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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曾惹恼毛泽东: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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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

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党报,自然而然地,《人民日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只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依稀记得1986年正式成为记者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位老领导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记者。”

依稀记得1989年1月份,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后我作别人民日报,一边为“希望工程”旗下企业打工,一边抽空帮助离休在家的老社长秦川整理回忆文章。到了2006年6月1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无时敢忘的《人民日报》。它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苏联《真理报》,那两份“党报”因为不知变革或抵制改革而落后于时代,政亡报息本是在所难免。而《人民日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一直是党内改革的急先锋和见证人,这是人民日报,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明天的底气所在。

于是在打工之余,开始写作《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博文。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从自己经历、亲闻或间接了解到的一些报社轶事中,帮助人民日报记录和留存一份元气,再说得大一点,还可以据此透视中共文宣系统持续的改革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忍人格。

声明一下:这个系列不是受权编写的报纸正史,带有我那一代大学生和记者浓烈的爱憎和审美偏好。史料是真实的,但对历史的解读是在我和同辈人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我知道,为了这份宝贵的底气,人民日报无数前辈付出过艰辛,咬住了尊严,收获过无奈,却始终不肯放弃一份执着。我曾经的记者生涯,与那些可敬可叹的前辈相比,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着相似的悲欢。每个人只是党报屡战屡败、愈挫愈奋的群体史序列中一个节点。

作为节点,就有责任为承上启下做点贡献。

在我前边,苦难没有尽头;在我后边,理想不会入睡。

“没大没小”

有一个正部级单位,40年间,从普通干部到司机、工人,遇到单位一把手迎面走过来,都是直呼其姓–“老邓”“老胡”或“老秦”。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或者是少数新来的人为表示对老领导的尊敬,顶多也就是改称“某某同志”,从不称呼其职位。这个单位驻守京城,从王府井闹市区搬迁到金台西路,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举一动,通常在第一时间下达给它,由它消化理解后再广为传布到全国各地–它是中南海的“喉舌”;它也通过各省派出机构反馈地方的施政动态和阙失,以特殊渠道向中南海汇报–它是中南海的“耳目”。耐人寻味的是,在长期“御前行走”的过程中,它下意识地养成了“第三只眼”,冷静看着天边云卷云舒、瀛台潮起潮落,察“下”观“上”,甚至不惜“以下犯上”。

在历史的某些特殊关头,它忍不住跳下“看台”,客串一个角色,倒也生龙活虎,挟强大的党心、民意,推动政治的改革。

它是大陆党政领导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长期置身于也是自视为相对超脱的一个环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以“民间”监督“衙斋”,“我为百姓鼓与呼”。

这个“没大没小”的单位,保持着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同志之间的朴素情谊和服膺真理不惧权势的思维习惯、行为准则,它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在1949年大陆江山易帜后,以民间报纸《大公报》接受官方改组为标志,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彻底消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前途理性的思考、对社会现实峻切的批判,对政治改良的精神动力,只能来自党内、体制内。

难能可贵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曾经是,对很多忠实信徒始终是,作为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社会目标和人生关怀而存在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共产党员如此忠诚于理想的殉道者人格,凭借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形成的既指导现实政治又与政治现实相区隔的特殊地位,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使得人民日报成为1949年后民族良知的所在。

人民日报社在“体制内”所起的民意表达、舆论监督作用,与当年《大公报》在国民政府之外的角色,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其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残留在体制外的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只有在人大“举手”、在“政协”拍手的份儿,其独立人格的萎缩惨不忍睹,不说也罢。

对一种社会政治体制最深刻的剖析和最尖锐的批判,往往来自这种体制内部。正如老共产党员顾准在“文革”困厄中发出当代中国人从理想主义滑向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警世慨叹,如关西大汉铁板高歌,岂是方励之等辈西式轻浮主张“引进一个总理”、“中国殖民200年”一类牙板清唱所能比拟的?“体制内”的价值取向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总是积极开展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尽管经常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仍然痴心不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人民日报的忠诚党员对于党的事业的呕心沥血,对于中国命运的奔走呼号,对于社会变革的切实推动,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艰难曲折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因为身处“体制内”才有一个发力撬动地球的杠杆支点,人民日报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大公报》那样的“文人论政”。

哪个“中央”?

