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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部分官员听不进不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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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钟沛璋。他说,“文章我还会继续写下去,我是个社会公民,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离而不休钟沛璋

离休前,钟沛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他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14岁入党,经历过革命时代的铁与血,老人钟沛璋在当过新闻人、新闻官员之后,如今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

柔和的光线洒了进来,房间里很温暖。

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睡衣,满头短密的银发,86岁的钟沛璋,安静地坐在客厅宽松的沙发上,背有些驼。前一段时间因为骨关节和前列腺出了点小问题,在入院治疗将近一个月后,三天前他才回到家中。

登门拜访的那天下午,82岁的老伴陈敏一边开门,一边微笑着提醒,老人还在康复期,体力不是很好,不能长坐,但他非常希望与我们聊聊天,而且为了这次早就约定的采访,他耐心做了准备,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了。正在看的书和用来圈画评点的水笔,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浓重的上海口音,不紧不慢的表述,虽然面容有些许倦怠,但眼神坚定平和,思路十分清晰。在偶尔谈到某一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会像个老朋友一样和蔼地说: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你可以谈谈你的观点。

“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喝下一口老伴递过来的热茶后,钟沛璋开门见山地说。

卧病不敢忘国忧

在茶几上缓缓摊开这些年里陆续写作的文章,钟沛璋一边讲解,一边总结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生里,他大致上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干革命,另外一件是做新闻。

钟沛璋在媒体界干了大半辈子,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离休前,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我当时在住院,电脑没看,但是也有年轻同志到医院去看我,所以,这个信息我也很快知道,由此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钟沛璋说。住院是因为前列腺问题,还有腿不能走路,周身乏力,就到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月。

由于身体原因,亲自提笔书写还不太方便。所以文章“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由病榻上的钟沛璋口述,这位同志代为整理。

这篇署名“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文章,先是在《财经》杂志所属的《财经网》上发布出来,学术网站“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挂出,之后再被网络和平面媒体迅速转载,引起巨大反响。

“但我听说,后来又被陆续删除了。”顿了顿,已有70多年党龄的钟沛璋长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不禁让他想起30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一桌饭只付一个汤的钱。最先是餐厅的炊事员陈爱武表示不满,举报揭发了王磊。当时我知道了之后,就派《中国青年报》两名记者去采访,报道了这件事情。”

钟沛璋还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社论,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开一代民主新风》,发了半个版。当时大家反应都很好,王磊也很快做了检讨,向餐厅补足了差额的那部分钱。

“店小二批评高官,在旧社会不可想象,在新中国也是一个新气象。王磊检讨、改正了之后,风气更好了,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呢?”钟沛璋说,“现在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被批评了之后就可以到北京来抓人,还怎么搞舆论监督?”

14岁加入地下党

“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老同志,都已经退休了,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本人已无所求,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钟沛璋说。经历过早年的大风大浪之后,现在的钟沛璋显得很平静,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情绪化的表达。

祖籍浙江宁波的钟沛璋,生于1924年的上海,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弟几个,都是支持革命的进步青年,钟沛璋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一年他14岁。

1946年,22岁的地下党员钟沛璋在上海开办了公开的商业电台,这笔运作资金,是他的父亲投资的。“父亲做过洋行华人经理,自己也开了商行、华行,做进出口业务,就这样他成了一名资本家。”钟沛璋说,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虽竭力隐藏,但大姐、父母还是先后知道了,但他们装作不知道,也暗中支持。

这一年,18岁的地下党员陈敏,接到了上级指令,找到钟沛璋,成为了这家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而在此之前,她公开的身份,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信局里,做一名电报收发员。几年之后,钟沛璋与陈敏结婚,相扶至今。

1948年,钟沛璋受命办《青年知识》与《学生报》。“我记得,我办《青年知识》杂志时,刊物藏在家里,特务查到家里来了,差一点因此就牺牲掉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正是国共内战时期。《青年知识》杂志通过书报社发行,后期要去收款。有一次,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弟弟骑自行车去帮钟沛璋收款。不料那时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和书报社说了,要等杂志社收款的时候把人抓住。

“我弟弟到了书报社后,书报社老板对他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我弟弟一看形势不对,跑了。”

书报社老板把自行车的号码抄下来了,然后告诉了特务,特务就查到钟沛璋的家里来。“我当时躲起来了,没敢回家。但我有一个同志,当时正在我家里搞《学生报》。特务一进门,他很聪明的,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电话费收据,他抄起来说‘你们电话费赶快交啊’,冒充电话局的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就这样混出去了。”

