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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上海成犹太天堂 “我们要跪下感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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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上海犹太人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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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上海犹太人学校。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同时,迁移和逃亡到上海的25000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其余都生存下来。这期间还出生了408个新生儿。鲁思·仙妮:“我们要跪下来感谢中国,我们被拯救了,如果我们没有去上海,我们将无法生存下来,我们所有的下一代,也都将无法生存下来。”

凤凰卫视5月1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阮次山:以色列是地中海东南岸一块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在历史上,这里曾经被冠以不同的名称,一直到1948年流落各地的犹太人,辗转千年回到锡安山,在这片土地上,建设属于自己的国家,才有了一个真正属于犹太人的名字。而以色列在《圣经》上意味着“和上帝角力的人”,历史印证了上帝的预言,在犹太人散居的岁月里面,反犹太主义的歧视与仇恨,始终驱逐他们。

20世纪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种族清洗

而20世纪,由纳粹德国执行的一场大屠杀,更成为世纪罕见的种族清洗。在30年代的欧洲大陆上,600万犹太人的鲜血,染红了他们重返耶路撒冷的道路。

汉娜·乔福利特(原居波兰的犹太人):我出生在一个小地方,波兰的比亚瓦·拉夫斯卡,犹太人自从16世纪开始就住在那里,我就像是一个女王,家中唯一的女儿,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很可爱、很善良。

我4岁时候的一天,穿着黑色制服的军人,来到我们的城镇。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谁,觉得也许就该是这个样子吧,其实他们是德国人。仅仅6天就占领了整个波兰。

解说: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突然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仓促应战下波兰节节败退。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欧洲上空的滚滚硝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在德国,反对犹太人的浪潮随后公开爆发。

鲁思·仙妮(原居德国的犹太人):我必须要离开基督教学校,去到犹太学校。我的朋友只有犹太女孩,当然真正到来是在1938年11月9日,我的生日。

所有的石头都是砸向犹太人的商店,玻璃碎了,到处都是玻璃打碎的声音,犹太商店前面的大街上,有很多的碎玻璃。那些商店的东西全被丢出来,就好像在地狱一样。

解说:“水晶之夜”事件中,有1574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而45000多名犹太人,也被迫迁离家园。

汉娜·乔福利特: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只是知道我是一个小女孩,1941年的9月1日,我只有6岁,我想要去上学,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你是犹太人,你不能够上学,犹太人不允许在这里学习”。

解说:反犹风暴很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纳粹政权为了将“犹太病菌”和社会其他部分全面隔离。于是将犹太人拘禁到称为“隔都”的特定区域。

汉娜·乔福利特:他们把所有人,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带到学校的露天操场上,所有人都坐在地上。一个德国人走过来手中有一份名单,所有犹太家庭的成员,甚至是才出生一天的孩子,都在这个名单上。突然很多辆马车到来,人们被带走了。我们只剩下35个人留在操场上,我和妈妈就在其中。

解说:集中隔离的犹太人,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标志,财产遭到有系统地侵占。即使可以像汉娜一家一样,幸免于隔离命运,也长期要在四处躲避下惶惶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中,仍有少数的好心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这些在生死线挣扎的犹太裔同胞。

汉娜·乔福利特:一天,一个波兰女人过来告诉我们说,坏了坏了,德国人要来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在想怎么办,怎么办。突然那个波兰女人离开之后,带着她的儿子回来,还有一个大袋子,告诉我钻进这个袋子,并且不要动,她的儿子扛着装我的袋子,逃到了森林里,一路上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你现在不是一个小女孩,你是土豆。土豆是不能动的,不说话的。也不会感到害怕的。这就是我们如何逃出去又跑回来,德国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最终回到那个洞里面。

解说:这是大难不死的汉娜,在战后写的书《我想像蝴蝶一样高飞》,详细记录了这个传奇的过程。为了不再牵连照顾他们的波兰家庭,汉娜一家人决定要逃到首都华沙去,并委托熟人帮忙买假护照。

汉娜·乔福利特:但是只有两个护照,一个是给我的,一个是给妈妈的。爸爸对我说,“汉娜,你和妈妈去华沙,我将去森林里面,参加反抗德国人的组织,战争结束后,我们在火车站见面”。后来我和妈妈到了车站,但是爸爸并没有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纳粹修建集中营 600万犹太人遭屠杀

解说:随着战火的蔓延,德国加快了屠杀犹太人的速度。1941年的6月起,驻扎在占领区的德军就杀害了将近150万名犹太人,另一种手段就是设置死亡集中营,来处决远地运来的犹太人。纳粹的盖世太保先后在波兰兴建了达豪、奥斯威辛等6个死亡集中营。纳粹决定用集中营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汉娜·乔福利特:一天,德国人叫所有人都出去,男人被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女人和小孩被送去德国的劳工营。

