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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3,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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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1976年1月,北京市民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深切悼念周恩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能不能这样说,1976年广场发生的一切,让华表、让整座天安门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蕴涵呢?民众的诽谤之柱,就是独裁者的地狱之门。

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进入21世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乌兹别克,广场的幽灵,所谓“颜色革命”,像瘟疫一样传播,令世上残余的独裁者闻风丧胆,幸存的也都忧心忡忡。

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而遭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指挥“四五”清场和指使害死孙维世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被迫自杀。

被人民日报出卖的庄辛辛

人心不死。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4月8日,一个广州人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给人民日报投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呼声:

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心中。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革命人民的四五斗争必将胜利!

我们支持北京人民的四五革命斗争!

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封信落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手里,立即转给了公安部门。西方媒体宁愿被政府处罚、不惜媒体关门,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在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学新闻出身的鲁瑛,毫不犹豫地把本报读者推向“专政”火坑。

3个月后,根据鲁瑛交出的信中笔迹,公安人员在广州找到了写信人–半导体材料厂24岁的小伙子庄辛辛,中等个头、白净斯文,话不多,性情温和。奇怪的是,在工友眼里,庄辛辛平时是个从不谈论政治的人。厂里一群干部子弟闲暇时会聊聊政治,但他从不参加。

9月29日,庄辛辛被定罪为“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和党中央”,“攻击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分裂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庄辛辛案到1978年7月14日获公开平反。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庄辛辛报道《我以我血荐轩辕》,算是给这个因人民日报坐牢2年多的青年人补罪过于万一。《人民日报》还为庄辛辛专门表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十四五岁的一个少年人,能在’四人帮’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逆反动潮流而出,为革命利益而呐喊”,《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然而,庄辛辛却没有沿着当局“希望寄托”的路子走下去。省招生办委员会批准他进入中山大学读书后,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是不大关心政治。大学没有读完,庄辛辛选择了出国求学,至今旅居海外。1996年他在婉拒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采访的邮件里称:

“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而微不足道的一员,因此关于我自己,不值得说些什么。”

庄辛辛既是1976年民主运动中的英雄,又是1976年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对政治的兴趣低于中国人的平均水平。他的一怒冲冠,实在是因为政局在1976年已经到了天怒人怨、连不关心政治的老实人也看不下去的地步。

庄辛辛身后,还有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后援团。工友王建兴至今还记得,庄辛辛被捕后曾被拉回厂里批斗。有工友担心庄辛辛脖子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铁丝勒伤皮肉,悄悄地帮他把衣领折叠起来,垫在铁丝下面。与这些工友相比,当时人民日报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实在是愧对天下人。

吴德的侥幸

1976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1980年辞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吴德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发出镇压信号,在当时上百万广场民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被市民讥为“无德”。

“文革”后接替吴德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说:

“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

在1976年以前,吴德也秉承“文革”旨意迫害干部群众不遗余力,比如给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长期戴手铐直至迫害至死。因此,吴德的结局是咎由自取。很多年以后,吴德在2004年第二期《百年潮》杂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却对广场上的一件事耿耿于怀: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天安门推动世界

天安门的城楼前的那两对石柱“华表”,威严挺拔,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象征。其实,古代尧舜时期,“华表”只是一种“谤木”,立于交通要道处的木牌,让人在上面写上谏言。《淮南子》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而君王闻谤则喜,纳谏为乐。从秦始皇开始,华表从木质改为花岗岩,普通人不能再在上面写字,岩石上雕刻的雄狮蟠龙代表令人匍伏敬畏的专制王权。

能不能这样说,1976年广场发生的一切,让华表、让整座天安门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蕴涵呢?民众的诽谤之柱,就是独裁者的地狱之门。

1976年在广场作为谈判代表进入那座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的陈子明,事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一文中写道,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走上了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一名乡村高中生谢不谦在寝室,忽见自己的数学兼政治启蒙老师向老师推门而入,很自信地说:

“不谦,我敢预言,不用多久,中国人民将把’四五’当作’五四’一样来纪念!我的儿子也不会下乡插队!”

