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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曾果断指挥海城避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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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纪念碑地址位于海城市“大白桥”北岸东侧。主体被构思成为一座在地震中被震开裂的墙体,脱落的墙体上挂着一幅日历,上面记录着海城地震发生的日子:1975年2月4日。非常逼真地再现了海城那场7.3级大地震的情景。

青海玉树地震不禁让我想起了毛远新

当西南6000万人还处于旱灾的煎熬之中,王家岭矿难余波尚未平息之时。又一噩耗传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玉树州应急办主任普布才仁介绍,青海省玉树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400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在与中央电视台电话连线时表示,在第一次4.7级地震发生可以看作是第二次7.1级强震的预警。不过因为4.7级地震持续的时间较、强度较弱,而发生的时间又正值凌晨,大多数居民还在睡梦中,所以并没有被重视。这事实上公开承认了青海省玉树县地震是有预警的,只是相关部门没有重视。不过,不出意外的话。不会有人因为青海玉树地震预警受罚,相反还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前两年看到的1975年海城地震的相关内容。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随即,毛远新亲自决策发布了地震预报。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据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十万人。可能和汶川地震差不多。可以说,及时发布的地震预报挽救了近10万人的生命。

而亲自决策发布了地震预报的毛远新事后却毫不居功。当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却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一个“纯属巧合”,一个“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 ,就差不多把亲自决策发布了地震预报的功劳抹煞的干干净净。就是这样,毛远新无论做出怎样的决策,总是把群众生产生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正确的决策,也毫不讳言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的可能性,更不会拿出来吹嘘。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毛远新实在太不开窍了。

正如毛主席所说,海城预报的成功是偶然也是必然。毛主席时代,始终坚持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的方针,成为世界地震预报水平最高的国家。因此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审,我国作为唯一对地震作出过成功短临预报的国家,被载入史册。

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不开窍的毛远新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被关进监狱,打断双腿。而一生都坚定不移的反毛反共反人民,不停地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后来子女也跑到美国成为中央情报局反华工具的张志新则成为了亿万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圣女。

“特别是”1982年~1983年期间,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的“地震不能预测”说于1997年3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后,中国地震预测工作更加不受重视。于是乎,像海城地震那种被成功预测的情况越来越少了,震后“生命的奇迹”则越来越多了。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涌现出了无数“生命的奇迹”。然而不久,一则“耿庆国上书”的消息暴传于网上。我一点也不相信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如果这则消息属实,那么,震后“亲自坐阵指挥,抢救出多条废墟下的生命,缔造无数生命的奇迹”的和震前“亲自坐阵指挥,一举粉碎散布地震谣言”的竟是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咄咄怪事呢?

附带说一句,前些天一则“亲自坐阵指挥,一举粉碎美国在华代理人反转基因主粮阴谋”的消息暴传于网上。我同样一点也不相信这则消息的真实性。相反,很可能若干年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亲自坐阵指挥,成功抢救出多名受转基因主粮毒害的幸存者,缔造无数生命的奇迹”之类的感人场面。

今年,京津唐地区小规模地震不断,会不会发生大地震呢?希望不会,即使会也没什么。根据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经验。无论是政府的办公大楼还是富商的豪华公寓,出现裂纹的都很少。只有没钱没势的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和农村校舍的孩子们才有机会享受“亲自坐阵指挥,抢救出多条废墟下的生命,缔造生命的奇迹”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算了,再写下去恐怕就不和谐了。最后,让我们一起一面回味着当年不开窍的毛远新指挥海城避震的历史,一面祝愿青海玉树的同胞们能够出现“生命的奇迹”吧。

(高天寒流/毛泽东旗帜网)

1975年成功预报辽宁海城7.3级地震

2008年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从年初南方数省的冰雪灾害,到藏独份子的拉萨暴乱,再到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遭到西方主要国家支持的“藏独”份子的捣乱,再到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真是天灾人祸接连而至。这次汶川大地震,看了一个星期的电视,流了一个星期的眼泪。灾害这样大,范围这样广,受伤死亡人口这样多,受灾人口四、五千万,特别是死了那么多的学生、孩子,让人心里难过。这次大地震,半个亚洲有感,从其影响看,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亚洲、震动了全世界。

地震后党和政府的反应迅速,措施有力,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白衣战士,十几万人迅速开进灾区抢险救灾,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精神,表现出色。全国人民迅速行动支援地震灾区,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互助的精神。无数的英雄事迹让人感动。这次大地震让人们清楚的看到,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凝聚力,海内外华人大团结力量是多么伟大。这次大地震,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表现非常出色,让国际社会不能不刮目相看,好评连连。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这样对待灾区的普通老百姓。美国风灾,军队荷枪实弹进入灾区,中国地震,军队不带枪进入灾区,抢救伤员,安排受灾群众医疗、食宿,对比鲜明。从这次救灾的全过程来看,救灾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而不能靠“市场经济”,不能靠个人主义。这次救灾,那样多的人员、物资,那样大的运输量要花多少钱?抢救那样多的伤员要花多少钱?总不能像美国,先问上了保险没有?所以中国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这次大地震,很多人对地震局未作预报有意见。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美、日等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这次汶川地震,使人回忆起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周恩来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 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

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整个辽宁省都被震动了。沈阳、辽阳等地都有房子倒了。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 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纯属偶然。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如果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当年辽宁那样,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体制,各级都建立了地震办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业余的地震监测网络。就可能发现大量临震前的异常现象和信息,这些信息经各级地震办汇集起来,就可能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形成决心,哪怕是基层领导及时采取某些临时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员伤亡。这就是 “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预防地震中的应用。

