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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底层的寒流在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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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3月3日出生于中国重庆,17岁发表作品,20岁正式出道,作品涉及时政、社会、历史、思想、调查、采访、影视、摇滚等,尤为关注中国弱势底层,切入敏感问题,创办电子杂志,创建“天问图书馆”,推动维权与公益,追求民主与自由。

厦门:跟你讲什么道理

“你不签是吧?这份也不签是吧?”身为厦门市同安区某大型建筑工地的班组长,眼中闪着威逼不屑的利光,用手指指着一名背脊被摔断的贵州民工。此刻,我在现场。

桌上是两张纸,一张要求民工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张要求民工写下何时进入工地、何时离开工地。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实则颇有问题。我说:“很明显,这等于是要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你也许不知道,工伤赔偿当中,误工费的计算范围,是自受伤当日,一直到厦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出伤残等级当日,这与何时进工地、何时离开工地无关。大家都知道,他离开工地的当天就是受伤当日。这张纸唯一能确认的,就是他在贵公司的实际劳动天数。”

那明显带着本地“优越性”的班组长,留着秃头,狠狠地瞪着我:“你实在要想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反正钱是肯定赔。我们这次一共有8个人受工伤,他们都签了,那他为什么不签?我跟你说,工伤都已经认定了,国家有法律嘛,是不是?我忙得很,他妈的昨天晚上民工闹事,在工地上打架,人进医院都好几个了。我真的忙得很,没时间跟你扯这些。”又瞪向民工:“签!签了我还有别的事。”

“你亲眼看到《工伤认定书》了吗?”我问那位民工。他摇头。

“你他妈到底签不签?不签是不是?那我走人,今后有什么事,别他妈烦我!”班组长愤然欲走。

我说:“我看你不是什么都不清楚,相反,你什么都知道。你面临公司的行政罚款,公司没有与这名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而且他是并未痊愈就出了院。而今天这其中一份东西,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如果是算工钱,工头那里有清单。关于赔偿,当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这个时间长度,最大的一笔是误工费,这个时间不能乱算,金额也不能乱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1条,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你们是不是担心这个?”

这不知姓名的班组长,扬起手掌,霎时踢开凳子,冲我欲打而未打,房间气氛骤时紧张。他抓起桌上的两张纸,起身摔门而出,骂骂咧咧:“他妈的,你以为自己是谁?婆婆妈妈,像他妈女人一样啰里八嗦。”

“我是跟你讲道理,明不明白?”我说。他回头:“操你妈的道理!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是什么来路?有什么资格?我他妈在厦门混多少年了,要不是看你年纪小,砍死你!他妈的!”这受伤民工的亲弟弟亦起身向门外那位班组长吼道:“你他妈屌什么屌?”倒是我旁边的工头朋友懂事,温言婉语,赶紧送别那颇“江湖”的班组长,弯腰递上“中华”烟。

房间里安静许多。我拿出一张纸,一笔一笔算给那受工伤的贵州民工看:住院补助伙食费、停工留薪、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其它合法赔偿。

临走时,他弟弟吃力地搀扶着他下楼。这佝偻的背景,至今仍然深深地烙印我心。我留下我的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姓杨,重庆人。有任何事,随时联系我。”他颤巍巍地伸出满是茧子的双手:“兄弟,你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人,谢了!”他说,他马上又要去厦门同安,到那边继续养伤;至于工伤赔偿,要是不赶紧赔,他们自有办法。这办法是什么,他没讲,但依据贵州人集结成风的特性,想必众人已大致了然。

贵阳:算了算了,忍了吧

电话响起,来自贵阳。“杨先生,我们公司的领导要让我们供出这封举报文章是谁写的,他们已经跑遍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复印店。”我说没关系,让他们查。“杨先生,政府也在查,还把我们叫到公司项目部,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什么中纪委第五检查组现在就在视察我们公司,什么好像我们公司谁和谁是什么关系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如果查不出来,我们不交代的话,我们这200多人的工资都还要搁一搁。”我未作声,电话那头又说:“我就说这么多了,我们几个带头的,手机都被监听了,在公共电话里也不要说得太多。”电话挂了。

