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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22,张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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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生,天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志愿军;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俄语专业提前分配工作,任该校俄语系资料室资料员;1962年,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革”期间,张志新因反对个人崇拜和极左路线获罪;1969年至1975年,囚禁于监狱;1975年4月4日,被枪杀,临刑前被割断气管。1979年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烈士。

1979年初,人民日报编辑部从辽宁《共产党员》杂志上,看到“文革”中被杀害的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事张志新的报道,极为感动。人民日报立即约请《共产党员》杂志写出一篇通讯。

张志新,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一个生性浪漫的文艺青年。她出生于天津,三姐妹酷爱音乐,组成家庭小乐队经常参加演出,是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大姐张志新擅长六弦琴,小提琴拉得也不错,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是她最喜欢演奏的曲子。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她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志愿军,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并提前毕业留校工作,直到1957年冬与丈夫曾真一道移居沈阳。

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的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教授在这里蒙冤落难,另一个比张志新小5岁的法律系大四女生程海果(林希翎)在校园辩论会上意气风发的演讲,张志新不可能闻所未闻。其实,张志新与喜欢英国小说《牛虻》主人公亚瑟并更早参军的林希翎风格很相像:敢作敢当,很有主见,用过于理想甚至比较主观的眼光看待客观环境,经常表现得一厢情愿,不识变通,宁折不弯。虽然她们卷入了连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干部也当局者迷的政治,骨子里却是一片少女般的天真烂漫。

但张志新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思考要比这个著名的“右派”学生晚得多。从参军、入学到工作,从沈阳市委到辽宁省委,她的人生起步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颇受眷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也曾报以极大的热情。只是后来目睹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全社会的动荡,她渐渐产生了疑问。

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文革”后追踪采访,张志新所在的省委机关分裂了,甚至一家人也变得势不两立,群众组织从早到晚用“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对骂,从“动口”变成“动手”,从石块、棍棒发展到步枪、机枪和土坦克的武斗。一次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暴力冲突,多少无辜青年倒在血泊中,过后郊外添了许多新坟。

张志新曾经与家人到天津姨妈家避乱,但天津照样是大规模的武斗。她又从天津跑到北京看望哥哥、妹妹,但首都也好不到哪里去,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与将军、学者都被揪斗,押上卡车、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街。

回到沈阳,张志新开始沉默,爽朗的笑声听不见了。在一位省委书记批斗大会上,看着几个彪形大汉按着这位老红军的头搞“喷气式”,张志新抑止不住当场啜泣起来。

据《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采访调查,张志新对时局的忧虑,最初只是在与同事朋友的闲聊中零碎地流露出来,并未在公开场合谈过。省委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干校”学习、“清队”后,她对“文革”的非议被揭发出来。一腔赤诚的张志新,带着党员对组织知无不言的道德信念,加上文艺青年浪漫不羁的性格,不知闪避,对组织上和盘托出内心的想法。

另一件事也证明她对组织的绝对信赖和性命相托:她读到人民日报有关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报道后,感动之余,用共产党员标准审视自己,陷入深深自责。在那个社会风气极为保守的年代,她不顾一切地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了自己与一位文艺界男士有过的婚外恋情。

另据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前处长、后在盘锦干校工作的韶华2005年在《中国妇女报》撰文说,宣传部文艺处干事林岩透露,张志新是这样被揪出来的:

“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

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这些话,是在会议上讲的。会后要向上面写’简报’。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的。上面一见简报,立即命令我们组织对张志新的批判。可是张志新不服,不仅不服,还继续讲自己的观点,越说暴露自己的观点越多。”

林岩等同事私下找张志新谈话,苦苦劝说她承认“错误”、赶紧检查。这样,再往上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发落。张志新就是不肯低头。于是,上面继续组织对她的批判–

“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就这样,“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她一次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直言不讳地对“文革”路线和执政当局提出颇为系统的批评。对林彪–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

对江青–

“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可以揭么!”