(苏铁山)

中国国家天文:记住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

中国地震预测的水平究竟如何?至今为止有多少次地震被预报?说法很不统一,有说十几次,也有说二十多次。其实中国地震学界历来对每次较大地震都有案例总结。根据笔者的记录和总结,近40年来,我国已经对大约77次地震在震前进行了中期、短期甚至临震预报。其中的经验至今仍非常值得总结和重视。

海城预报之争

汶川地震后,一些人大力宣传“地震不可预测”论。为了自圆其说,他们甚至在重要媒体上宣称,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是“偶然的”。这实际上等于是在全面否定数十年来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成绩。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从海城地震的预测预报谈起。

海城,位于辽宁省南部,辽河下游之左岸,辽东半岛之北端。北靠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南临港口城市营口、大连,东接“煤铁之城”本溪及边境城市丹东,西与“油田之城”盘锦隔河相望。地处东经122°18′~123°08′,北纬40°29′~41°11′之间。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

早在1970年1月17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确定“沈阳—营口地带为地震危险区”。1974年,中国国务院发出“国发[74]69号文件”,确定海城为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1月中旬,国家地震局震情趋势会商会确定,营口至金州一带以及丹东地区是1975年可能发生5级~6级地震的地区。1975年2月4日10时30分,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地震预报的电话通知。当日19时36分,发生7.3级地震。

以上就是海城地震预报大致的全部过程。从中可见,这是关于一次震级高达7.3级的地震预报,曾经挽救过10万多人的宝贵生命,而且是一次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预报齐备的地震预报,可谓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难道可以随意、傲慢而轻蔑地斥之为“偶然”吗?如果没有老一辈地震工作者辛勤工作,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和参与,真的就能这样“偶然”一回吗?

当时,一位地震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内容是在1975年2月4日,辽宁省营口县新华影剧院接到上级的正式地震预报通知后,用大字书写的通知,通知堂而皇之地置于影剧院大门前。其上书云:“按上级通知近期可能发生地震,电影改在露天广场放映。”非常感谢这位摄影者,他的大作在世界地震学史上也留下了迄今独一无二的记录。

今年5月,我专程访问原营口县,希望找到新华影剧院的原址。那里现在已是大石桥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我特意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原址前留影。

有说法认为中国曾经预报过十几次地震,有的说曾经预报过二十多次。其实,这样的统计工作并不复杂。我国地震部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每次较大地震后,就将这次地震作为案例,很好地由当地地震部门或地震工作者存档,以待汇集发表。

我本人平时就有着收集这类地震资料的习惯。根据所收集到的地震案例,已整理出一份中国地震部门预测到的地震目录表。其中强震被预测的有31次,中强、有感地震46次。合计77次。

从目录表中记录的1971年6月28日第一次地震至2009年3月23日最后一次地震,时间相隔13783天,平均179天预测一次,对强震平均444.6天预测一次。本项统计不包括一些个人用非常规方法做出的预报。

被一些人斥为“偶然”的海城地震预报,在1970年、1974年和1975年都曾被预报,是典型的长、中、短临期都有预测的地震。

目录表中也记录了2006年6月21日甘肃文县的5.0级地震,文县是“5.12”汶川地震重灾县。这次地震或是汶川地震的前震,被短临期预测到。

更仔细的统计分析表明,40年来,有两次事件的影响致使中国的地震预测工作进入了相对低潮期。一次是1982年~1983年期间,以“科学化、正规化”为由,撤销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地震“群测群防”事业;另一次是西方学者R.J。盖乐等人的“地震不能预测”说于1997年3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既然西方学者说过‘地震不能预测’,那何必还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呢?”这是一些人的内心独白。到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测工作正处于危险的低迷期。

回忆“群测群防”

1966年邢台地震后,政府倡导、群众自发组织,搞土仪器、土设备来预报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后,许多专业部门也参与其中。所以,统称“群测群防”。把当时的观测仪器、设备统统都称为土仪器、土设备,似有点过了。如当时中国科学院就号召大家把实验室里能测地震前兆的仪器都拿出来。物理研究所有83人参加地震预测工作,我从1976年至1983年在密云、昌平的山洞里利用激光锁相应变仪测量岩石伸缩,精度是10-8,比当时中国地震局系统使用的最好的仪器精度还高一个数量级。我们利用测得的异常,提前3个月预报过1977年5月12日的天津宁河6.5级地震。

又如当时的北京国棉三厂地震组,成员都是大学生。所用设备有的是从市场购买的,有的是自制的。设备、房屋、观测场地、人员经费都是工厂提供的,没有用地震局一分钱、一个人。他们的观测记录清楚完备,曾报准不少地震。这些人从来不是预测地震的“正规军”,都是“另册”的。但是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辛勤工作,毫无怨言。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以褒扬的口吻这样记录了撤销“群测群防”的过程:“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在观测、实验、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进行了清理的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共有5688个,占现有观测点数的77.6%;清理了仪器7174台;参加清理的工作人员有4575人次。”这里的“清理”就是取消,就是不让干了。今天看来,这无异于“自毁长城”。

实际上,在“群测群防”中,群众把观察到的一些异常现象向地震工作部门或机构报告,可以弥补我们专业地震监测台网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群众防震减灾意识,有利于促进地震部门或相关机构做好防震减灾工作。最近,我国新修订的《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群测群防”活动,对地震灾害进行监测和预防。这是顺应民意、更是符合地震灾害的复杂自然规律之举,也从法律的角度为筑就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之路创造了条件。

经验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应该牢牢记取。但愿唐山、汶川之痛不要在中华大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