妻子问我何事:“是不是到最后又变成满世界追查你?”我苦笑,点头。一向温柔的妻子,火气来了:“这什么世道?一个公司拖欠民工将近40万,打了人不说,连有人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也不行,到底谁是罪人?”妻子质疑的内容,常在如今的底层社会成为常态。

最初,是贵阳一批民工的工头打电话过来求助。那时,他,以及他的代班工头,已经被七八个人围在项目部办公室,狠狠地揍了一顿,若非有人来救,恐怕已是非死即残。到派出所后,警察也从未顾及他们的脸、手、身、背、后脑流着鲜血,处处是疙瘩、淤青,录了整整四个小时的口供。离开派出所时,打人者早已不知去向,而为了讨工资而被黑打的受害者,所有医药费也只能自掏腰包,甚至借钱充话费,向我打求助电话。

平常状态下,24小时以内,当地政府的一把手、该公司的一把手,应该都会动起来,就因为我的一封谴词尚属留情的被指为“举报文章”的信——这次也不例外。当然,24小时以内的状况,乃是极其复杂的,情绪激动之时,没有人可以掌控情况。诸如,一批民工在高速公路拦截车辆,就地示威,要求立即发放工资。24小时以内,恐惧的人,会悄悄逃离现场,到别处旅馆住下,以求自保。我更未及想到,这民工之中,竟有才满14岁的童工;而其拖欠内容,又是百花齐放般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签了合同,定了工价,公司可以擅自降低工价;改了建筑图纸,要求返工,而返工费则一分不出;开工人数不够,差一个人,就一天罚工头500元,差15个人,就罚工头7500元;民工预支生活费,项目部就当是发高利贷,预支10000元,只拿9500元,其余500余元则自放腰包;谁敢上告,就收拾谁,像关门打狗一样,把板凳重重一摔,即是殴打信号,而后狠狠地将工头往死里打……

电话再次响起,来自贵阳。“杨先生,他们实在查不出来了,要我们写道歉书,怎么办?”这是公司下层为保饭碗搞的把戏,从前为山东淄博民工维权也同样遇到,也是满世界追查撰文者,也是什么也追查不到,最终查来查去,查急了,让民工写道歉书,内容不外乎“我们为贵公司与政府间的关系、项目部与公司高层间的关系添了麻烦,其实贵公司一向如何如何善待民工,项目处一向如何如何爱护我们”,最终落笔于一处,“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彼此相安”。我举这例子给电话那边的工头听,他开了窍:“哦,杨先生,知道了。”

等电话又再响起之时,已是现场拿到拖欠工资的喜报。然而统计起来,与我所期待的款项金额,相差不小。工头说:“算了算了,忍了吧,能够处理成这样,还惊动了劳动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第一次看到政府有这么大阵仗。我算算,自己也就亏五六万,民工拿到工资就不错了,差不多了。怪自己命不好,不是有钱人的命。”

广州:热血哪儿去了

清晨,还没睡醒,看手机短信:“杨先生,医院开了张条子,在你信箱,你看看。”

还没洗脸,匆忙打开Gmail:“全身多发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左侧肩锁关节脱位;左侧肱骨外科颈骨折;右侧第3、4、5掌骨骨折,左胸多根肋骨骨折,左侧趾骨骨折,左侧额骨骨折;右手中指伸肌腱断裂;创伤性湿肺并左侧胸腔积血;全身多处皮肤裂伤……”又一位身在广州的民工,在修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工地,成为重伤,事发时间是凌晨1时许(加班时间),该民工从桥上约10米高处坠下,撞在模板上,其状惨不忍睹。

