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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高官们的恐惧和政治射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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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冉云飞。

冉按:这是应伟国兄的约请,所撰写的一篇读杜导正先生《赵紫阳还说了什么?》一书的读后感,现刊登出来以飨众位,并请批评。2010年4月17日9:12分于成都

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事件后,中共高层的一些老干部——如李锐、胡绩伟、李慎之、何家栋、于浩成、杜导正、李普、杜光等——开始怀疑自己为之奋斗的社会制度,并且反思极权制度之害,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两头真” :早年追求真理、晚年追求真相。追求真相的行动就是,撰文批评极权之害,回忆自己和他人受迫害的历史,反思他们早年追求民主自由为何像海涅所说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为何反掉一个不算太独裁的政权,最终却迎来一个更加独裁的政权。这样的吊诡不仅使民众深受其害,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苦受难,而且是对他们智商的侮辱,更使他们的良知深感不安。

中共高层这些老干部,从内部抨击极权保垒的人,作为内部的“反水者”,由于他们曾是制度运营和政府执政的参与者,能够在信息普遍封锁、篡改、伪装的情况下,获知一些比普通民众更多的真实消息,因此他们的批评更有份量、更让人注目,令维护极权制度的当局头疼。这些来自内部的反对者,他们在位时所做的事情,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并且能够铭记,倒是他们退休以后,成就了他们另一番真正的人生,杜导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杜导正在六四事件退休后,创办了《炎黄春秋》,帮助赵紫阳完成了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与六四事件的《改革历程》,以日记为主体出版了《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二十年来完成三件大事,可谓有功于当代,利国利民,必将彪炳后世。

《改革历程》我尚未读过,但从《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书里还是可以大致了解赵紫阳的思想。赵紫阳的许多想法固然值得注意,如他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认为改革开放没有什么总设计师,只是共产党顺应民众的创造,“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改革的嘴等都是不错的见解。但对于我来讲,体会最深的却是赵紫阳、杜导正、萧洪达等高官,他们对中共执政和政策制订不停的射覆式猜想和内心恐惧。由于中共执政是完全的人治,缺乏良好的制度保障,执政没有真正的透明度,因此从本质意义上讲,所有的人都是被蒙蔽者,没有谁能够循正当路径、公开程序知道真相。也就是说,极权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人连毛泽东,都不可能知道他想知道的真相,因为信息的截流、过滤、选择性,无处不在。一个“不明真相”的独裁者和一个混乱且互相都在制造人为信息不对称的政府机构,加上不受约束的蛮横权力,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时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信息公开透明、在阳光下执政,本应该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府合法执政之必须,但极权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暗箱操作、愚弄民众,侵害和剥夺他人权利。

在如此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几千年阴谋为何如此发达,退下来的高官没有机会了解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又没有制度让他们可以前瞻,于是他们也只好猜测,谈言微中而已。赵紫阳说:“邓现在不了解下情,他周围的亲戚、朋友、下属,都只向他讲好形势,一片大好,不使他操心,这叫做精神疗法。他们讲的下边的情况,他恐怕一概不知。”其实这些退休高官在邓小平做出应变、南巡讲话和相关政策出台之前,他们又何尝能猜得透下一步的政策将会是什么?连赵紫阳被软禁得厉害,准备升级不准其见人,在张广友告知之前,他们根本不知情。即便张广友告知后,他们也找不到什么门路去证实这件事,只有等到赵紫阳真的不能见人后,杜导正才说:“张广友的消息被证实了!当时还以为只是谣传呢!左祸真的不可低估啊!”(P117)对于胡锦涛、温家宝,田纪云说,“胡是明白人,温很好。有一个力量想反他俩,不行。国内外舆论站在胡、温一边。”(P194)与胡、温等高层领导如此近的人,得出这样不堪的判断,这是典型的射覆式政治的必然结果。

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治方式,无处不在的特务政治,使得所有的人都成为猜谜者。在这种射覆式极权政治中,政权通过高压,来形成一种互相怀疑猜忌、人人自危的氛围,使恐惧内化成人的骨血,即便身处高位,也没有谁有真正的安全感。恐惧一旦内化成人的下意识行为,那么自我阉割、自我审查就变成一种条件反射的动物行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文化传统,以及极权政治的严酷现实,使得猜忌和恐惧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极权政府不仅在整民众时极有创造力,在内斗时也不遑多让,所以许多共产党干部也深受其害。但许多人深受其害,却从不反躬自省,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之害的根由。杜导正很清醒地记录了他内心的恐惧,包括赵紫阳追悼会上他对管制他的警察发飙,出语大骂也是此种心态的反应。

许多人只看到老百姓害怕极权政府,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之中,但极权政府可以使任何人无安全,人人都处于恐惧状态,连高官也不能免却。“人将八十生死丢,哪管开除不开除,况我儿女都成长,活得更应该超轻松。”(P139)这看似轻松的诗句,其实藏着很深的恐惧,连部长级高官都如此,小民百姓更会胆小如鼠。为了帮助赵紫阳完成其回顾和反思性的录音,杜导正、萧洪达等夏天关窗闭门读录音,整理成文字,同时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他们将赵紫阳的录音在赵紫阳、萧洪达、杜星垣、姚锡华、杜导正几家各存一份。各存了一份都还不保险:“接受‘文革’的教训,我想过许多办法。但越是担心,越不放心。这一段藏我卧室,过一段转到幼女卧室。最后又藏到幼女置内衣的衣柜内,将录音带与文稿用她的内衣包裹起来,但是这还是不可靠。于是下决心交幼女带到香港去,存到香港保险柜里,这就万无一失了。”(P190)

如果说担心赵紫阳录音带被官方搜查并没收,只是具体事件的恐惧的话,那么下面两个梦,则可以证明恐惧在杜导正先生身上的内化。恐惧在人身上的内化,这是极权政治的必然特点,并不是说杜导正先生不勇敢,因为恐惧的内化已是一种下意识行为。我对杜先生晚年完成的三件大事敬佩不已,但我读到下面的两个梦,内心里真可谓感同身受。“今拂晓前一梦,记不得因为什么事,得罪当局,当局派员审查我, 寻机逃跑,在小巷里闯来跑去,好容易跑出村外一沙滩。坏了,迎面有人来围堵,我无可奈何地被捕了!系南柯一梦!”(P118)“拂晓前一梦似在原燕京大学小院内,赵紫阳住一小院,院外云集赵朋友十几二十人。赵形容憔悴,但话音朗朗。久,众人方散。我与赵耳语:‘近日,政治风声紧,持不同政见者遭捕。’”(P124)

两则虽是梦,但完全是中国现实生活和政治在梦中的真实反映。虽然这两个梦并没有具体地发生在赵、杜二人身上,但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多次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杜导正对此的解释是,“荒唐有的不荒唐: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今日处于一种内心的恐慌中,有时有恐怖的感觉,这种局面太不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P124)欧美民主国家早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了,极权中国当然无法比,其实当下中国政府给民众带来的高压和恐惧,与古代中国专制者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2010年4月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