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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无主帅,功利精英狂躁民意误导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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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人出版人、美国明镜出版社及《明镜月刊》总裁何频先生2009年10月在布拉格。(摄影:黄频/中欧社)

他们培植了一批狂躁自大、以天下为敌的民众,使官员们不得不顾及这些民众一时感受的压力,而不敢筹谋国家长远利益。

中国领导人,正是一批知道不变不行的人。只是,中国领导人在求变的时候,得小心掉入自己人冒称“敌人”设下的陷阱。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崛起的大国而言,外交不再只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本身就是内政,甚至比内政更迫切、更需要精心面对,因为中国过去的改革驱动多来自对外的“开放”,而且在全球化下,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和世界紧密难分。

也就是说,中国外交上的改革,不只攸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切实和侨民、国民的利益相联,很大程度上更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崛起的持续性,决定性地影响中国体制转型的质量和方向、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时间表。

但是,中国外交又受制于内政(尤其是体制)。只有从外交、决策、执行体制上进行改革、战略性进行调整,才能使外交更有力地成为中国崛起的良性推动力。

江泽民训令善待海外侨民

邓小平时代,打开了面向西方的大门,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一笔勾销历史恩怨,厚待有“历史问题”“海外关系”的国民,优待港台海外同胞,使中国经济迅速得到输血,推动了中国最初的变革。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系统的外交部、港澳办、台办、侨办、统战部等,虽然体制依然僵化,但主事者、办事者多扮演了灵活、变通、积极的角色。

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因为六四事件在国际上四面楚歌,这个时候的外交以哀兵姿态“韬光养晦”、发展大国外交、调整“以邻为伴”周边政策,热切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努力参与西方主导的多边活动。

正是因为中共放弃了意识形态包袱,在外交诸多方面作出了妥协、让步,化解了中美几次重大衡突,使中国得以回到国际舞台,平和收回了香港主权(落实了“一国两制”政策)。同时也增加了投资者信心,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从依靠港台海外同胞投资逐渐上升到以吸引西方大型企业合作为主。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系统的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在软化中共强硬形象、加入WTO方面,功劳颇大。

在这个时期,江泽民要求驻外使领馆善待海外侨民的训令,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在,中国的公民甚至加入了外国国籍的华人,在海外一旦有了意外,例如遇到灾难或卷入法律纠纷,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官伸出援手。

但江泽民个人的作派,却使中国外交工作的另一面显得虚浮,要求外国高规格接待,组织侨社大规模迎来送往,弄得使领馆到处求人求情,整天出席侨团活动,疲于奔命。

由于当时的处境,江泽民,特别是李鹏访问的多是一些中小国家,而中国又以大国自居,百般折腾,常使接待国常常不知所措,心生怨气。

而北京多个系统,除了外交部、外事办,还有统战部、侨办、侨联、致公党、海外联谊会,再有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侨委,无不争先恐后与海外拉扯关系,于是制造了无数公费国外旅游机会,消耗了很多经费邀请侨领回国旅游,甚至在海外设置了众多有利安排干部子女、关系户的常年机构。结果爱党主席多如牛毛,爱国侨团乱如一地鸡毛……外人看来可笑,知情者说来忧心,北京实际上最终也消受不了了!外交成了侨交!

胡锦涛务实不要侨社欢迎

胡锦涛时代,中国因为主办奥运会、世博会,加上经济能量壮大,国际影响力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中共在政治上对异议人士的高压政策,尤其是与西方的利益冲突增加,中国外交的危机变量也增多了。不过,至目前为止,胡锦涛仍能在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保持理性的判断力,“和谐”的观念也反映在他的外交行为上。

胡锦涛在外交上可以称赞的是,他比喜好铺张的江泽民明显要务实得多,他进行工作式的出访比面子式的出访也似乎更多一些。2009年9月17日,明镜网曾独家报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美国出席多个会议期间,很可能不再接见“华人华侨代表、社团领袖”,也不会与“华人华侨代表、社团领袖”合影。这个消息一度被人斥为“谣言”,几天后,却得到证实。

笔者当时评介此事时说:胡锦涛出访时部下较少要求接待国大搞面子礼仪,这次又取消接见“华人华侨代表、社团领袖”活动,集中精力于外交大事,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华人华侨社团是海外华人不可或缺的组织,有的在维护华人权益上做了一些实事。但同时,如前所述,社团组织也泛滥成灾,仅纽约就可能有成百上千社团主席、会长,常常还争得矛盾重重。外交官整天奔波于社团活动,非常无聊非常无益。每次中国领导人来访,主席们争相参与被接见、合影,使领馆为了平衡伤透脑筋。而会谈时,所讲的话,也多是假大空、马屁言语。某些人还拿着与领导人的合影,招摇撞骗,甚至回乡吓唬地方官。

