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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5,余焕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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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8日,人民日报记者、中共党员余焕椿在全国政协文化组漫谈会上首次公开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彻底翻案。11年后,胡耀邦逝世,余焕椿因批准刊登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往四川降级使用。

余焕椿政协会发难

转眼到了1978年,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桃换旧符的伟大年代。人民日报的同志坐不住了。

其实,尽管受到冷遇和阻挠,人民日报寻找天安门事件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社内清查的同时,据老记者王永安回忆,从1976年底开始,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就悄悄布置记者走出报社,到社会上秘密调查–

“大量工作是通过相互串连,寻找线索,秘密听取被抓人员、现场当事人员的纪实谈话,前后接待200多人。开始还秘密进行,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一来也不避讳了。经过1年多的调查,天安门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非清楚了。如:《文汇报》反周文,南京事件,北京压制悼周,4月4日纪念碑花圈一夜被清,广播车为何被砸,冲击大会堂原委,天安门东南角现埸指挥楼被烧内情,抓捕人数和有无死人情况,清查中追查后台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怎样上报事件假报告、报纸的假报道等。”

参加社内清查和社外调查的,有余焕椿、王永安、张玉兰、张和平、胡志仁、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等记者、编辑。

1978年4月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两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编选了一块天安门诗选的专版,被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5月,总编辑胡绩伟与副总编辑秦川、李庄安排,从天安门事件四十多位受害人的情况和申诉信中整理出一份内参,“单印专送”中央,并以“人民日报宣传小组”写出说明:

“从去年12份以来,有四十多名因天安门事件受过迫害的同志,陆续到报社的群众工作部来访,有的给报社写信,表达了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感激和热爱的真挚感情。同时,普遍反映了他们在出狱后,继续受到歧视和迫害的情况。”

6月8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余焕椿提着文件包,沉着地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余焕椿所在的政协文化组七十多名政协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灾多难的文化界摔打几十年,个个创巨痛深。组长周扬本人在秦城监禁8年,出狱后连续3天不会讲话,见人就哭。文化组定期举行的“漫谈会”,对“文革”左的一套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这一天,周扬介绍了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老友、难友见面的情形,谈到自己向更早挨整的丁玲道歉、两人相拥而泣,委员们都沉浸在劫后重逢、噩梦醒来的伤感之中。会场沉默片刻之后,余焕椿第一个举手发言。

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逾40年的汪东林,至今还记得余焕椿当时“一副严肃沉重的表情,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缓慢深沉地”开口:

“我今天想占用各位的时间,谈一谈‘文革’中最大的一桩冤案–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希望在我发言之后,如果各位赞同的话,我们应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

余焕椿把“四人帮”插手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内参和公开报道的卑劣做法,连同他们与鲁瑛的24次通话记录,一一道来。这个牵动人心的敏感话题,把很多别的界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吸引过来,会场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没有位子就站着听。

最后,余焕椿清清嗓子,有些激动,但更显得郑重,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长篇发言:

“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案翻不得,彻底翻了这个案有损于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说不对!因为毛主席的旗帜上写着‘实事求是’,写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如果彻底翻这个案,不但无损于毛主席的旗帜,反而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鲜艳!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

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的话就到这里。”

主持会议的组长、副组长没来得及表态,会场上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四·五”广场镇压之后2年又2个月,尽管民间腹诽不断、党内私语连连,只有余焕椿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在体制内的公开场合第一次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此时,政治高压犹在。1964年进入报社工作的余焕椿,“四人帮”垮台后仕途得意,1978年人民日报恢复编委会建制后即当上编委。他不惜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代价,来政协发言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事先没有请示人民日报社领导,也没有同政协任何负责人打招呼。

余焕椿用一个手指,轻轻捅破了华国锋精心构筑的最后一道防线,让党内外看到了中南海与全国民意的巨大反差,看到了毛泽东的荒唐错误,“文革”路线的穷途末路。广场的疮疤一揭开,对“文革”换人不换路线已绝无可能。

