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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10,周恩来)

悼周拥邓讨江射毛

1月8日,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传出,北京、上海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销售一空。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悲痛。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北京街头出现了感天动地的一幕:上百万衣着朴素的中国人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寒风中伫立街道两旁,含泪相送灵车,十里长街哭声震天。在那个擅长社会动员的时代,没有任何组织和串联,北京人倾城而出,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头,有脱帽肃立的老军人,有怀抱婴儿的母亲,更多的是平时在“单位”里最沉默、最老实的中年人。西方媒体眼中喜怒不形于色的中国“蓝蚂蚁”,用压抑的泪水显示: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如地下岩浆在涌动,寻找爆发点。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据杨健《丙辰清明前前后后》记载,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37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基层干部说:“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悼念总理如果有罪……”北京交通部打过来的电话掩饰不住赞赏的口吻:“上海很好”;“群众自发拉回声不要批评,不要追查”。

中国向何处去?国内、党内的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以普通百姓特别是“文革”中长大的年轻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党政军多数干部为一方;以“四人帮”少数政客及其背后的毛泽东为另一方。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后者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文宣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霸权”。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而“四人帮”则成了冷嘲热讽和愤怒声讨的箭垛;至于毛泽东,虽然他不时在“文革派”和老干部中搞点平衡,甚至连“四人帮”这个概念也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批评江青他们的,但更多的时候,正因为毛本人的思想倾向,才让江青等人有恃无恐,因此1976年民间普遍认为毛“老糊涂了”。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副组长曹志杰,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会干部,在长期“阶级斗争”意识的熏陶下,竟然也能对上层政局洞若观火。1974年1月25日,理论组成立后第一次大型活动,是参加国务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评法批儒”动员大会。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还有“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迟群等先后发言。周恩来的发言主要是作检查,讲自己的工作没搞好,“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周恩来还提到,这次会议是在24日下午才得到通知;而曹志杰和同事们在24日上午就知道要开会。曹志杰心里雪亮:

在整个大会期间,周总理一再作检查,而“文革”派却大讲批大儒,矛头所向一目了然,完全是冲着周总理去的……这个大会给我们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毛泽东和江青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是要批周恩来总理。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国庆25周年盛大招待会。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还煞费苦心安排尽可能多的“文革”中受冲击的党内老干部和党外人士参加招待会,“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而江青等人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控制《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宣传机器,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志杰回忆说:

工人理论组在私下的议论中,对江青等人的敌视之情已经毫无隐讳,怒于言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这个称谓,通常是把他们称作“上海帮”。

当时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早已远不如“文革”之初了。特别是不少人(尤其在高干子弟中)已经认识到江青的猖狂源自于毛泽东的支持。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政治运动,对于今天打倒张三、明天又打倒李四之类的阶级斗争,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厌倦了、讨厌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忍受的程度。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另一位活跃人物贺延光,也佐证了曹志杰的分析。《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期王鸿谅文章《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记述:贺延光1973年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当工人,他这样分析自己当时的心境:

大家对于社会的不满。其实是从个人生活的无望开始。邓小平带来的是直接的经济变化,跟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捆绑在一起。对于邓小平的攻击,引发的或许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关于生存的一种本能。周恩来的去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周恩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形象,坚持“良心底线”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被无限量放大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周恩来之死,具有足够强烈的悲情成分,可以支撑一场草根民众民主运动。为什么他坚持不留骨灰?当时民间传说、后来得到验证的是,周恩来1975年7月对请求合影的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过来人都知道,老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从彭德怀、刘少奇到林彪,多少中南海要人的国务活动照片成为禁忌,要打上叉叉。中国人更知道,历史上人亡政息、掘尸扬灰的事还少吗?但谁又能想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敬爱的周总理身上,而且由他本人亲口道出?!