但后来有一个与钟沛璋一起发行《学生报》的青年,叫严庚初,和钟沛璋同岁,被抓走了,在解放前夕被杀掉。“如果我被抓到,也是同样的命运。我们那批同志,牺牲的有很多。” 回想过去的这一幕幕,钟沛璋现在依旧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

让钟沛璋颇为骄傲的是,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大红旗,是钟沛璋在绸缎庄做会计的大姐夫买来红布,大姐和母亲踩缝纫机缝起来的。之后,钟沛璋带领多位人民宣传队队员,再冒风险,登上跑马町钟楼,连夜将这面几层楼高的大红旗和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挂了上去。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

1954年,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的社论,发表在《上海青年报》。

文章出自钟沛璋手笔。文中,他热情欢呼“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

当时的“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了钟沛璋的论述,而转发后的文章恰巧被胡耀邦读到了。在胡耀邦一番问询后,钟沛璋从上海来到北京,职位也由先前的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变成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其间,钟沛璋几经起落,19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村,当他再回报社时,只是一名副刊编辑,但不久恢复原职,“文革”中再被赶下台,之后又复职。折腾几次后,钟沛璋发现,之前在他下面的人,已经到他上面去了。后来团中央决定成立研究室,钟沛璋顺理成章地兼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借此,钟沛璋的行政级别,与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持平。

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钟沛璋最漂亮的手笔之一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钟沛璋回忆说,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对1976年“四五运动”的报道也给钟沛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兴味盎然地回忆说,“当时大家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被认为后台是邓小平,参与者被定为‘反革命’,整个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要为这个平反。我们将‘四五’的诗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中央后来也松口了,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然后,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伟大的4·5运动》,影响比较大。新华社也转发了,《人民日报》后来也写了两篇文章,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发行了四五运动平反的小册子。”

在春日柔和的阳光中,钟沛璋回忆着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的日子。他的保姆在一旁摘着菜,一边静静地听。“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青年思想很迷茫。当时我就认为应该成立青少年研究所,研究青年问题。我把团中央研究所改造了,和社科院合作,办起了青少年研究所,把中国青年报原来的总编辑张黎群请回来做所长。”

张黎群在“反右”时提过意见,说报纸不能成为“布告板”和“传声筒”,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声音,被撤掉了职务,“文革”时,曾被整得很惨。钟沛璋认为张黎群是个魄力与学识兼具的人才,“我觉得应该把他请回来当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研究所虽是我提议创办的,但我愿意当副所长,让他当所长。”

尽管中间多有坎坷,钟沛璋还是在中国青年报社前后供职近30年。1981年,他告别报社,进入中宣部工作。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有人说我在青年团工作时间太长,应该毕业了,还有人说,你都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了,和团里那些小朋友怎么谈呢?”钟沛璋呵呵笑着说。

调出共青团后如何落脚,曾有多个备选项——《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人民日报社。后来,还是胡耀邦拍了板:去中宣部新闻局。

钟沛璋在新闻局局长职位上干了五年。“当时呢,它什么都管,管报纸审批,甚至报纸纸张不够了,进口和分配纸张它也要管。当时新闻出版总署还没成立,我呼吁应该成立新闻出版总署。”钟沛璋说他走马上任后,将“推动新闻改革”列为他的工作重点。

“我在五年新闻局长任期结束前,在黑龙江召开的各省市总编辑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基本等于我的毕业论文了。当时宣传部副部长滕藤也去参加了会议,他提出,报社总编辑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能够决定这张报纸登什么和不登什么。新华社很快播发了这个演讲稿,当时舆论反应很大。其实他的观点,与张黎群‘反右’时候提出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

告别新闻局之后,钟沛璋又辗转在香港新华社、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等任职过,还与夫人一起成立了卓越出版公司和《东方》杂志社。“本来应该是60岁退休,但我超期服役,正式离休应该是1987年,不是1984年,虽然离休,但是离而不休。”

直到1997年底,钟沛璋才摆脱了一切繁冗的社会工作,回到家中,每天读读书,看看报,开始了真正放松的老年生活。他的身份,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

“文章我还会继续写下去,”钟沛璋有些累了,他伸伸胳膊,慢慢站来身来,“我是个社会公民,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齐介仑 赵杨 于东东/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