有时,道出真相和真理,就像哥伦布敲碎蛋壳让鸡蛋在桌上立起来那么简单,需要的只是谱写历史的勇气和想像力。余焕椿开了头,委员们都抢着发言,委员们忽然发现平时彼此藏在心底的想法竟然惊人的一致!据汪东林回忆,科学家孙家昶激动地说:

“近年来出差,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动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

李初梨、杜任之等委员话虽不多,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红学家吴世昌委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听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把余焕椿的发言汇报上去,以毛泽东忠诚卫士自命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4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厉声训斥道:

“帝修反在挑,中国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

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是党员,党员能这样说吗?况且是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你的党性哪儿去了?”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从中央开会回来,立即神情严肃地要来余焕椿在政协会上的发言稿。看后,胡绩伟没有透露一句内情,胸有成竹地告诉余焕椿:

“你的发言没有问题,如果有人来向你调查,不管是谁,你都如实相告。”

余焕春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立即给政协机关打电话声明:

“话是我讲的,什么时候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1978年已经不是王若水上书的“文革”时期。余焕椿虽然挨批,却不需要像王若水那样“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更不需要别人告诉自己“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因为余焕椿发现在人民日报、在全国政协、在党内、在民间,到处都是自己的同志。汪东兴的训斥,人民日报压根没有传达。在全国政协,周扬在一次会议上公开为余焕椿撑腰:

“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场所,是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

11年后,胡耀邦逝世,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的余焕椿,批准海外版率先刊登北京市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见报后,北京、上海方面反应强烈,质问人民日报是否要把悼念活动引向社会。余焕椿在《检查与反思》中说:

“批评很尖锐。我无法申辩,心想:新闻工作者按新闻规律办事,有什么不对?但我没有说出来,只有默默地承受着它给我和报社带来的压力。”

事后,因“对《人民日报》海外版舆论导向错误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余焕椿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调往四川降级使用,可真是“夕贬蜀国路八千”了。

读者来信逼走吴德

7月30日,人民日报向在天安门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北京市委扔下白手套,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所谓“捂盖子”是当年特定的政治语汇。动员党内外清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叫做“揭盖子”;而那些靠“文革”起家、笃信极左路线的人采取各种方式掩盖问题,抵制揭批运动,叫做“捂盖子”。

来信的读者叫杨西岩,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农村劳动,林彪垮台后回到北京,虽在党校工作,内心却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反感。这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提起“文革”中名噪一时的北京小学生黄帅对老师“反潮流”的事件,北京市委追随“四人帮”利用一个未成年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丑态暴露于天下。杨西岩作为一个北京市干部,对市委在“四人帮”下台后反映迟钝不满,大胆地以真实单位、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矛头直指市委:

“有一点疑云没有解开:是谁竟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事情掩盖了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捂盖子的究竟是谁?”

杨西岩在信中还揭露了另一件事,即“四人帮”肆虐时,北京市奉承旨意组织“理论座谈会”,会上鼓吹“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等等极左观念,标榜要在北京市培养“理论解放军”。“四人帮”垮台后,市里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态说是“警惕性不高”,西城区甚至压根不准提起这件事。杨西岩质问:

“其他是不是还有拖的呢?编辑部能不能也像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广大群众能明白底细,解开心头的疙瘩呢?”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说,编辑部接到这封杨西岩来信会心一笑,认定作者相当“明白底细”,是想借助人民日报“加一把火”,促一促北京市乃至全国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揭批运动,也暗含了对北京头号大案天安门事件“揭盖子”的要求–

“但有人肯定不喜欢,而且是有权指定我们进行检讨甚至能给我们某种处分的人物。这使我们不能不有所考虑。”

考虑的结果,是“党报不能推卸的职责”占了上风。于是,李庄“事先准备了进行检讨的腹案”,然后亲自编稿,在第三版以全文加花边刊出杨西岩的来信。罗瑞卿大将领导的《解放军报》和香港《大公报》随即转载,国内外议论纷纷。