“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

对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刘少奇,张志新竟然在1969年8月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为这位党内曾经的二号人物鸣不平。她说–

“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

“我的立场确实没有站起来,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一边。”

对彭德怀–

“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该平反。”

对毛泽东,张志新肯定他自遵义会议挽救党、领导夺取全国政权的“丰功伟绩”,同时尖锐指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集中反映在3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对“文化大革命”–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对党内愈演愈烈的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

“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今天,让我们触目惊心的,不是这些政治见解的超前–张志新简直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提前写出了一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大纲!更令人惊奇和敬畏的是,在那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这个奇女子竟然不避刀镬,公开地,而且是一二再、再二三、引颈就戮式地发表这些与当局相悖的政见。

“特殊材料”

回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处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底色的党外人士,本来最有可能对新中国一边倒的极左路线提出异议。然而,民主党派,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经过创巨痛深的“反右”运动,更是被抽筋去骨,露出文人的孱弱。就像剧作家曹禺“文革”后接受田本相访谈时回忆说:

“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

大师级学者陈寅恪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困守羊城,别寄怀抱地编写风尘女《柳如是传》。

党内干部,铮铮铁骨如彭德怀、陆定一,可以坚持自己不认错,但因为老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和传统思想体系的约束,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路线、对毛泽东本人提出峻切的分析批判。以死抗争的,出于对身后政治清白和亲属政治安全的顾虑,还得在遗书中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

而乱世中的普通党员,就像诗人雷抒雁诗中所言:

“我曾满足于–

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

我曾满足于–

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党内出了个张志新,就是这个党理想主义情怀遗风余韵的最好证明。斯大林在列宁墓前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是20世纪人类学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忠诚和执着,成为人生坚不可摧的精神支点,造就了类似尼采笔下那种挑战生理极限、超越人性弱点的“超人”。

在解放前,多少革命烈士粉身碎骨,宁死不降。像毛泽东的“同学少年”蔡和森,在广州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烂。像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豪迈地宣称“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28岁走上刑场前索来纸笔慨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张志新的性格、气质与革命先烈一脉相承。在组织上看来,她的一次次口头发言和书面意见,是“死心塌地”的“恶毒攻击”,在她自己看来却是“一个普通党员对待路线斗争应尽的义务和权利”。韶华《中国妇女报》文章回忆张志新在干校被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大会的情形:

“我再细看,这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她进了会场,仰着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一点愧色。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大喝一声:’张志新!低头!’

张志新不低头,好像没有听到。这时原来扭着张志新背膀的大汉,使劲按着张志新的脖颈,每按一次,张志新便顽强地再抬起来。反复多次后,两人按着张志新脑袋的手,干脆就不再抬起,用全身力气压在张志新的头部。张志新的头发也全乱了。她想用被绑着的双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但不能够。”

1969年8月,张志新走到了悲剧命运的一个关节点:有关人员奉命前来找她核实“问题”。大祸将至,利剑当头,她却没有一点怯阵退缩。《共产党员》杂志的通讯写道:

“张志新慷慨激昂地讲了好几个钟头,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一系列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等重大问题的观点。

最后,那几个人把记录交给她看,问:’是不是你的观点?’

张志新回答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录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她写了一份长篇的书面补充材料,并堂堂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月后,张志新被投入监狱。据陈禹山说: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

在狱中,她还有理有据地写出上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郑重声明: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危,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的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像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就光会吃饭?那时候该做出什么回言?”

“文革”后查阅过张志新案卷的陈禹山说,她也有过懦弱的时刻:

“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在被判无期徒刑后,她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然后拢拢头发,坐下来读《毛泽东选集》。她与毛泽东晚年的治国理念发生尖锐分歧,但在人格结构上还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党性,是“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是“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具有的那么一股冲动,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张志新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自己斗争很激烈,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想过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在西方,公共道德允许人们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为了保命,可以违心地认错服罪,只要不伤害他人。在党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林彪、江青劫持的情况下,张志新完全可以韬光养晦,委曲求全。但为了配得上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一次次拒绝了回头是岸的求生机会!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特种性格”和“特殊材料”。她的钢笔被狱方没收,就用小木棍沾着墨水,在手纸上写下对监狱长的控诉,骄傲地宣称:

“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

“你们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她只能做70年代的哥白尼!”

