是这样的: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史量才这种性格,势必会引起独裁者的嫉恨。

1934年11月13日,沪杭公路翁家埠地段发生命案,六个黑色短衣打扮的特务拦路刺杀了史量才。这是一起周密部署的行动,组织者是戴笠,下达命令的正是蒋介石。

那么,史量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

史量才,原名家修,字量才,1880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县泗泾镇。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教育界,先后在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中、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我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到苏州等地开拓蚕桑事业。1905年,史量才与黄炎培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三年后,史量才的目光开始转向报业,兼任起《时报》的主笔。《时报》创办人狄楚青特在报馆辟出一个房间,供报馆同仁和教育界、学术界、金融界等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展开讨论。史量才积极参与,认为兴教育、办报纸、开民智是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他还积极参加江、浙两省收回路权运动,社会声望得以提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和南北议和会议等重要政治活动,曾被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及松江盐务局工作,以办事精干而获好评。然而,史量才好直言,嫉恶如仇,“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这种性格使他遭到了一些挫折,也因此看到了政界的黑暗,遂退出仕途,全身心投入到新闻事业当中,与实业家张謇合资12万元购进了《申报》。

《申报》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以华人席子眉为经理,蒋芷湘为主笔。席子眉去世后,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后来,美查返回英国,席子佩购得《申报》全部股权,使《申报》得以转入国人手中。但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并未得到发展,反而连年亏损,销售量仅7000多份。史量才接办后,聘请了得力人才,努力提高报纸的吸引力;他还争取到江浙财团的大力支持,购置了新式机器,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低价购入大量纸张,积极开展广告业务,拓宽发行渠道……最终使《申报》成为经济独立、无党派关系、完全商业化的报纸。由于其经营有道,《申报》发行量从民初的7000余份发展到民国17年公开宣布的15万份,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1916年,张謇等退股,《申报》报社成为史量才独家经营的企业,他自任总经理,并进一步向外扩展。1927年,史量才买下了《时事新报》部分股权。1929年又从美国人福开森手中购得《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30年代,史量才又创办《申报月刊》,编印《申报年鉴》,开办“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流通图书馆”等机构,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而且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

不过,史量才毕竟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其发展的道路上,不免要受到官僚当局的压制。购买《新闻报》就是一例。

1929年,雄心勃勃的史量才想要收购上海另一家报纸《新闻报》的股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报业梦想,组建自己庞大的报业集团。当时,美国人福开森为《新闻报》的老板,拥有65%的股权。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怀疑,福开森害怕自己的产业流产,所以在《新闻报》正蒸蒸日上的时候,决定卖掉股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史量才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绝不能失之交臂。他与福开森多次秘密谈判,最终以70万元的价位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让股合同。但是,福开森暗中出卖股权的行为遭到了该报总经理汪伯奇的极大不满。汪伯奇不仅组织报社职工抵制史量才派人接收,而且联合虞洽卿等人一起反对史量才。此事越闹越大,为国民党当局插手此事提供了条件。

国民党当局早就注意上史量才了。他们认为《申报》本来就实力雄厚,影响力大;如果再加上《新闻报》,极有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所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一边警告《新闻报》持股人不得出卖股权,一边呈请国民党中央收买福开森的所有股权。他们还发表致《新闻报》的公开信,说该报的大量股票被反动分子购买,一定要在两星期内将之收回。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恐吓,处境非常恶劣。这种情况下,史量才派出了与蒋介石有过交往的总主笔陈景韩活动,再加上邵力子也劝说蒋介石,认为政府不宜直接插手民间股权纠纷,蒋介石这才打消收买意图,但仍然给史量才以压力。史量才不得不撤回对《新闻报》接收人员的任命,转而将《新闻报》改组为华商有限公司,仍由汪伯奇任总经理。史量才只得将到手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上海的工商界人士。最后的结果,史量才虽然仍持有50%以上的股份,但是他既不能担任董事长,也不能干涉报馆事务,以前的设想基本泡汤。

接着,史量才经历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爱国者的声音

史量才开始办报时,还不具有明确的新闻救国的思想,他是以实业来办报的,意图以实业救国。他办报以赢利为主导思想,政治态度比较保守,经常采用光报道不评论的方式。当遇到当局的“红灯”时,他常常采取躲避的行为,尽量避开政治大事,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读者不知所云。

