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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1972年5月,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意大利著名制片人、导演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拍摄了大量素材。他们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中国》,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放映,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外事件。

◇ 特批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意大利与中国1970年11月建交后不久,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希望派人到中国来拍片,并特意说明将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这显然是有意表示重视。此事由意大利驻华使馆转交我外交部新闻司。我方分析,他们要来华拍片的目的,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商业运作,但客观上有利于对外介绍中国。我国外交部让驻意大利大使馆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后经广播局军管小组分管宣传与外事的副组长戴征远和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同意批准。因为属于广播电视摄影,由广播局发出邀请,并负责接待。陪同人员是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的张文润,分管是广播局负责外事工作的副局长金照。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应邀率摄影团队访华,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到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林县等地拍片,共拍了约35小时的素材。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罕见的。

那时候,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国家”。安东尼奥尼虽然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但他毕竟是外国人,他有自己的阅历、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又是电视制片人、导演,就特别注意从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以他或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来选取镜头。他们认为,“他们感到好奇的东西,也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想要了解的东西”(其实,“好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心态)。安东尼奥尼又是一个商业制片人,与我们当时一切为了“突出政治”完全不同,他事先就为片子找卖点而进行设计,争取更多的西方电视台能够购买他们的片子播出,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也必然迎合西方人的兴趣。

他们在采访中也拍摄了中国的某些“伟大成就”,而在编辑制作过程中却刻意选取中国特有的人文、风情、民俗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镜头,弱化和舍弃了我们认为反映、颂扬“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和发生深刻变化”的镜头;又用西方人惯用的表现手法进行渲染,用对比和正负两个方面介绍中国的现实,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镜头中有蓝色(衣服)的海洋,蜂拥的自行车车流,光着膀子的人力车夫和农夫,南方水乡的拱桥和乌篷船,缠足的老太太,乘凉的市民,对摄影好奇光着屁股围观的小孩,车间飞花的棉纺厂等,却没有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南京长江大桥、万吨巨轮、红旗渠、万里长城和取得“伟大胜利”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人认为,这部片子比较客观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文风情,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也反映了落后面,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尤其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极少、对中国抱有神秘感的外国人。

◇ “四人帮”对影片《中国》发难

影片《中国》于1973年2月初在意大利总电视台分三次播出,随后在世界广泛发行,西方国家一些电视台购买播映,总的反映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台湾也购买并进行了播放。也许是出于同一文化的原因,台湾认为影片《中国》是对大陆的负面反映,暴露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和混乱。出于这种阴暗心理,他们利用《中国》这一影片对台湾民众进行教育,这成为后来批判影片《中国》时“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影片《中国》在国外上映后,引起较大反响,褒贬不一,这是对任何事物的正常反应。应该说,这种反应打破了那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负面认识一边倒的倾向,引起对中国两种不同的议论是一件好事。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国外有人向国内反映,《中国》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这引起了国内的注意。按照预先商定,播出片要事先送我驻意大利使馆审看,但直到播出后的10月才交我驻意大利使馆,11月10日传回国内审看。12月12日,姚文元给中央广播局领导打电话说:“请你们查一下,有个意大利记者叫安东尼奥尼,在你们国际联络部陪同下拍了一个电视片,名叫《中国》,发行很广泛。我听说是严重诬蔑中国的。据说,美国人花了25万美金。这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是在你们联络部陪同下拍的,要严肃对待。”广播局闻风而动,立即调查,战战兢兢地写了情况汇报。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向安东尼奥尼提出抗议,表示“遗憾”。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喜欢“歌颂”、“赞扬”,中国人爱听好话,那时的中国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时期,与世界接触极少,封闭自傲,怎能接受得了《中国》所反映的现实?怎能容得下半点儿对中国的“不尊、不敬”?

正巧,1973年底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批孔”的用意,许多人心知肚明。正在这时,12月17日,广播局国际联络部有人投其所好,给姚文元写了揭发信,揭发影片《中国》在接待和拍摄过程中“丧失原则”的种种“严重问题”。这正中“四人帮”的下怀,给他们送去一发难得的重磅“炸弹”,“四人帮”借题发挥,对《中国》的上纲批判迅速升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了影片《中国》和揭发信后,大发雷霆,认为影片“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人看,江青、姚文元还在那封告状信上密密麻麻地画了道道,作了批示,印发内部传阅,扬言要进行彻底追查。12月31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说:“政治局的同志看了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部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没有一个好镜头。对新中国的东西极端丑化,对中国极端仇视!没有你们的人员做后台,是不可能拍出来的。有关人员要作检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反共卖国的,要认真对待!中央要派人调查。”此后立即组成了“反动影片《中国》调查组”。1974年1月8日,江青说:“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1月9日,江青又对国务院文化组讲:“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不但要看,还要组织批判,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等人此言一出,立即组织中央和各地内部放映《中国》,组织批判。