人民日报从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一路走来。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两支办报团队合并,沿用《人民日报》的报名,于1949年8月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名,可见党的领袖对党报的高度重视。

据安岗回忆,在决定人民日报升格后,他作为副总编辑曾被胡乔木召到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认识认识我们党的领导人”,面聆刘少奇副主席等人的指示。

解放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得到中央如此抬举,人民日报从领导到记者、编辑自然感到重任在肩,不敢有丝毫懈怠。

早期人民日报社长更换频繁,先后有华北局的张磐石、毛主席秘书胡乔木、解放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直到邓拓接任社长兼总编辑后,领导班子才稳定下来。邓拓,18岁入党,25岁主编晋察冀边区党报《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32岁主编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本是党的宣传战线正宗老干部。邓拓为人谦和不张扬,党的“八大”原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给中央领导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自己,名额让给别人。

没有迹象表明,邓拓在解放初期就引起毛泽东主席反感,但他也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出自晋察冀的他,没有胡乔木、陈伯达那样的延安秘书经历。他的老领导彭真是刘少奇治国的一名得力干将,后来邓拓在人民日报失势也是为彭真所接纳,改任彭真麾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这样的背景可能使他从未得到领袖的完全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刘少奇“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思路,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贪多贪快,号召“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到了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共产党内一个特殊现象,很多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手笔,而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越俎代庖,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但作为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最终必须对这样“空降”下来的文章承担一份责任。这次也不例外,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很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在部里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和周都亲笔做了修改,并提出一些斟酌意见。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写道: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样的指责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在社论清样自己的名字处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

“我不看了。”

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解释说:

“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

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清样,邓拓犯难了。以往只要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送审,毛泽东都会发表意见。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毛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是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人民日报加以宣传义不容辞。邓拓本人内心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最后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2种声音中作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以党报的权威迅速纠正了各地和各部门的左倾冒进之风,协助刘少奇、周恩来把国民经济纳入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一时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小型评论,如《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工业》等,都是为反冒进敲边鼓。但这下子人民日报已经深深地惹恼了毛泽东。

其实,“反右倾”还是“反冒进”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更要命的是领袖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没有追究刘少奇(攒到60年代再算总帐),却把逆龙鳞的罪责推倒了周恩来和邓拓身上。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公开点名道姓批评主持国务院反冒进工作的周恩来13次,警告他“离右派只剩50米”。周恩来不堪重压,一度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差点从此退出政坛。邓拓让中央党报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坚定地站在一把手这边,自然也是不能轻饶。

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以一代雄才的胆略,借“百家争鸣”来“引蛇出洞”,最终导向一场彻底打哑知识界和党外人士的“反右”运动。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畅所欲言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宣传造势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对毛主席鼓励“鸣放”的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对毛主席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

以今天的眼光,可以批评邓拓对民主政治的隔膜,作为中共第一大报总编辑,立场保守得很。但在党内不少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权谋了然于胸,纷纷跟着残忍地鼓动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随时准备但等领袖一声令下便置人于死地的时候,邓拓的不作为,恰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诚实和厚道。当时的理论部编辑王若水事后分析:

“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

“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

“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4月10日,毛泽东对邓拓的积怨终于发作了。他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最新讲话精神“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是“同中央唱反调”。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打断邓拓的辩解,不留情面地说:

“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当面质问几位副总编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毛越说越生气,指着邓拓的鼻子尖刻地评价道:

“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忘国不可!”