发短信者,是受伤者的女儿。我根据这伤情,结合编号为GB/T 16180-2006的《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给她发去大概的赔偿数额以及相关法律依据,共6页。我说:“你们先跟公司谈谈,探探他们的想法。一般这种事,就算谈得不是十分理想,但在这种大项目上,工伤肯定报了上去,至于工伤鉴定,我看公司会拖或者瞒,而你们也不一定知道怎么操作。到了赔偿环节,保险基金拿多少给公司,你们是不知道的,你只知道公司拿多少给你们。你们与保险基金之间是隔开的。但我有办法,让你们跟保险基金的人联系上,最好能见一面,这样透明一些。”

我计算了一下,这民工出院后,各种赔偿乃在六万左右,但他具体能拿到多少,尚不确定。民工的女儿一边上自己的班,一边跟公司反反复复地谈,那公司的人很不以为然。她说:“在他们那种老奸巨滑的人面前,我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被哄来哄去,像推皮球一样推来推去。”躺在床上的民工,从不能说话到能含糊说话,从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到可以被人相扶入厕,从没忘记警告入世尚浅的女儿:“不拿钱的话,老子也不活了,豁出去了!”年幼的女儿,憋着委屈,不敢跟痛苦的父亲顶嘴,又望着老实巴焦的无助的母亲,只能说一句:“好啦,我再去,我再去。”

但凡大工程,死亡人数实在不令人惊讶,至于伤者就更不在话下。视人命如草芥,私了之抠门蛮横,公了之旷日费时,我已体会至深。那女孩的电话,虽是我接的平常电话中的一个,我也无法立即赶往广州,然后就如钦差大臣般勒令对方立即如数赔付,而只能用一点从法律中习来的凛然之气,写下一些入情入理,又能让对方明显感到自己已有所退、对方也能颇感压力的文字,寄往广州。

又过了许多天,一直未能再接到那女孩的电话。打过去,只听得轻轻一句:“爸爸回家养病了。”谈起赔偿,也不如人意,只能说对方赔付速度提前了,而金额,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但皆已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在身体伤情之外,心中早已承载甚多,已不愿再做追究了。女孩说:“我不知道,更不明白,据说广州有许多敢说话的报纸,据说广州有许多敢维权的律师,据说……”女孩举了无数个“据说”,但临末一句却是:“我却一个也没看到!”

电话挂了,留下我呆呆地站在海边,木然如石。望着面前浩瀚的大海,那带苦味的咸风,吹得我紧闭双眼,无不慨然良多。那一刻,我已没有任何话想说,虽然我也同样控诉过:“我们的热血哪儿去了?你们的热血哪儿去了?”

抵御肆虐的寒流

从厦门到贵阳,从贵阳到广州,直至延伸到这个60周年所谓“辉煌”国庆的背景下的千千万万被埋葬和遗忘的普通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悲哀的余恨。是否他们就该被遗忘,永远处于无助之中?是否他们就该被践踏,永远不能昂首挺胸地说话,为应有之权利而得到实效的保障?

我们踏足的每一寸土地,其实不是用威风党军、堂皇公器、高楼大厦、繁华喧嚣所织成的现代化花衣,相反,它们仿似一张张被凌迟的中国式的人皮,看得见血丝舞动,听得见哀嚎遍野。一个国家从内到外的改变,即应从这些小生命、“小不点”的身上看到。分裂的社会,一盘散沙的底层,不应该永远持续下去。而谈到具体的关注、帮助,也绝非如我此篇所言的道义之举而已。

我从来不认为是贫瘠的思想或者低劣的素质致使他们求助无应、自助无力,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边缘状态,而少数人又成为另一边缘,至于所谓“主流”或者“精英”,也多是一厢情愿的自许与自欺。这个国家最孤独的人,恐怕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胡锦涛也属其中之一;至于你我,以及那些最容易被忽视和淡忘的民工们,其孤独之至,也就更是不言而喻。

既然如此,那孤独的人们就行动起来,相扶相助,实际用力,而非妄谈,以备抵御肆虐的寒流永不停息地袭击中国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本文首发于《自由圣火》,系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一五一十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