笔者建议取消社团组织的各种欢迎中国领导人到访的活动。有些人称担心抗议势力太大,所以才要组织社团压倒对方。这真是愚蠢的逻辑:只有对抗,才会热闹。而且,只有大国才会遇到大抗议,中国领导人要习惯于被抗议,在国内你到处压制,在海外有机会听听不同声音也好呀,包容才能自信,自信才能自强,包容、自信、自强,才会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得到尊重、荣耀。

几个月后,一个好消息传来了。2010年4月12日,新华社报导:胡锦涛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胡锦涛走下舷梯,同美方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等一一握手,随后乘车离开机场,整个过程仅持续了5分钟。人们注意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机场没有出现欢迎队伍和欢迎横幅。这是我国领导人出访礼宾改革的新举措。

胡锦涛这样做,不一定是采纳了笔者的建言,而很大可能只是巧合:胡锦涛和他的外交官们对此也早有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仍是一个进步。

外交应有专任主帅

问题在于,中国外交上的某些进步,基本上还只是技术上的常态建立,无论是善待海外侨民还是出访时不铺张,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正常做法。即使在现有中共体制下,中国外交上需要改进的空间仍很大。
首先,中国外交系统领导人地位太低,没有专任主帅,与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大国身份十分不相称。

中国外交现在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导,身兼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下面有两个主要副手:外事办(国安办)主任和外交部长。

以前主管外交的则不少是中央副主席或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或副总理,外交部长本身就是中共最高决策层一分子。现在的外事办主任只是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只是中央委员。

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总书记直接主掌外交,决策具有最高权威性。但缺点也非常明显:由于主帅不是专任,战略布局缺乏精细和中长期性,决策效率较低;总书记的批示多数比较抽象,只有最紧急的事才会紧急应对;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不敢承担太多责任,处事缺乏灵活性。所以,中国外交很多时候变为救火队性质,危机可能过去了,但代价或后患都较大。

解决这个情形的最好办法是,某个政治局常委专任外交部长,政治任命而不是从外交部系统提拔,一是提高了外交部办事的权威性和效率,二是解决了外交部近亲繁殖问题。次之,也该是总书记主导外交,政治局委员主管外交,外交部长是执行长,或者是政治局委员专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兼任外交部长。

如果是政治局常委专掌外交,那么涉外的外交部、国防部、中联部、台办、港澳办、侨办、国安部、商业部等,就有利于被调整和统合,其中港澳办、侨办可以撤消部级建制。港澳办的功能可由中联办替代,侨办本来早就没有什么专设意义,大部分功能并入外交部,小部分功能归入文化部或新闻办。

没访找访的常委外交

其次,现在中国外交部有一个繁重、浪费而又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便是承担政治局常委的年度外访——也就是说,九个政治局常委每年都有的出国访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个职务是外交活动所必须的,就是正副国家主席、正副总理,其他五个职务,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不上口,例如意识形态的主管,全世界有几个国家还有这一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人家的议会是一回事吗?政法委?全世界谁有这样将警察、情报、民政、司法(含监狱、律师、公证)、检察、法院“和谐”在一起的?那不是对法律最大的嘲弄?中纪委?全世界那一个政党有这么一个可以让党内同志生不如死、超越法律的系统?

可怜的是,没有几个西方大国邀请担任这些职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访,虽然西方大国的政客和巨商想尽办法到中国弄到好处,但是他们多数弄不清这么复杂的门路,能记住国家主席、总理的大名就不错了,哪里知道意识形态的主管也有巨大的财权、哪里知道政法委书记能下令法官不审案、罪犯可出狱、哪里知道纪委可以“双规”(比逮捕要残酷)一个涉嫌人员?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堂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北京同时一架专机待命备用)只能降落在太平洋岛国、非洲、南美一些国家,除了庞大的随访团(常有民营巨商随同代付一些特别的账单),被访的国家常常不知给这位大国大人物安排一些什么参观项目。即使在经过中央电视台剪辑过的外事节目中,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多是没访找访的出访。

你可能不清楚的是,这种出访一次可是要耗掉几千万人民币的。这当然还不算外交部为这样的外交所付出的财力、精力。不是说政治局常委不能出访,但你得有事才访呀,将之变成外交部年度常态任务,是一种国家利益公然的分脏。现在除了政治局常委专机出访,那些硬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什么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有几个没有浩浩荡荡出访过?然而,中央居然还要求各级(中下层)干部勿公款出国,还集中扣押他们的护照。其实,他们一个官员的贪污受贿,不见得比得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务浪费。