解说:集中营里则设置了伪装成淋浴室的瓦斯室、生火大队、掩埋抗、火葬炉等设施,作为歼灭犹太人的工具。在这场谋杀行动中,残暴及酷刑随处可见。

希蒙·佩雷斯(以色列总统):我们损失了600万人,整整600万人被希特勒杀害了。其中有着150万儿童,在毒气室里遇难。

安妮塔·夏毕拉:(以色列历史学家):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压力越大,犹太人想要回到这个国家的动力就越大,这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

希蒙·佩雷斯:为什么社会舆论和他人,都讨厌犹太人呢,他们做错了什么,人类不是应该热爱所有同类的吗,那么就有了两种答案,第一种是共产主义者的答案。另一种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答案。

安妮塔·夏毕拉: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开始的。

解说:19世纪末期兴起的“锡安主义”,是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起的一场民族解决运动,这股思潮在二战后的反犹风暴中不断增强。

汉娜·乔福利特: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华沙斯科夫罗内克的家里,他们是合法居民,住在6层,两年内我从未踏出过房门,我不能靠近窗户。两年内,我就坐在门的旁边,一天又一天,我做什么呢,所以我的身体是被禁闭的,但我和我的思想并没有。在我的思想里,并没有被紧闭,我好像一只蝴蝶在飞像在梦中一样飞到了河边,飞回了我的家。

安妮塔·夏毕拉:欧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是在波兰。二战前,在波兰有330万的犹太人。但是战争之后,只剩下了20万,剩下的全部被歼灭。

汉娜·乔福利特:村庄里原本有4000犹太人,只有35人幸存下来,不都是当时坐在地上的那35个人,还有两个孩子,我是其中的一个。

犹太人四处碰壁 中国为他们撑起了一艘“诺亚方舟”

解说: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选择了更大世界范围内的迁徙,然而四处漂泊的难民船,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允许他们停靠的港口。

鲁思·仙妮:1939年我们不得不离开,那是1939年2月。我们本来也计划去美国。但是美国关闭大门,改变了移民政策。

解说:1939年5月13日,满载着931名希望逃离纳粹迫害寻求庇护的德国籍犹太人的“圣路易士号”轮船,从德国驶向美国。但在海上漂流多日,却被多国拒绝停靠,最终只能原路返回。

希蒙·佩雷斯:那时我们环顾四周,却发现所有国家的大门,都向这些大屠杀幸存者们关闭,没有人愿意接收我们。

解说:就在反犹狂潮席卷全球,犹太难民无家可归之时,大洋彼岸的中国,为近两万饱受迫害,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撑起了一艘东方的“诺亚方舟”。

30年代的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政治条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入镜签证和财产担保的城市。二战中幸存的犹太难民,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遭遇驱逐。最后只能手握一张“生命”的船票,飘洋过海,到上海去寻找再生的希望。

特迪·考夫曼(原居哈尔滨的犹太人):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中国人是何凤山,他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还有日本的领事杉原千亩,他们为犹太人提供进入上海的签证,尽管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的签证,但是我们需要进入其他国家的通行证件。因为法西斯德国政府,不允许犹太人离开,你必须出具文件,何凤山大概发了1000份签证,但是没有记录在案的起码有5000份。

鲁思·仙妮:她妈妈听说上海对难民敞开了大门,并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特别的许可,你只需要出示护照即可,所以我们来到上海,我们的“天堂”。

解说:在大批德国犹太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有两个犹太社团,定居于这座城市,富裕的巴格达犹太人和1917年十月革命后,逃亡到此的俄国犹太人。

而上海最早的犹太社区,要追溯到19世纪末,一群从葡萄牙、西班牙经中东到上海的犹太人,主要从事房地产生意,逐渐形成了“塞法迪犹太人社区”。

特迪·考夫曼:塞法迪犹太人是在鸦片战争后,1942年来到上海。有三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分别是沙逊家庭、嘉道理家庭和哈同家庭。他们首先在上海建立高楼、酒店,以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都是他们建造的。

解说:塞法迪犹太人很快成为了上海工业领域的开拓者,随着二战移民的接踵而至,他们成立“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建起六个收容所,安置难民。

鲁思·仙妮:我们来到中国,我们还不知道睡在哪里,能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钱,他们把我们送上大卡车,我们站在卡车上,穿戴整齐,从德国来的都穿着整齐的衣服,戴着帽子,保持高雅的姿态。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比较要保持高雅。

解说:但面对极端的贫困,语言的障碍和疾病的蔓延,初来乍到的难民们生活非常艰难。

鲁思·仙妮:那是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房间,每30个人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上厕所的设备,整个生活环境令人难以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在之后的德国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那里的状况有多么糟糕,也许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处境,都被送去集中营被屠杀,我们会说这里简直是天堂,总有更差的。