再过了一个月,“美国之音”播出了江青被汪东兴“8341部队”抓起来的消息,向老师又悄悄告诉自己心爱的学生:

“不谦,黑暗时代结束了!”

“不谦,赶快复习吧。我敢断定,用不了多久,邓小平邓大人就会东山再起,而且出山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看到谢不谦博客上记述的这段往事,我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1976,本来就是一个草根民众心忧天下、改写历史的年代,是“肉食者鄙”的年代。

广场参与者陈子明这样分析广场民主运动的形成机制和威力所在:

“人民懂得: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愿望和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却不可战胜。真理是属于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多数是属于他们的,因而胜利也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这样一个道理,不仅适应于中国,也适应于世界。天安门广场的呼声推动了当代世界文明的演进。天安门事件整整10年后,1986年,菲律宾艾沙大道爆发“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国防部长恩里莱、国家警察局长拉莫斯在阿奎纳尔多营,以区区300人的军警宣布造反,菲律宾大主教呼吁马尼拉市民上街声援。马科斯总统派来镇压的坦克,被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修女截住,枪管中插上玫瑰。3天后,独裁统治菲律宾20年的马科斯总统夫妇爬上直升机,落荒而逃。

一年后,1987年,韩国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宪制改革,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军政府应声垮台。

进入21世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到乌兹别克,广场的幽灵,所谓“颜色革命”,像瘟疫一样传播,令世上残余的独裁者闻风丧胆,幸存的也都忧心忡忡。

一文一武的下场

对于1976年天安门事件,全世界最大广场上的流血惨剧,首先是中南海难辞其咎。然而,在“四人帮”当政之下,他们的一文一武哼哈二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就是人民日报;武,就是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叫刘传新。他自恃有“中央文革”撑腰,诬蔑公安部长罗瑞卿、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里通外国”,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谭震林等党内元老的子女70人统统关进少管所。

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受江青诬陷被捕后,长期领导中共情治系统的周恩来悄悄察访,竟然四处查不到孙维世的下落。原来刘传新奉命将她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改名为“孙伪士”, 列为“关死对象”,直到孙维世含冤而死。人死后,连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周恩来闻讯,悲愤地批示:

“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没等孙维世妹妹前来认领,孙维世遗体就被火化了。

1976年刘传新指挥北京市公安局,在广场上调查取证了115辆小车号码,涉及八十多个单位,秘密跟踪调查副部长和军长以上干部30人,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王震、胡乔木等。在中央决定“批邓”前2个月,刘传新就在公安局点名道姓指责邓小平“复辟”、掀起“右倾翻案风”。4月5日晚上7点,刘传新下达命令:

“今晚要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这个刘传新,在“四人帮”垮台后,于1977年1月被免职,5月19日批判刘传新群众大会前自杀。刘传新如果不是自行了断,也决没有好下场。据当事人撰文透露,“文革”后,在上层政界积怨甚多的北京市公安局,有17名看守员、审判员因为在“文革”中滥施肉刑、体罚,被秘密处决,王震亲自到场监斩。17人的家属均被告知“因公殉职”。

天安门事件13年后,还有中国社科院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正告北京市公安局:不要忘记曾经有个刘传新,他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我们记入历史,在历史上永远留下骂名。

文的鲁瑛结局算是比较好的。1977年,鲁瑛被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年12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问姚文元时,鲁瑛曾经出庭作证。恢复工作后,他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抄写卡片。

姜昆的相声曾对他的白字极尽嘲讽,因此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白字总编”的名声。鲁瑛曾将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把“班达拉奈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一次外宾招待会上,他见到旁边桌上贴着“夏鼐”的名字,就主动打招呼道:“夏鼎同志”,让考古学家夏鼐啼笑皆非。事后有人赋打油诗一首:

“夏鼎同志你可好?

夏鼐先生吓一跳。

偷我头上一个’乃’,

还来同我打交道。”

文的要来文的处罚,“文革”末年不可一世的总编辑,“文革”后成为全国人民的下酒菜,也算得其所也。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