1931年之前,史量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促使《申报》走向现代化道路,加强了新闻性,并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的大量专职、兼职通讯员,以多种形式展示民国时期的风云变幻,激起读者的关注。他还重用黄远生、邵飘萍等目光犀利的记者,发表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时局报道。正因为这样,《申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史量才又生怕自己的事业受到当局及外国势力的摧残,为求生存,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不真实的报道。例如,在“五卅惨案”后,《申报》竟然刊出公共租界工部局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诚言》第一期,遭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革命报刊严厉批评《申报》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机关报”,呼吁人们不要订阅此报。虽然史量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申报》上刊出道歉启事,并在原来刊登《诚言》的地方登出《辟诚言》一文,还自愿捐助银币,支持工人群众,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了史量才的局限性和软弱性。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成为要求抗战、反对内战、正视危机、要求进步的爱国人士,《申报》也因此换了一个天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申报》就以自己采写的47条电讯和“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等为题,详细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指出日本侵略的性质。接着在9月23日,又针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及时发表题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要求南京政府“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当年12月,全国各地学生组成抗日请愿团齐聚南京,向南京政府举行爱国示威,受到血腥镇压。《申报》不顾最高当局的禁令,向全国真实报道了27日发生的“珍珠桥惨案”真相,并发表评论文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国难当头之际,史量才积极投入到爱国的洪流之中,他经常参加集会,与各界人士商讨反日对策,参加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他被增选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国际宣传委员会和检查奸商偷售日货行为。在日本步步紧逼、谋占上海,而上海市政府按照南京政府旨意步步退让之际,史量才邀集20余名社会名士,在他的住宅成立“壬申俱乐部”,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抗日对策。他多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准备自卫的建议,但均未受到采纳。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领将士奋起抵抗。史量才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为,为他们声援助威。1月29日,《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做正当防卫。1月30日、31日,陶行知执笔,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此次的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的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它负起完全责任,号召全国军队举起爱国旗帜,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河山。

1月30日,“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史量才发起组织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史量才的言行深深激励了大家,他被众人推选为会长。

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93万元。史量才和他经营的《申报》在这一时刻,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当宋庆龄在杨杏佛的陪同下与史量才商谈十九路军的军饷时,史量才很快将《申报》准备购买纸张的7万美元兑换成银元捐给十九路军。他还跟宋庆龄、杨杏佛一起研究战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好的建议,但当局根本不理,并且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行为。1932年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淞沪,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意,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史量才对此很不理解。

自始至终,史量才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十九路军撤退,《申报》发表时评,疾呼:“我军以敌重兵压迫,后援不至,已全线退却。国人乎,今日之事,吾人为救国计,惟有继续奋斗而已。复何言,复何言!”又强烈地呼吁:“吾人惟有继续作艰难而持久之奋斗,毋灰心,毋气馁。吾人如能具持久抵抗之决心,则更大更光荣之历史,终当在吾人热血溅洒之下,展开于世人之眼前”,并将言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称:“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奋勇前行争自由

鉴于史量才的声望及社会影响,国民党曾多方拉拢过他。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32年3月,国民党政府为应付舆论,召开掩人耳目的“国难会议”。主持筹备会议的汪精卫表示,会议将以讨论御辱、救灾、绥靖为内容,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史量才也被南京政府聘为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史量才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马相伯等66名会员联合致电国民党政府,声明不参加会议。接着,4月1日的《申报》还刊登时评,揭露“国难会议,一言以蔽之,不过为敷衍人民之一种手段,吾人是否应重视斯会,被征聘之诸君子是否甘为傀儡,其三思”。时评发表后,又有多人声明不参加此会。结果,原聘会员500人,真正到会的只有百余人。

“国难会议”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就一些议案向史量才等人疏通,史量才不改初衷,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绥靖”政策。《申报》也继续发表时评,批判国民党的有关政策,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致国民党报纸纷纷攻击《申报》“不明是非,思想左倾,为共产党效力”。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0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士商谈后,决定由陶行知撰写时评,明确表明《申报》反内战的立场。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刊出了陶行知的三篇时评,分别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名为“剿匪”,实为剿民,这种不将枪口对外、反将枪口对内连续剿杀人民的战争,后果非常严重。文章称:“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这样的时评引起了国民党的震怒,后来由蒋介石亲自批示:“申报禁止邮递”,使《申报》面临危机。而《申报》的时评,蒋介石本来是没有看到的,他之所以能够得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的告发有关。而朱家骅之所以告发《申报》,又与“中大殴段学潮”有关。

朱家骅原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在职期间因积欠学校经费达半年之久,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但由于朱善于迎合上级,后不降反升,被改任教育部部长。中大校长一职因此虚悬。1932年6月,朱家骅提请行政院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段锡朋是一官僚政客,根本不是校长的合格人选,中大的学生因此非常反感。等段锡朋到校后,不少学生一起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锡朋摆起了官僚架子,申斥学生,甚至动手捉拿为首的学生。段的举动激怒了学生,学生们群起而打之,段多处受伤。此后,朱家骅和段锡朋立即将此事报告行政院,行政院当天就决定命令解散南京中央大学,并先后逮捕了60余名学生。

中大风潮发生的当晚,为掩盖事实真相,教育部电话邀请南京各报记者到部,分散油印稿件一份,要求各位记者照此稿拍发中大殴段学潮新闻。然而,《申报》却于7月1日刊登了钱芝生的《中大风潮原因》,“说明学潮的起因由于中大经费积欠甚巨,开学时教职员只领到月薪三成。学生因在沪战后筹款不易,应缴各费请由教授担保,分期缴清,先准注册上课,而朱家骅予以拒绝。以后师生请求拨英庚款利息为中大基金,而朱为英庚款董事长,又予以批驳,加之朱接任之始,以整饬学风为名,曾几次开除学生多名。平时对学生的请求,也总批驳不准。因此师生对朱极为不满……朱辞职离校后,学生又检举朱挪用水灾捐款3万余元,发给随朱去职的教职员薪金,呈请限朱即期归还,并撤职(教育部长职)查办。因此,师生和朱双方结怨甚深。后来政府决议以教次段锡朋兼代校长。学生认为段是朱的替身,所以加之殴辱,也是对朱积怨的发泄”。在文中,钱芝生还真实报道:由于段锡朋接事时的态度恶劣,所以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而被殴打。