北京市委老羞成怒,把杨西岩下放到丰盛胡同街道办事处管辖下的粉子胡同居委会,以示惩戒。但此时,不仅吴德的北京市,连华国锋名义主持的党中央,也奈何不得人民日报。

自1977年胡绩伟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加上秦川等党的文宣系统老干部加盟,人民日报与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内高层非主流派相呼应,试图把华国锋同意的揭批“四人帮”扩展为系统纠正“文革”极左路线,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击溃“四人帮”垮台后其他“文革”受益派的抵抗。“文革”受益派在政治局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也包括华国锋本人。他们同时是广场镇压的共同决策人,至少是“四人帮”和毛泽东决策的支持者。在这些人中,吴德在1976年4月5日晚广播讲话首次公开给天安门事件定性:“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激起众怒,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

中南海传来批评说,人民日报发表杨西岩来信是“犯了错误”,但没有明说犯了什么错误。人民日报也就虚以尾蛇。李庄以“读者来信”历来不送审为由做了几句说明,勉强承认“考虑不周”,但拒绝作进一步的检讨。

中共北京市委和吴德向中央和华国锋请示,如何应对《人民日报》的批评?8月5日下午,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与在京政治局委员一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委常委。华国锋说:

“《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音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

“《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

党主席对中央党报不能像毛泽东那样生杀予夺,只能流露出一点妇人般的幽怨。华国锋虽然主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为何如此缺乏执行力,不能令行禁止?面对人民日报从内部呈文、政协发言到公开报道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表现得如此软弱?这固然与他此时的政治弱势地位有关,但华的性格宽厚容人,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华国锋的价值取向不可能脱离“文化大革命”的窠臼,但他处理政务的手法是否也包含了党内罕见的某些民主元素呢?

要知道,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永垂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在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任上召开的。虽然华在政策理念上都是这些会议的批评和批判对象,但公然挑战中央主席权威的会议得以召开,又是以华在党内的宽松、宽容和宽厚为前提的。且不说与华之前的毛和江青相比,再看看华离开政治舞台之后,连倡导此“三宽”都成为一种政治忌讳,不禁令人唏嘘。

尽管有华国锋的同情,中央政治局还是对北京市工作的“落后、被动局面”提出了批评。9月,北京市委召开市级、区局级和县处级三级干部大会,对吴德意见纷纷。吴德被迫作自我批评,承认“与先进兄弟省、市相比,差距很大”,“最大的差距是揭批查没有搞好”。接着,吴德黯然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人民日报却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很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对人民日报表示支持,有的人出言幽默:

“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

发现广场英雄

人民日报记者在努力还原天安门真相、揭露镇压元凶帮凶的同时,也怀着钦佩的心情,积极寻找一个个刚刚恢复自由还带着精神枷锁的广场英雄。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长篇通讯介绍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在天安门镇压后写信批判“四人帮”的英勇事迹。汪东兴的助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在一个会上不满地说:

“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

1978年9月初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刊登了天安门诗抄和广场青年韩志雄的事迹,被汪东兴勒令停发。一时间党内、社会上舆论大哗。人民日报当机立断,王永安连夜赶写出韩志雄的长篇通讯,声援《中国青年》,并在报道中首次披露了广场的某些真实情况,以及姚文元关于天安门事件定性的指示。评论部领导范荣康取走稿子,发排后告诉王永安:

“你的稿子全文照排,关键不是改,而是报社领导敢不敢发表。”

10月17日晚,韩志雄的通讯装上了人民日报第3版。大样在社领导手中传递– 总编辑胡绩伟没改;

王若水没改;

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把稿件中“四人帮”露出“真实面孔”改为“峥狞面孔”,2字之改以示负责。

第二天见报后,《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专门打来电话表达军方支持的立场。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批“四五”英雄,包括广场写血书的王海力、贺延光、《扬眉剑出鞘》诗作者王立山,《工人日报》则发表长篇通讯,高声赞美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

此时,以华国锋为主席、汪东兴为意识形态主管的中央,对自己的党报党刊已经全面“失控”。党心和民意,成为新闻界自主决定报道取舍和评论取向的唯一准则。

文艺界鸣锣开道

1978年9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由上海工人文化宫搬上了舞台。《于无声处》写的是一个“文革”受益官员与一个受迫害的老干部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不同寻常的是,前一个家庭的女儿在公安局奉命侦缉的散发天安门广场诗抄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就是后一个家庭的儿子、自己的恋人。