事已如此,邓拓只好像周恩来一样提出辞职:

“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人民日报负责人毕竟不像国务院总理那样不容易替代。毛泽东挽留了周恩来,却不准备宽恕邓拓。2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保留社长职务,分管理论和文艺,事实上被架空。

1959年2月,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在欢送会上,他即席吟诗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顺口提起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很多年后,文艺版编辑袁鹰还记得邓拓念诗时的神态:

“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

党报判决

离开人民日报,邓拓还是“书生意气”不改,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仍然舍不得像沈从文那样弃笔保身。邓拓先在《北京晚报》副刊开设专栏《燕山夜话》,后又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合撰《三家村札记》,以杂文风格针砭时弊,虽然并没有什么非常出格的政治议论,“文革”一来却受吴晗牵连,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姚文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长请示市委是否转载,邓拓表态说:

“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按照彭真的意思,邓拓嘱咐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在山雨欲来、大祸将至的时候,邓拓竟然还主张:

“不要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搞;

“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

毛泽东下决心攻克彭真任书记兼市长的北京市这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堡垒,以便最终拿下刘少奇、邓小平“走资派”司令部,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已是在劫难逃。

邓拓如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冤魂?读任捷的邓拓夫人丁一岚访谈《打开记忆: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发现导致邓拓自杀的两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都与邓拓的老本行媒体有关。

在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新华社将外国通讯社和报刊的文章编辑成一本《大参考》,提供党内高级干部阅读。邓拓作为北京市领导,《大参考》每天按时送到家中。可是到了1966年4月,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声称奉上级指示,把邓拓家的《大参考》全部收走。丁一岚回忆说:

“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邓拓曾经“笔走龙蛇二十年”的那份报纸。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昔日的总编辑被自己的报纸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邓拓深知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党报的一句话,足以让他在这个国度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人不怕杀头,就怕被自己的党打入“另类”!邓拓在遗书中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

邓拓在人民日报后期,就是眼睁睁看着党报如此这般借助工农兵“气愤极了”的口吻,将章伯钧、储安平、费孝通等人打入沉沉深渊,剥夺了几十万“右派分子”的事业和正常生活。丁一岚分析,戚本禹的文章让邓拓对自己的尊严和安全感到绝望:

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

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邓拓在自己的房间自尽,比老舍自沉太平湖还要早。善泳者死于江河,报人邓拓死于媒体的羞辱。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格局,万马齐喑,传媒阅读权是党员特权、干部特权的一个重要表征,剥夺传媒阅读权就意味着剥夺政治生命;而党报沦为执政党专政工具,具有西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一言九鼎生杀予夺的职能,终于把自己的老社长逼上绝路。

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文革”中被造反派说成是对抗毛主席批评的表现,直到邓拓身后组织上还追着丁一岚问:这枚图章到底刻在毛主席批评“书生办报”之前还是之后呢?

邓拓生前诗曰: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真是一语成谶。邓拓在36年党龄中,只不过试图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中择善而从。所谓“书生气”表现在有时拘泥于党的理想准则,而不肯亦步亦趋紧跟政治权变。值得深思的是,传统宣传体制给党报留出的运作空间如此逼仄,竟然需要它的社长、总编辑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是邓拓个人而是党报乃至全党的悲剧。

在人民日报,也正因为以邓拓为源头的“书生习气”历经多年政治运动的惨烈,而遗风余韵不绝,才让历史对这份不寻常的报纸刮目相看。人民日报不是苏联《真理报》,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那2份也曾经显赫一时的党报已经政亡报息。人民日报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治理想主义的摇篮和坟地,一块方死方生之地。对于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共产党人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在邓拓之前,另一名共产党员报人邹韬奋也自称身上有几分“呆气”。尽管报馆多次被查封,仍然不依不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邹韬奋主张:

“非有几分呆气,勇气鼓不起来,正气也将消散。”

邹韬奋的话,与邓拓应该心思相通。

(祝华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