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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宇哲:政府举着宪法说人民违反宪法的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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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5·16,对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不年不节的日子里依稀只是对44前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的仪式性回顾,更有甚者,绝大部分年轻的国人都不知道历史上5·16对父辈们造成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44年前,外人看待中国,会认为政府开始“神志不清”了,甚至有“发疯”的痕迹。那么2010年的今天,香港人正在进行的一项行动却被政府认定是“脑袋秀逗、破坏社会稳定的闹剧”。特首曾荫权亲自发表声明告知大众,他认为鉴于周日立法会补选的特殊性,在小心考虑后,决定不会投票。在他的带领下,行政会议多数成员相继表态杯葛补选,建制派各党也“奉命”为趋向“公民投票”的补选行动泼冷水。

一、

如果说普通人一开始还不没觉察出五位立法会议员请辞再参选这件事有什么玄机的话,那么1月15日,国务院港澳办代表中央政府就“五区公投运动”一事发表谈话,不仅震动了香港全社会,也使内地人对长期“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投来了异样的眼光。香港到底在做什么,或者他做了什么让北京反应如此之烈?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若不弄清背景,想从官方文件里获得信息,可谓绝对的无用功。但不要紧,此事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中央大员必须再三强调的地步了。以至于,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联办主任彭清华指出,围绕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有政团组织发起所谓“五区公投运动”,甚至提出“全民起义”、 “解放香港”之类耸人听闻的极端口号,公然挑战《基本法》,完全违背了求稳定、求和谐、求发展的主流民意,广大香港市民是不会认同的。

话已至此,就算一个平日里对香港事务再懵懂不知的人也大致能从“耸人听闻、公然、起义”等意识形态感浓厚的词汇中判断出此事的性质。

其实北京举出的反对理由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违反基本法和破坏政治稳定,当然,还有个他没说出口也说不出口的理由:反对被民意用选票的方式主导议题走向,即便这样的选举结果对大局丝毫不具有约束力。当然,更极端的保守派只要听到“公投”必然就往独立上靠的思维也是执政党与时代脱节,政治挂帅的最佳表征,应该庆幸的是,类似歇斯底里的声音倒还不大。

看在支持补选的香港市民眼中,所谓“公然挑战《基本法》”一说,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照惯例和常识,但凡公投必须要对所投事务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有足够能力产生实际后果,这样的投票才叫公投。而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搞公投,往往把北京逼得跳脚的原因,就因为投完票,人家有自我兑现的能力和手段。但香港有么?答案自然是NO。莫说几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以辞职为条件,诉求落实普选和取消功能组别不会得逞,就是全体港人有机会投票表达心声,面对中央威严挺立,悍然挥动“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尚方宝剑,民意也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这个指控也就沦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式的笑谈了。

二、

和北京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建制派又称保皇派,是一群以港府政务官、当权派结合立法会爱国政党、社团划线的精英统治阶层,此间许多人顶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高举“爱国爱港”的大旗,享尽小圈子选举带来的政治优待与商业便利。

这样的投机做法一度在港澳办表态定性前,建制派还在商议是否借着民主派议员辞职之机,仿效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空降“美女刺客”的招数,从泛民主派手里夺回几席,趁势扩大本党地盘。然后,在提前接到中央“龙颜震怒”消息后,建制派各党纷纷退缩,改变此前积极干预、攻城掠地式的论调,开始与中央“保持一致”了。

不止亲中政党纷纷转向,特首曾荫权、政务司长唐英年、特区政治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更是和一班“位列人臣”的行政会议成员一起变成“公公知识分子”,频繁向香港市民解释“圣意”,并指责宵小之徒妄图钻空子,号召港人抵制是次补选。

港府最滑稽之处还在于一堆有着专业法律背景的高官,竟然连中央声明的漏洞都无所察觉,更有港府官员指责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一番“香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讲话是无理取闹。

香港《基本法》在法律意义上称得上是香港的“宪法”,普天之下,只有公民指责政府违反宪法的,而宪法也历来应该以规范、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从而保护普通人民的权利。但在中央政府声明、港府当权派的叫嚣里,这样的常识变得荒腔走板,以至于出现了政府举着宪法说人民违反宪法的咄咄怪事。

三、

起初,香港一般市民大众对民主派搞这出补选秀也是洞若观火的,知道社民连和公民党想打什么小算盘,民间曾自发地出现过对民主派作秀作过头的批评声音,同时社会舆论也广泛质疑过采取这样的辞职行动发起补选,是否对落实真普选有推动作用。如果效果不大或根本不被中央认同,这样的行动是否有付诸实现的必要。

然而,等到迟疑不定的港人发现曾荫权政府拿出的政改方案依然走的是冥顽不灵地迂腐路线,政府在民生、基建、金融、楼市等诸多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个案逐渐聚沙成塔后,香港市民迫切地希望得到一个表达自主意见的平台,而此时这个天外飞来的议员补选机会,是一个可以让337万港人用选票的方式发声的渠道。

就在选前的关键时刻,香港《信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表达对此次公投的肯定,并对选举结果的民意走向有着如下的论断:“有理由相信,届时投票的选民应以支持‘变相’公投或向政府表达不满者占绝大多数,即使投票率介乎两成至三成,也意味着社会上有六十万至一百万人主动表达对政府不满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参与二○○三年‘七一’游行的人数更多,所表达的讯息更为清晰。”

四、

包括五位民主派议员在内的局中人都对选举结果看得不重,反而是一大群局外人反应激烈、亢奋不已。不过,无论选举结果为何,香港政治的僵局依然无解,民主派有民意无后台的弱势地位,相较建制派又红又专的强大力量,能改变的东西实在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由于受年龄或代际沟通障碍的八零后、九零后,通过保卫天星钟楼、皇后码头、反高铁等众所瞩目的公共事件,突出了新一代人运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网络工具集结串联的行动力,较之父辈们更有创意和灵性,为香港的社会运动注入了新的动能和活力。

我们一定要相信,民主的试炼是在不断凝聚的人心下寻求共识的,这对百年来一直受英国殖民、回归后还是缺乏实践机会的香港人是一个锻炼队伍的机会。在保有了完善法治的社会如何拥抱民主,这才是值得深思的港式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