令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自遵义会议以来45年间,周恩来忠心耿耿辅佐毛泽东。当然,1976年初的毛已到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在此前半个月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啊,中国人多么希望他像陈毅追悼会那次突然出现在悼念会场。周恩来追悼会后不久的阴历除夕夜,毛仅仅因为嫌中南海冷清,竟然粗心到不察民意,下令工作人员在游泳池寓所大放鞭炮。当时众所不知的一段话,是毛泽东1月12日对汪东兴发的牢骚: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

当时民间流传一份周恩来总理遗言,后来查明是杭州汽轮机厂一名23岁的工人李君旭伪造的。今天读来,令人诧异那个年代普通中国人竟然有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不力、“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而且,借周恩来的革命前辈身份,强调了人民渴望“生活条件”和“幸福生活”的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纯正性。令江青等人恼火的是,这份伪造的遗言还把周恩来与邓小平巧妙地联结在一起,通过“四人帮”在政治上不便公开否定的周恩来,来肯定党内地位岌岌可危的邓小平: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这个23岁小伙子代拟的遗言还提到,希望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保持晚节”,隐约反映出一个深埋中国人心头的期待:如果在毛泽东身后,这些中央老同志不给毛泽东面子,江青等人该如何自处?

1976年,是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满天飞的年头。在中共干部阶层中,还秘密流传邓小平与战争时期老搭档刘伯承元帅的唱和诗:

七律邓小平进伯承元帅

一封朝奏主席边,夕贬蜀国路八千。

本为民众除鄙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峨嵋家何在,雨阻巴山车不前。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两首“伪托”的刘邓唱和,塑造了一个屈原、邓世昌式忠臣的完美形象,露骨地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在刘伯承的答诗中,明确肯定了邓小平“逐鹿定中原”的历史功绩,以及“功成身不退”、“白首挽狂澜”的献身精神,借这个几近失明的共和国元帅之口,悲呼“宏策未尽天下叹,常谈中华泪如泉”。

据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前一天,他接到黑龙江朋友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汉、大庆油田的中层干部,在电话线那头哽咽着说:

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办呀!

李庄当时还在“靠边站”,在宿舍的传达室接电话不敢造次,只能“嗯啊”以对。对方接着急切地问:

明天追悼会,是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吗?

李庄继续敷衍道:

我想应该这么安排吧!

对方长叹一声,挂上电话。

就像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曹志杰认为,在周恩来与世长辞的那一刻–

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

曹志杰说:1976年初的中国人–

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

悼念之声、抽泣之声不绝于耳。人们的脸色凝重,人们的双眉紧锁。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预示着一场大搏斗,大震撼、大爆发。

官报逼民反

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坐在火山口上的邓小平,通过短暂的“整顿”与“四人帮”的交锋,已经对党心、民心、军心了然于胸,下决心与毛泽东时代分道扬镳。当1975年11月,毛泽东几乎是乞求式地要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希望总体评价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时,邓小平一口拒绝了: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毛泽东继“亲密战友”林彪谋反后,再次被自己寄予厚望的邓小平所抛弃。听到邓的这个表态,心境的悲凉可想而知。毛泽东虽然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对自己的身后事,内心已是一片空空荡荡。1976年8月间,他把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叫到病榻前,沉痛地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缺乏自知之明的“四人帮”,显然比毛本人还要高估了自己这一方的力量。以《人民日报》为代表,体制内媒体还在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

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揭露: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首都百万群众街头送灵车,新华社记者写出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个字也不准登。姚文元还特意叮嘱鲁瑛:“不要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1月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前3块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

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明明是党内、国内大多数人与“文革”派的尖锐对立,《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却说: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在悼周情怀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自以为得意地说:

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

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则说: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比文章本身更重要。

人民日报压根是在玩火。报纸一出来,从早到晚,抗议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有温文尔雅的批评建议,如中国科学院一位女士在电话中说:

人民日报没有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情,今天发清华的大变化,不代表群众。你们应该到天安门前去采访、拍照片,把这些报道出来,反映群众的心情。

有激烈的抨击和蔑视,人民日报老同志亲眼目睹,在王府井大街的阅报栏,《人民日报》被路人扯下来践踏。

2月6日,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大参考”(《参考资料》)刊登一篇文章,提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屠杀时,诬陷周恩来“叛变”。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北大清华写作组笔名)的《孔丘之忧》,挖苦悼周民众: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引述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刊载这条消息时,删掉了周恩来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写道:

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当时“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成邓小平的代名词,但有能力扶邓小平上台的“那个走资派”又是谁?《文汇报》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攻击周恩来,一下子激怒了全国人民。

博主家乡在一个小乡镇,家里正好订了一份《文汇报》。某天晚上父亲的同事悄悄登门,低声议论了点什么,翻出那两天的报纸,消失在夜幕中。很快,小镇街头刷出了毛笔字大标语:

反对周总理不得人心!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到谁!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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