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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内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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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纪事》等。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与肤色的人群,人们短暂的相逢,又匆匆地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在闲谈时咒骂与讥讽现行的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的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与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首先需要来自内在的信念。

此刻的中国,这种内在信念的缺乏,比这在外在的束缚,更为致命。

(英国广播公司)

评论

  • 阮旭光 说:

    古人曰.”道我短者是我师 ,道我长者是我贼” .我们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绝不能走”一棒打死所有人”的老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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