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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2,清明节)

当记者,还是当特务?

1976年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离中南海近,离天安门广场也不远。在“文革”末年政府背离主流民意、官民矛盾激化、政局走向未卜的历史关口,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眼里只有中南海,禁止大家去天安门广场,扬言去了的要追查,“不管干部、家属、小孩,该撤的撤,该批的批”,甚至威胁说“也可以圈起几个来嘛!”

报社很多身为党内资深干部的老编辑、老记者,压根没把这个“文革”开始后才从上海调来的无名小卒当回事,像王若水一样,广场照去不误,为广场感奋,在广场流泪。

但此刻大家已无力影响这份打着“人民”字头的报纸版面,还有人民日报社编印的一张叫做《情况汇编》的高层内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民日报随着“文革派”几个人,在民意的呼啸潮流中沉沦。

按照西方的新闻理念,记者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近代中国维新派也把报纸称作“天下之公器”,视为宪政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江湖和魏阙之间,报馆主要代表江湖的利益、草民的呼声,寄望魏阙、督察权贵。中国最古老的报纸《申报》在创刊第二年,1873年浙江发生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刚刚死去丈夫的“小白菜”和乡邻杨乃武蒙冤,以通奸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申报》从案发开始追踪报道数年,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下,1877年清廷下令移棺京师,当众验明“小白菜”丈夫系正常病亡。浙省自巡抚以下审办官员均受处分。《申报》居功至伟,远在朝廷干预之前,《申报》主编蒋芷湘就大胆斥责地方官“刑讯之枉民”,痛切陈词: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邦本,犹能望起邦之兴旺乎?”

1976年的人民日报,鲁瑛自诩“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的党报,早已把刘少奇关于考察党的政策、反映人民呼声的教导抛到脑后,更不会认同《申报》的抱负–“君民共主”,“上下之情相通”,“利害与共而忧乐与同”。对他来说,广场上的一切太无足轻重了,只有“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语),才是动摇邦本的大事情。肚里墨水不多的鲁瑛,思想基础就是首长“四人帮”那一点社会法西斯主义。

比如,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刊载的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断言: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好一个“一切领域”、“一切阶段”的“全面专政”,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病逝后,国庆节的前几天,鲁瑛还在全社大会上虚张声势地说:

“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既然以此为己任,鲁瑛铁了心绑架人民日报,来充当中南海“文革派”的特务、吹鼓手甚至打手。

据老记者余焕椿揭发,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给鲁瑛打了24次电话。南京人民刚刚走上街头的时候,3月30日王洪文打来电话。

王洪文: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

鲁瑛:有记者。

王洪文: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南京在明末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就非常突出,“秦淮八艳”的芳心侠骨举世传诵。江苏人以自己是周恩来家乡人而自豪,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事件中,南京的壮怀激烈也仅次于北京。中央要求覆盖南京街头大标语的电话通知下达后的3天内,反而激起南京60万人挺身而出,参加悼念游行。而中共江苏省委对民众的同情和默许,引起中南海的怀疑。

中南海需要人民日报提供炮弹,来整治省委中的“走资派”。在“文革”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享有列席省委常委会会议的殊荣,有条件成为中央在地方的耳目。后据人民日报揭发,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鲁瑛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先后派出4批、约100余人次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等11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报社一百三十多期《情况汇编特刊》上,整过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名省部级干部的黑材料。

天安门事件刚刚平息,4月16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为解决江苏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江青在会上言之凿凿地指责江苏:

“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

吃过人民日报苦头的,不止一个江苏省委。

据报社老记者傅真回忆,直到1976年10月16日,“四人帮”垮台后一个星期,他和同事到南昌出差,负责接待的江西省委办公厅同志异常谨慎,与两人长谈半天却不着边际。傅真后来才意识到,对方其实是在进行“政治考察”。同事介绍说老傅曾是报社的批斗对象,“批林批孔”以后被发配工厂劳动改造过半年–“这几句话起了奇妙的作用”,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放下心来,开始知无不言。

聊到投机处,傅真恍然大悟:此前人民日报曾派来一些记者收集江西的情况,回京后报告给“四人帮”,把省委整怕了,所以对人民日报来的人不得不防!防偷防盗防党报,人民日报落到这种境遇,让人哭笑不得。