从宗福先、上海工人文化宫,到众多为《于无声处》叫好的观众,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先在文艺舞台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康生如果在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这个31岁的小青年–

“利用话剧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宗福先有这种胆气,也是受到沸腾民意、党心的感染和激励。1976年清明节的第二天,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宗福先把这出话剧起名为《于无声处》,戏里最后一句台词是: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上海首演结束,观众不愿离去,掌声经久不息。消息传到北京,10月底,中国社科院院长、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助手胡乔木悄悄飞到上海看戏。3天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专程来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据《文汇报》总编辑马达透露,进京调演是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拍板的。

在党内、民间,不约而同把《于无声处》看作压抑已久的心声和利益表达的宝物、利器。宗福先成了备受呵护的宠儿。他偶然对上海作协的同志提起,到北京后想去看看曹禺老师。没想到几天后,一封推荐信就主动送上门来,宗福先拆开一看惊呆了,居然是文坛耆宿巴金亲自用毛笔写的信:

“家宝(曹禺原名),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你一定要见见他,他写的《于无声处》非常好。”

11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对《于无声处》的报道,标题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已直接涉及广场运动的定性。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各个组都提出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要求,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份量最重。陈云以平和而坚定的口吻提出中央必须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就是: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诗词,并说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再道将军更是快人快语:

“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了。”

在“文革”前老干部的强大压力下,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程,中共掉转船头,诀别“文革”,开启全面改革的历史新航程。

陈云同志发言的第二天,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从上海启程,14日在北京火车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文化部副部长率领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很多年后,宗福先还记得那一幕:

“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11月16日北京首演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记者在休息厅里看到,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写下革命诗文、在英雄纪念碑前奉献花圈的人们,相会一处热情地互致问候,重温1976年那段难忘时刻。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11月19日,《于无声处》给中央工作会议专场演出。

受《于无声处》公演的鼓舞,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将《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此前,人民日报曾经向中央领导转交过民间人士“童怀周”和航天部自动化所编辑的两种天安门《革命诗抄》,招致汪东兴的批评。汪副主席质问:

“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

“《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这个最坏。

“(天安门事件)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现在力量对比向主张平反的一方急剧倾斜,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斗胆将了华国锋一军,直接给华本人写信要求他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紧密配合,11月17日发表《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1月18日又以整版发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集会照片。同日,华国锋被迫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人民日报》立即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出新华社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历史见证了伟大的1978,党心和民心如此水乳交融,当时叶剑英、陈云、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为杠杆,以人民呼声为后盾,矢志推动中共党内民主和中国社会民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上,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和伤怀的一幕,像流星般美丽地滑过东方的夜空。

党报推动党中央

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受益者构筑的天安门防线正在崩溃。

在北京市,自吴德辞职后,林乎加调任市委第一书记,贾庭三主持市委具体工作。新市委从10月开到11月的常委扩大会上,人声鼎沸。与会者强烈要求在会议公报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特别是“四五运动”后被捕和受迫害人数较多的北京工业口、教育口,反应强烈。在总结会上,贾庭三忽然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话来: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连用3个“完全”,鲜明地表示了新市委的态度。新市委用特急件向中央常委会汇报,并获得同意。

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4000字报道中,全文写进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评价。见报当天,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感到时机成熟,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马上写出文章,向全社会揭露天安门事件真相。

在报社,由评论部负责人范荣康主持,王永安、余焕春、缪俊杰、卢袓品、崔筱桐、高集参加的写作组当天到位。

15日当晚,中央新闻界三巨头在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面,商议如何转发《北京日报》这条新闻。新华社社长曾涛提出,从北京市委决议中抽出天安门事件那段话单独发表,得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赞同。曾涛很快写出新华社电讯稿,全文不到250字。

市委宣布的那句话太长,能不能给这条新闻做出一个鲜明醒目的标题?胡绩伟想了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肯定会激动人心。他把标题写在新闻上面,三人又斟酌了一番。

他们明白,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应该得到中央认可,比过去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有很大进步,不仅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连“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再提起,但还是有点羞羞答答,并不彻底。市委对“革命的行动”界定限制了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这样的前提条件,能不能适用于广场的所有行动、适用于广场所有参与者?如果在标题上说成是对整个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否题文不符?颇有点“矫旨”的意味!