小心:被幕僚、内参、媒体误导

在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时期的外交,你可以发现在他们作出正确外交决策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神秘的人物、神秘的管道在起作用,有的是统战的猎物,有的是情报的作用,有的是某个特殊人物的建言。

今天是信息化、全球化、专业化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越来越面对面,减少了误会,外交决策的程序也在走向规范化,但依赖内部官僚提供的信息作决策依据仍是常态,被误导的可能性仍存在,却被人们忽视。

一般看来,外交决策信息,主要来源于驻外人员的报告、专家或官僚的建言、国内外媒体的报导。

驻外人员主要是外交官、情报官、记者,形式上他们在外交第一线,理论上他们应当提供比较准确的报告,而且较年轻者越来越多,受过的学业训练较强,专业性、准确性应当更高。实际上,现在中共有一些年轻官员反而比年长者更为保守、懒惰、无知却又自命不凡,他们没有历史记忆,没有价值底线,没有未来想象,沉醉在自已的感觉和享受中。

他们工作时不是多方角度虑问题,不是防患于未然,对他国文明缺少敬重,又放纵民族主义情绪。但粗暴的外表下有他们精明的算计:为了仕途保险,不去广泛接触各类人物(尤其有不同意见的人士或学有专精的人物),而忙于拉个人关系、购物买车、送子女入学西方、在办公室泡网;为了爬升,他们更容易扭曲事实打报告(内参)去迎合上级,他们甚至为北京编织越来越长的黑名单。从效果上,在为中共制造更多的敌人,最终使中共陷入被动、真的四面楚歌。

一批受过中国或国外国际政治学训练的专业人员,离外交圈或近或远,但或多或少正对中国外交决策起了诱导作用。不过,专业的幌子下也有陷阱。就象华尔街对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伤害,无一不是以专业的名义进行的。需要指出的,国际政治学在理论上可以解释为国际利益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说法远远难以反映国际外交活动的变化中的多元素,例如信息流、价值观的作用。在美国名校获得博士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多元力量、基础、价值,有真切了解。相反,笔者甚至震惊地发现,他们中一些人对美国政治更容易产生“阴谋论”,更容易取美国政府某个部门的某个恶行当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证据。而一些本土化的鹰派专家(特别是几个军队的人),更是常常描绘出一幅中国身陷重围的危城图景。这种思维模式,从本质上,他们使中外关系徒增很多误判、敌意。

国内外媒体对中国外交活动报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在影响中国外交决策。中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却也是一个重视民意和外界看法的政权。然而,无论是国内的媒体还是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导都有值得细究之处。国际一些媒体,是市场的产物,也是价值的反映(人权、自由、民主),它既哗众取宠,又以道德自居,常常以夸大异议、边缘力量,抨击中共为能事,其新闻往往是一个个吸引人的“故事”;国内一些媒体呢,是市场的产物(至少涉及到员工的福利),也是政治的反映(领导的乌纱帽、党和国家的利益),它既哗众取宠,又以民族自诩,常常以夸大西方对中国的恶意、虚构外界对中国的阴谋、篡改国际媒体报导为能事,其新闻往往是一个个令民族主义血脉贲张的“战事”。这些所谓报导国际事务的媒体,使国民的国际观被一种恶劣的情绪引导,盲目敌视西方。因为这些媒体发现:只有有更多敌人,他们才有更大发行量。但他们不管:培植了一批狂躁自大、以天下为敌的民众,使官员们不得不重视这些民众一时的感受,而不敢谋国家长远利益。

我们很难说,现在中国外交受上述因素的误导有多深,但是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同时,敌人也越来越多是事实,国际社会对中国疑惑增大是事实。固然,这是中国外交力量上升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共体制缺失的必然结果。

可是,在中国仍待发展之时,推动中国外交体制改革,提升外交部地位,建立一支敢言、专业又有长期战略观的幕僚团队,广纳各方之言,广交天下之友,减少决策错失,变被动的“韬光养晦”和主动的“狂躁自大”为诚恳、务实的“化敌为友”(和谐)、“互补互助互利”,对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受人尊敬的国家,显得越来越迫切,不少变革内容也切实可行。因为,中国领导人,正是一批知道不变不行的人。只是,中国领导人在求变的时候,得小心掉入自己人冒称“敌人”设下的陷阱。

(《明镜月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