据1976年的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4月4日清明节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广场局势。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一听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吴德站起来检讨,随后出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提出围观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吴德回到会场反映情况,政治局态度强硬,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话说,那个演讲者已经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的通风报信,竟然比北京市政法机关更灵通,更及时地捍卫了江青这位“文革旗手”。

远在广场集会出现暴力抗争之前,姚文元已经在给鲁瑛的一系列电话里,为天安门事件定性了。姚文元4月2日说: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

4月4日,姚文元又说: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性质”,“反革命逆流”,“有个司令部”–鲁瑛积极地按照中央首长既定的调门搜集材料,或者说千方百计扭曲事实以迎合和证实首长的假设。从4月1日到4月5日,人民日报密级程度较高的内参《情况汇编清样》连发12期天安门动态;最后经姚文元亲笔修改,印成最高密级的《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

这些内参材料尽量把广场体制内敬忠良、除小人的呼声,穿凿附会,诠释为体制外颠覆性的欲求。比如,1976年的广场民众明明只是要求一个不讲空话、关心人民生活的社会主义,拥戴那些体察民意的共产党人,却被夸张歪曲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这些,对中南海作出镇压广场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科学院109厂有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在后面加上一句恶毒的注释:

“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本是站在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立场反对“四人帮”,却成了一首“反诗”,刊登在4月3日的《情况汇编清样》上。人民日报内参一发话,害得这家五百人的小厂有3人被抓进监牢,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近百人被“过筛子”,厂领导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厂党委改组。

《情况汇编清样》登过一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姚文元看了却不高兴,给鲁瑛打电话抱怨:

“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

鲁瑛心领神会,派记者了解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到广场送了两只花圈,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恰巧在该所工作。虽然邓楠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加制作花圈,也没有到广场送花圈,内参还是写出“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四人帮”的亲信得意地宣称:

“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4月4日晚上,人民日报记者从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在周总理养病期间,中央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姚文元在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为终于能把邓小平说成是广场“总后台”而喜出望外,急不可耐地要求鲁瑛:

“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去说。”

4月5日晨,姚文元把这份手抄件批送给毛远新。“四人帮”据此把邓小平诬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人民日报成了反邓急先锋。

人民日报内参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将两首不相干的诗拼凑在一起,定为“001号反革命诗词”。2首中的一首,是前面提到的散文诗“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它的确可算是天安门诗词的最强音。这是指对当时中国困境的认识境界而言,但诗作者到底有没有暴力煽动的意图?对毛泽东的有所不满、有所讽喻,有没有发展到鼓吹暴力推翻毛泽东执政的地步?鲁瑛、姚文元、张春桥力图把读者引向后者,一方面删掉了散文诗的悼念周恩来的内容,淡化了反对“四人帮”的内容,以凸显对毛泽东的批评;一方面别出心裁在这首散文诗前面加上另一首五言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曾有人建议,五言诗与后面的散文诗文体不合,能不能删去?姚文元说:

“有剑出鞘,不能删。”

非但不删,姚文元还篡改了五言诗的2个关键字:“闻”改成“闹”,“泪”改成“血”。这就成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闹鬼”,“洒血”,“剑出鞘”和“秦皇”巧手焊接而成,似乎武装暴乱之意已经呼之欲出。姚文元亲笔加上“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按语。据叶永烈《姚文元传》说,毛泽东看到这期《情况汇编》–

“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墨写的谎说,血写的事实

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20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3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广场形势急转直下。一大早,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来回行驶,要求“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场人群被激怒了:“阶级敌人是谁?是谁在破坏捣乱?”于是,广播车被推翻,车顶上的喇叭被砸。

11点多,忽然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

“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

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作为谈判代表,进入小楼,但工人民兵指挥部头目避而不见。这时,有人指出他们乘坐的上海牌小轿车和2辆吉普车就停在小楼外边。于是,小轿车和吉普车都被推翻烧着了。

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也被烧着了。

前面这段文字之所以用这么多“被”字无主句,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使在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作出“革命行动”一部分的烧砸行为,其发起者和主力仍然无人认领。