张志新还是高估了专制者的人性,等待她的不是哥白尼的活受罪,而是比布鲁诺更惨烈的下场。

骇人听闻

人民日报把《共产党员》专稿付印,大样送给分管宣传的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审阅。胡乔木一个多月留中不发,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催问几次,胡乔木就是不明确表态。据胡绩伟回忆,一再追问下,胡乔木才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

毛泽东生前五大秘书之一胡乔木,特别提到张志新之死的一个情节“太残忍”。秦川不服,又去请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胡耀邦。与此同时,光明日报陈禹山采写的张志新通讯也送到了耀邦案头。胡耀邦一字未改,同意报道,只是叮嘱两报删去胡乔木反对的那个情节。胡耀邦对秦川说:

“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

1979年5月25日,报道张志新之死的长篇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终于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其实,《共产党员》杂志原稿只揭开了沈阳监狱的暗黑一角,更多的血腥野蛮在《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采访笔记中秘而不宣。直到2005年,已经退休的陈禹山才在深圳向媒体“解密”:

在那个“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年代,一入狱就谈不上基本的人权保障。张志新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

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

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

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几天过后这个顽强的女子终于精神崩溃。据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证明,张志新在里面脱光了衣服,狱方找了几个女的进去才给她穿上衣服;张志新还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狱警据实上报,上级却说“装疯卖傻”。

在犯人“批林批孔”会议上,狱方宣讲林彪“极右路线”时,张志新忽然站起来说了一句:

“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从张志新一贯观点看,她认为毛泽东犯的是“左倾错误”,此话应是精神失常状态下的言语。她立即被狱警扑过去押走了。就是这句话,结束了她6年生不如死的监禁。

监狱给辽宁省委送上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岂能容忍一个普通党员对伯父的不敬,发下话来:

“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4月,办案人员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后问她: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此时神志尚清醒的张志新说:

“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

办案人员不给看,张志新的犟脾气又犯了:

“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

这就是张志新给亲爱的党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被枪毙的前一个晚上,东北的天气还很冷,犯人都穿着棉衣棉裤。张志新提出要解手,看押她的犯人去请示管理员,得到的回答是:

“让她尿裤子里。”

这是“阶级立场”坚定的狱方,对这位六弦琴手最后的侮辱。

行刑那天,发生了胡乔木脆弱的神经受不了的那个情节,人民日报第一次向全国报道时被迫删去,陈禹山稍后在《光明日报》撰写的首次报道也语焉不详:

“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陈禹山报道见报后,有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陈禹山让接电话的干事“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位全国人大常委闻讯,打电话厉声质问人民日报:

“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

在党内外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张志新惨死的真相。陈禹山在后续报道分两次透露了1975年4月4日早上发生的黑暗一幕:

“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3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陈禹山在采访中得知,张志新并不是辽宁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

“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要到后来,中国人民才陆续知道,因为与张志新同样反对“文革”,李九莲在江西赣州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与辽宁的割喉管有异曲同工之恶。

18岁的中学生黎莲被4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2个穿白大褂的用一把精致的手术刀活体取肾,也没有采取任何麻醉。

就在全国开始轰轰烈烈拨乱反正的1978年4月,在江西新建县,为李九莲辩护的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然后几个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她滴洒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满了半桶血!

张志新的冤案曝光后,立刻震惊了全党、震惊了全国!在不少单位,人民日报被争抢,很多人一边看报一边流泪,连看几遍。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

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声称比资产阶级民主高明不知多少倍的国度里,竟然发生了阴险毒辣足与纳粹焚尸炉有一争的虐杀!

人民日报在不到一个月内收到读者来信、来电500多份,对“文革”期间法西斯专制的“滔天罪行”表示强烈义愤!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企业职工,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以至家庭妇女和中小学生。

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政府南京“模范监狱”的帅孟奇大姐,在人民日报悲愤撰文:

“’四人帮’对张志新的残酷迫害,同过去西藏的农奴主一样残忍,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凶恶。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想出割气管的酷刑,我们的先烈在赴刑场时,还能高呼口号。他们高昂的口号声划破夜空,惊醒了狱中的战友,唤醒了附近的百姓。就我所知,有的人就是听了烈士临刑时呼喊的口号,深受感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四人帮’竟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切断张志新同志的气管,他们怕她发出最后的真理的声音,怕这声音唤起更多的人反对他们。”

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陆定一慨然为张志新题词。在夏夜的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举行“向张志新烈士学

习”朗诵演唱会。“文革”中劫后余生的演艺界人士赵丹、白杨、张瑞芳、黄宗英、田华等登台表演,与首都市民一道深情缅怀张志新。1979年出版的新中国最大一部综合性词典《辞海》,收录了张志新的词条。

张志新的名字,成为1979这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伤痛记忆,这代人从此对任何专制政治的企图格外敏感、格外痛恨。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评论

  • 花如海 说:

    张志新与杀害她的制度,是互为因果,很难分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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