解说:尽管生活艰苦,刚刚从死亡线上逃脱的难民,依然为那求之不得的生活自由而感激。

特迪·考夫曼:这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区,但是他们之间有联络,很多的犹太人与中国女孩结婚。

罗尼·威纳曼(原居上海的犹太人):这里与欧洲的聚居区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他们住在那里是集中生活。但是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入、工作,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解说: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对上海的管制增强,纳粹德国的影响力延续到了中国。

鲁思·仙妮:有一个德国人,名叫梅辛格,德国派他到上海,到虹口,去建立一个集中营。

解说:1942年,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到上海,要求日本侵华当局实施“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全面屠杀在上海的犹太人。这个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实施,但是日本当局,始终无法抵抗德国的压力,于次年2月在上海设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

特迪·考夫曼:他们把所谓的犹太难民,安排在了特别的区域叫做“虹口”。这是上海的一个很大的区域,并且只有两种国籍的人,中国人以及欧洲来的犹太籍难民。

解说: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拥挤的、肮脏的区域内,最多的时候,里面同时住了10万的中国人和8000多难民。

鲁思·仙妮:我们不被允许出入,如果没有特殊的通行证,这种通行证非常难获得。

解说:据统计,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的同时,迁移和逃亡到上海的25000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其余都生存下来。这期间还出生了408个新生儿。

鲁思·仙妮:我们要跪下来感谢中国,我们被拯救了,如果我们没有去上海,我们将无法生存下来,我们所有的下一代,也都将无法生存下来。

以色列总统:如果可以选择我们会寻求和平

希蒙·佩雷斯:联合国正式宣布,在11月29日通过了决议,正像你所说的,在1947。

安妮塔·夏毕拉:超过三分之二联合国的成员国家,认为犹太人有前来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并不是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国家,而是我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

希蒙·佩雷斯:那时候街道上的每个人,所有人都在跳舞,充满了喜悦与激动。我当时和本·古里安一起在耶路撒冷,他看着街上跳舞的人,他说,今晚他们在跳舞,明天他们就要被血洗了。

位于海边的海法市,成为了矛盾冲突的中心,在新的犹太国刚刚诞生后。

安妮塔·夏毕拉:第一个阶段,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国内战争,在独立宣言公布的前一天,1948年5月,本·古里安认为,这是人生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宣布独立,或许我们会成功,或许我们不会,但不会再有其他的机会去宣布独立。

希蒙·佩雷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会直接寻求和平,但是当我们的国家,在建立的时候,我们的65万国民被高知我们将要被统计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所进攻,因此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解说:边界上的暴力和冲突不断升级,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突袭和爆炸,让双方都失去许多生命。

希蒙·佩雷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用人民的鲜血和努力,我们损失了一些最好的年轻人。那是代价巨大的,非常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我们说整个国家就是一支军队,整个土地都是我们的前线,每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所以说只要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从生存出发,我们必须要一支战斗的力量。

解说:尽管在战火硝烟中艰难起步,以色列国成立的消息,依然成为无数犹太人生命的希望,尽管大多数犹太人都曾被迫流亡他乡,但这片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精神依托之地。在犹太人四散的岁月里,他们从未中断或忘记与这片土地的联系,他们每天面朝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祷“明年重返耶城”的信念。

安妮塔·夏毕拉:犹太人那时非常的没有安全感,身在其他人之中,他们如此渴望,有人可以喜欢并接受他们,可以见到和他们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希蒙·佩雷斯:我们的梦想,就是回到我们的故土上来,不管这个国家是富还是穷,不管这片土地是贫瘠还是肥沃。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先知们开始活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祈祷所指向的地方。因此这样就凑到了一起。

安妮塔·夏毕拉:任何的战争都会带来难民潮,大多数的人都需要搬离最初的家园,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独立战争之后,事实上就是在战争期间,100万住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被迫要离开家园来到以色列。因为当地的人反对他们,驱赶他们。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人在交换,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汉娜·乔福利特:在1949年1月,我们到达了以色列,到达了特拉维夫。

鲁思·仙妮:我来到了这里,尽管我对于以色列完全不了解。不会说这里的语言,也不认识任何人。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特迪·考夫曼:我们来到以色列,是在1950年1月25日。中国给我们的签证是允许离开中国的证件,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任何人要离开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都可以离开。所以我们就出发去了以色列。

在鹿特机场,我们并不习惯,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从阿拉伯国家来到的犹太人。

安妮塔·夏毕拉:我记得我自己到达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来到特拉维夫,突然我意识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犹太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需要去担心,我身边发生的一切,这种感觉是整一代人都有的。

解说:如今的汉娜已经在特拉维夫,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很多孩子们听到的汉娜的故事,都为之感动。

汉娜·乔福利特:我生存下来了,我生存在我的国家,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因为大屠杀将不会再来一次。当以色列正式诞生,我非常的骄傲。

(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