在纪念碑下献上第一份悼词的曹志杰被捕后,在狱中遇到一个才13岁的学生,“是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中被抓的380人中唯一因烧汽车而被抓者”。他告诉曹志杰,自己看到别人在翻汽车,也上去“搭了一把手”,结果就被抓了进来。曹志杰纳闷:

“1978年,我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见到的翻汽车的照片照得很清楚,有七、八人之多,可为什么唯独就抓了他一个刚刚搭了把手的孩子?后来听说翻汽车的大都是公安局的便衣。”

1988年岁末,一部“主旋律”纪录片的导演从新闻电影制片厂调用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视频资料,惊讶地发现在联合指挥部小楼前,警察逮住一个领头烧汽车的人,对方沉着地说:

“我是××处的。”

原来是自己人,瓦尔特假扮的党卫军,不,是党卫军假扮的瓦尔特,哈哈哈哈。

至于推翻广播车,后来也只找到一位“参与者”,是中国科学院109厂的小张,罪行之轻,仅被关在单位小黑屋接受审查。主犯也是下落不明。

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报道中写道:

“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4月5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4月5日晚上9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3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刺眼的灯光下,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写道: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日报采访报道了“四·五”恐怖夜留在广场的人们。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

“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

当晚,数百干警连夜冲洗天安门广场地面的血迹。

4月5日深夜,当广场笼罩在血腥中的时候,姚文元给鲁瑛打电话,反复叮嘱,将4月3日就安排写好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明日登一版头条加框”,要鲁瑛“告诉新华社今日播,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姚文元说:

“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

“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广场喋血,人民日报施威,白色恐怖迅速席卷全国。从北京到南京等地,收缴诗词,追查“谣言”,一批写过诗文、上过街、到过广场的人锒铛入狱……

4月7日早晨,鲁瑛带着几名《情况汇编清样》炮制者,赶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洋洋得意地说:

“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公开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粗点没关系。题目也不要变。”

中午,“四人帮”与鲁瑛等人共进午餐,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这些人一一介绍给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王洪文副主席当面赞扬:

“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喜不自禁地说:

“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你们挨打了没有?”

张春桥说:

“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头子纳吉。”

王洪文首先举杯说:

“都干一杯!”

江青也给人民日报记者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姚文元、张春桥对公开报道的基调,乃至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详尽的指示。鲁瑛带记者一一写入稿中。比如,张春桥让把火烧警察和工人民兵联合指挥部楼房改为–

“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

编写过程中,姚文元不断过来催促:

“快点编,陆续发排,没有车可用我的警卫车。”

就这样,人民日报几个记者在大会堂每编写一页,马上送报社排印、打样。几辆小汽车在大会堂和王府井报社之间来回穿梭。

4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精心裁剪“反动诗词”、“反动传单”、“冲人民大会堂”、“烧汽车”、“烧营房”等情节,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在整整50年前,1926年,同样是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47人,伤200多人。《京报》率先公开报道惨案,刊载70多位伤亡者姓名、单位、籍贯、负伤部位。自命“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连夜起草评论《世界之空前惨案》。学者刘半农作诗、赵元任谱曲,哀伤的歌曲唱道: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

鲁迅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沉痛地写下: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连鲁迅的兄弟周作人也一改平日的散淡作风,在惨案第二天撰写文章,指名道姓谴责段祺瑞,并且参加了北京城内几乎每一场追悼会,送去挽联。1927年,面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再次拍案而起,不仅抨击国人“杀乱党的嗜好”,而且痛心疾首地批评“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

只有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通电》诬蔑“三·一八”学生和市民是“暴徒”,惨案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指责“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

半个世纪后,同样在北京,再也没有《京报》揭露血案真相,再也没有《语丝》发表鲁迅等文化人的谴责文字。但谁能想到,此时的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却倒过来扮演了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通电》和《临时执政令》的角色,用“墨写的谎说”掩盖“血写的事实”。

人民日报4月8日为镇压民众撑腰张目的报道见报后,收到一封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中装着4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一、二版,只见一版上写着: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吗?事实能歪曲吗?

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

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

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没有声张,默默地将信锁进了自家抽屉。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