1月30日,“反动影片《中国》调查组”向中央文革提交的报告,顺势讨好,添油加醋,上纲上线,诬称接待中存在丧失政治原则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丧失国格人格的“卖国行为”。《人民日报》奉命在当天第二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长篇评论员文章,声色俱厉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共、反华”和“反动”纪录片《中国》。评论说: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诬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这样,对影片《中国》由内部批判转为公开批判,掀起了全国性的讨伐、批判高潮,并由此波及到对许多涉外领域的清查,波及到对电视、电影,对外国文艺、外国来华人员以及文化交流的清理和讨伐。

◇ “四人帮”追查影片《中国》的“后台”

“四人帮”首先为影片《中国》事件定性,接着是深入追查。江青、姚文元多次强调,这个片子“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反潮流的英雄”。很显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在追查后台和当事人。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的,但是以中央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并接待的,当然也涉及到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的接待部门都没脱得了干系。在进行了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四人帮”仍然觉得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如愿以偿,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并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江青说,反动影片《中国》“是很坏,很恶毒的,是一部卖国片,认敌为友,外国人拍,与中国人有关系,要彻底搞清楚,还有其他片子”。“你们那里(中央广播局)是要害机关,中央对你们很不放心”。由此,中央文革决定,把《中国》事件与清查林彪“大小舰队”在广播局的活动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组织批判,肃清流毒和进行处理。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在京西宾馆举办“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这个学习班从“中央三台”和各部门选调120多人参加。我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也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为期长达9个月,其中有7个多月我们吃住都在京西宾馆,不分早晚和休息日,全天候地进行学习批判,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我所经历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学习班。这样的学习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不多见的。

学习班开宗明义地称:“广播局这样的重要单位,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彻底地解决一下。中央决定采取这种形式,住在京西宾馆集中搞。目的结合批林批孔,联系广播局的实际,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广播局的活动,你们那里与大小舰队挂了钩,小舰队开进了广播局,还有批判反动影片《中国》,肃清流毒。”当时,我们心里犯嘀咕,学习班的两项内容与“批林批孔”的名字不统一,清查林彪的大小舰队与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影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后来用把“国际阶级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作了“解释”。学习班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由姚文元负责,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口负责人郭玉峰牵头,中央文革成员王某为第二把手,成员有中央组织口的李某、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李某等,他们经常坐镇京西宾馆。学习班开始后,首先用了较长的时间,把批判反动影片《中国》“作为联系实际、揭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的典型事例和突破口”,集中火力揭发批判,深挖幕后指使人。

学习班自然把火力集中在广播局自己身上,认为接待和负责人员严重背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表现为“卖国行为”和“投降主义”,白天黑夜利用各种形式促使他们“交代”,大小批判会开了若干次,最后对金照、张文润等给予了严厉的处分。

“四人帮”对这种结果当然不满意。其实,大家心中清楚,“四人帮”这么无知又蛮横地到外交领域发难,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弄大,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接待人员身上,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中国》为突破口,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从以上“四人帮”的言语中,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他们的用意。具体而言:第一,他们把这件事放在“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毫不讳言地强调追查并与“批林批孔”相结合,办学习班与“批林批孔”相联系。第二,谁都知道周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他们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卖国行为”、“投降主义”,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后台”,再联系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一系列涉外事件,他们绝不是毫无目的地就事论事,而是在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其用意在周总理身上。第三,具体所指,当时的涉外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脱不了干系。第四,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所一直主张的对外接待方针。我清楚地记得,1972年外交部对境外电视台来华拍片有过明确而明智的意见。1972年4月,经外交部和周总理批准,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这次拍片也是由中央广播局接待,由我负责陪同。周总理批准、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外交部有关部门在向我们布置任务时,还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对南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片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了解很少,存有许多糊涂认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须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今天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应该说,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显然,“四人帮”有意把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上,即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

“四人帮”的小题大做,连同在这前后发生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对内又一次殃及新闻报道和文艺活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有趣的是,“四人帮”的小题大做,变成了对影片《中国》的义务推销,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放映。

据《了望》周刊2009年第37期刘芳所写的《1974:一部纪录片的“恶毒用心”》一文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和清理“四人帮”的罪行中,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提出“四人帮”利用影片《中国》来反对周总理,要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不久,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报告,中共中央作为文件下发,为其平了反。2004年4月25日至12月5日曾经再次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2007年,安东尼奥尼病逝。这前后的变化,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尤其是对外宣传。

(杨正泉/《百年潮》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