三人又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光远做参谋,得到于光远的赞同。大家横下一条心:发!不把电讯稿向中央送审,因为在这个敏感时刻,一送审多半就发不出来了。

就在新闻界三巨头商议于密室的这个晚上,人民日报天安门事件写作组全体来到公安部,调看了1976年的广场监控摄像,为天安门真相报道感受一下悲壮惨烈的现场气氛。

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这则新华社电讯稿: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见报后,华国锋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打电话,了解新华社电讯稿的情况,以及发表后的反应。林乎加问曾涛,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道:

“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

林乎加说:

“没有。”

曾涛说:

“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对胡绩伟说:

“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胡耀邦似嗔实喜。《人民日报》传到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代表大都兴高采烈。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坐在沙发上,忍不住埋怨了一句:

“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

在场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反驳:

“这么做有什么不好?”

“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

纪登奎不再出声。

从11月16日到11月24日,中央高层保持了难堪的沉默。而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集中在评论部大办公室,争分夺秒地赶写天安门真相长篇通讯。据王永安回忆:

“我捧出一堆堆他人用血和泪换来的材料,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诗抄,一张张激动人心的照片,一盘盘催人泪下的录音带,大家翻阅着,聆听着,个个心潮难以平抚。”

一个星期后,几万字的初稿出来了。11月20日,胡绩伟打来电话,决定文章翌日见报。下午报社编前会对此事进行了热烈讨论,编委、理论部主任何匡突然激动起来,担心:

“明日文章见报,胡绩伟马上下台,人民日报要受到处理。”

何匡在1978年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中冲锋陷阵,是人民日报的一员干将,但他作为编辑部的高参、胡绩伟的老乡兼挚友,不能不为人民日报的命运思虑良多。编前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晚上,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名演员梁天的父亲),以他那几十年不改的苦笑对写作组说:

“文章明日能否见报,还很难说。”

这时候,王若水来到写作组,明确表示同意明日见报。大家松了口气,赶紧拉住这个“文革”中的“资产阶级理论权威”:

“王权威,你今晚别走,盯在这儿。”

写作组开始修改见报稿,由余焕椿执笔,范荣康定夺。大样出来后,送给值班副总编辑李庄和秦川审阅。李庄的退样,将广场镇压中的敏感情节做了部分删节:因为吴德还在位,删去广播讲话内容;淡化了广场受害人被打、被关的情景描述。而秦川的改样,据王永安回忆–

“有的改得好,有个地方改后影响了事实准确。老范说那再改回去,回头报告一下老秦,于是我在车间直接处理了。”

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二版,发表署名“人民日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上篇:

天安门事件真相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到过来

11月22日连载《天安门事件真相》下篇。

令博主吃惊的是,从人民日报的真相报道,到新华社的平反电讯稿,都没有出过报社和新华社大门送审!报社内部的审阅程序,竟然也可以由当事记者以采访事实为依据,将社领导的改动驳回。

这些不寻常的做法,在1978年前,在1978年后,都是绝无仅有,可偏偏当时的新闻界内部见怪不怪,党中央也不以为忤。大家所看重、所凭依的,只有神圣的真相和真理。王永安回忆这段往事,深有感慨地说–

“留下的是办报民主,思考冷静,干群融洽,忠于事业的人民日报好传统。报社犯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重要时刻,不同意见太微弱了,舆论一律、一言堂封杀了冷静思考的空间。”

据胡绩伟说,《天安门事件真相》见报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领导同他热烈拥抱。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新疆区委书记汪锋则对新华社社长曾涛说:

“如果你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1月25日,华国锋终于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从广场恐怖之夜,一场波澜壮阔的平反昭雪斗争,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由党外推动党内,由媒体推动中央,与中央务实改革力量声气相求、配合默契,终于推翻了压在百万北京市民、亿万中国人民头顶的中央政治局决议、党主席毛泽东指示和中央文件。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