此文一出,无异于揭露了朱家骅的真实面目,引起了他对《申报》的仇恨。所以,当他发现《申报》中陶行知的文章时,马上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迅速采取了高压政策。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呢?马荫良透露了这样的细节:

事后有人告诉史量才:“你在4月间批评国难会议,拆国难会议的台,直接对付汪精卫,蒋可诿称不知,同时由于蒋汪间的矛盾,对蒋并无不利。你对蒋批评也可以,但7月的批评,公然和蒋的‘剿匪’政策唱反调。蒋以反共起家,以武力为统治基础,刺他要害,哪能不引起忌恨?哪能不动火?”史答:“我父经营中药商业,讲信实,行直道。我经营新闻事业,岂能不讲信实,不行直道?我父临终时,恐我遇到有人作难,不惜委曲求全,陷入歧途,执手以行直为嘱。《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7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对此非常愤怒,意欲披露此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想办法周旋疏通,尽快使《申报》继续运转起来。几经周折,蒋介石最后终于提出《申报》恢复邮递的三个条件:(一)《申报》时评要改变态度;(二)撤换总编辑陈彬和,陶行知、黄炎培离开《申报》;(三)国民党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对此,史量才表示,时评的态度可以缓和;总编辑陈彬和自愿辞职;黄炎培是自己的朋友,不担任实职,由于生计,每月送一点钱,实际上不到报馆办公,也不负任何设计责任,希望不动;陶行知不是报馆的人,他的文章属投稿性质,以后可不再续登。但是,史量才坚决不同意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指导,认为《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拿过政府的一点补贴,倘若政府硬要派人,《申报》宁可停刊。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这样,《申报》在被禁邮达35天之后,再次与广大读者见面。

为“人格”“报格”而牺牲

许多《申报》同仁都记得史量才常说的话:“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在原则问题上,史量才不会因强权的压制而退让。正如他对言论自由有一种执著的信念一样。当时,史量才力排众议延请黎烈文为《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又广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撰文,鲁迅、茅盾、巴金等人都常有文章发表。光是鲁迅,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就以各种笔名在《申报》发表140余篇战斗杂文。对此,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目等人采取各种手法,想要让史量才撤换黎烈文。史量才直截了当地答复:“感谢诸公为《自由谈》赐教。不过,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为不自由谈吧。”

1931年11月,蒋介石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此事内幕被宋庆龄获知后,非常愤怒,以“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该英文宣言由杨杏佛译成中文后,派人密送到史量才手中,希望设法公开发表。史量才为此积极行动,虽未在《申报》发表,但通过他的关系,《宣言》得以在某通讯社的刊物上登出。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决议杀害杨杏佛与史量才。1933年6月,杨杏佛遇刺,史量才成为下一个刺杀对象。

史量才早将生死置之度外。1932年12月,宋庆龄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量才不仅派《申报》原来的总编辑陈彬和、记者钱华参加“同盟”,出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他本人也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发言中,史量才表示坚决拥护“同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南京政府侵犯言论出版自由、非法迫害进步人士等行径,号召新闻界同仁与“同盟”携起手来,共同战斗。

此后,史量才和《申报》不顾南京政府的种种禁令,如实报道“同盟”的宣言、电函以及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史量才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尊敬,而国民党政府将他视为眼中钉,决意要铲除他。

1934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正式将暗杀史量才的任务交给特务头子戴笠。戴笠原本打算在上海租界动手,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后来,他们得知史量才将于1934年10月去杭州休憩,于是将暗杀地点定在沪杭途中的海宁境内。

10月6日,史量才赴杭休养。11月13日午后1点钟,史量才乘自备汽车,沿沪杭公路返回上海。与他同车的还有夫人、儿子咏赓、内侄女,以及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另加司机,共有6人。下午3点钟左右,汽车来到了海宁附近的翁家埠。这时,车前突然出现一辆京字72号汽车,挡住去路。接着,数名匪徒从车上跳下,用枪先后将司机及邓祖询打死。史量才等人见势不妙,迅速下车躲避。史夫人下车时跌伤,内侄女也在奔跑中被飞弹击中。只有史量才与咏赓继续奔逃,匪徒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史量才后来逃入一个茅屋,再由后门逃出,然而因不识路径,只好避匿于一个干涸的小塘内,不料被路上的匪徒发现,匪徒上前开枪,一弹穿过两耳,史量才倒在血泊中,咏赓也在竭力奔逃,虽有3个匪徒追击,打出子弹达20多发,但均未射中,最后,匪徒子弹告罄,便迅速离去,咏赓得以保命。

史量才之死,使新闻界失去了一个领袖级的“民众喉舌”,蒋统区变得更加黑暗。

(张建安/《纵横》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