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金雁:中欧的价值——“欧洲精神”燃烧之地

如果没有了历史、缺乏长时段的连续记忆,只存在于当下,把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作为唯一选择,人类思想传承就会倒退。

2010年春节前后,我得到两本与中欧有关的译著。一部是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撰写的《战后欧洲史》(两卷本),另一本是法国学者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的《欧洲精神》。因为这两部书中提到的内容都是我熟知的,加上手头又有别的事情,所以一时并没有急于阅读。春节假期正好有大块的时间坐下来细细品读,少有的“从容”读书让我对这两部书有了几许惊喜与收获。

“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一份清醒”

这是两部写作风格与着眼点完全不同的书。《战后欧洲史》以传统的史学论述方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以往战后欧洲史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把欧洲割裂成孤立的两个有机体分别看待,所谓的“欧洲”一般仅指“西欧”而不包括中欧。当时对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这片区域鲜有“中欧”这样的称谓,这些大多在一战后崛起的国家在二战以后被赋予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称呼——“东欧”。在我有限的阅读史里,绝大部分关于战后中欧历史的论著中都是把它与东边的苏联联系起来,极少有放在“一个欧洲”的大背景下来写作的。中欧和西欧这个在地理上没有天然阻隔的比邻之地的感觉就像相距遥远的两个大陆,也使我们养成把东欧作为“苏联抱养的孩子”来看待的心理,而较少考虑它与欧洲母亲的血脉关系,幸好有托尼·朱特校正了我们的思维偏差,这是让我感到的惊喜之一。

记得我们还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当代史不好写,因为近距离写史难以跳出时代的局限,它受到间隔时间短、材料多、头绪庞杂、当事者尚在世等等掣肘,很难客观冷静地描述史实以及论及当下的问题,所以当代史罕有高屋建瓴的历史大视角的“大气之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上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缘故。如果说一国当代史难写,那么当代欧洲史就更难写。在这块只比中国二分之一的土地略大些的面积上现在存在着四十六个国家。天哪,它要涉及多少个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要看多少资料,这就如同在桌上摞鸡蛋,要把所有“鸡蛋”摞起来,让它们彼此叠合但又保持完整,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在国内保不齐就会由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组或其他什么官方机构统领下的集体写作,由一堆人以“拼盘”的方式各自完成其中的一章,最后有人统稿。但此类著作最大的弊病是,要么各自完整而整体重复,要么是观点差异性大,导致书中前后矛盾。《战后欧洲史》的作者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显然是超越了个人能力之作,而且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读来之顺畅让人心旷神怡,这是惊喜之二。

惊喜之三的原因很简单,看惯了国内诸多“政治正确”的“宏大叙事”作品,毫无差别的空洞废话堆砌、雷同的内容,使人形成一种逆反心理,而一翻开《战后欧洲史》,作者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不希求采取一种类似于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他只是以自己“固执己见”的判断,向世人“坦诚地提供一种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正是这份低调的“可能会犯错”的“一家之言”的坦诚打动了我,使我满怀兴趣地读这部“片面深刻”的著作,并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春节阅读而感到喜悦。我认为托尼·朱特付出的劳动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会超出作者谦虚地所说的“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最令人感动的是最后的“跋——来自死者之屋”写得回肠荡气,发人深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他对“欧洲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746页)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这一章的主题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从罗马尼亚移居到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米勒的理由不谋而合,也使它与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的《欧洲精神》之间有了共识和相通之处,那就是:“拒绝遗忘。”要对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历程有记录有分析,先要从记忆入手,然后认知才能上升到它存在的根源和来历,使之上升为一种人类的记忆和反省。历史不但是“记忆”的承载,而且是对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正像《欧洲精神》一书中所说的,“抵抗住遗忘就能战胜死亡”(100页),如果没有了历史、缺乏长时段的连续记忆,只存在于当下,把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作为唯一选择,人类思想传承就会倒退。今年恰逢二战结束六十五周年,回首往事,更令人感到不只是“新欧洲”,所有的人类文明要想不断前进,“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记”(766页)。正如该书卷末语所说的:“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一份清醒。”《战后欧洲史》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二战后欧洲的多重画面,更使我们意识到读史、写史的重要性。

当然我个人对这部书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么厚重的一部史学著作、有非常完整的专有名词索引,但是没有参考书目和征引文献,大量的数据和引用他人的观点,不知来自何处,尤其是那些存在着较大争议的史实和加引号的引述他人的原话,都不见注释,让人既无法引用也无从核实,对阅读者和专业史研究者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寻找纳吉”的难题

《欧洲精神》在体例上是与《战后欧洲史》完全不同的关于思想史的论著,它是以“苏维埃帝国”下的东欧作为单元,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里的三位“思想者”的反省和警示,来告诫我们“欧洲遗产”中需要继承的精神产品是什么?在当今人们都满足于“面包”和现世快乐的时代,他们的探索与追寻具有什么意义?书中提到的三位思想家分别是: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年)、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雅恩·帕托什卡(1907-1977年)和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1911-1979年)。他们三位在剧变前的东欧思想界大名鼎鼎,几乎人人皆知,正如有评论所说的,“幸好有他们存在,让人们认识到东欧诸民族的价值。”作者几乎阅读了他们所有的论述,被这些思想家的道德勇气和精神魅力所折服,被他们非凡的人生轨迹所感动,被他们“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的角色定位而叫绝,在阅读中甚至都可以感觉到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作者写作时的那份激情和陶醉。她以“无价之宝”、“我们时代的英雄”、“三座灯塔”、“最伟大的良心”、“最杰出的思想家”等等词汇来形容她心中的这个“美好的精神团体”。我与作者有同样的感受,也非常喜爱那个时期东欧思想家的作品,对他们以自身苦难的历程和无比的勇气来向世人展示“小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佩服得五体投地,并自认为是他们的“铁杆粉丝”。所以作者的这部令人感触颇多的作品(虽然译文并不是很理想),令我急忙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想让他们与我来一起分享阅读中的兴奋与激动。

没有料到经我推荐后翻阅过此书的青年人,与我阅读后的那份感觉大不相同,要不说读不懂,要不就说缺乏背景知识,或者搪塞道“翻了翻,没时间读完”。这使我想起了2009年7月我们在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的国家总理伊姆雷·纳吉的陵墓时遇到的忘却和茫然。在那里“寻找纳吉”成了一个难题,不要说一般的年轻人不知“纳吉为何许人士”,就连墓区管理人员也不知纳吉葬在何处。这种经历使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阅读史上的“代沟”,更体会到“拒绝遗忘”意义何在。

细细想来,我考虑他们对“剧变前的历史”记忆模糊,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些因素存在:具体就东欧来说,转轨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都已进入“常人政治”,由于政治诉求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政治的严肃性已经被卡通文化、网络文化、摇滚乐文化等表达方式所解构。剧变时期和转轨期间出生的八零后、九零后政治环境与上一代人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恐怖年代”,普遍的高等教育和网络时代立体交往手段,使他们可以直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泛政治化”年代相反,现在社会流行的是“政治冷漠化”,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本国的政治人物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旁观者”。另外是这些国家“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它也给传统的治理模式造成冲击。在当今的“媒体社会”中,“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议会政治下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这些时代背景导致“抵制黑暗”和“追寻责任”的公共记忆衰退。具体到中国读者,除了有时代不同的背景外,对东欧国家的陌生也是一个阅读障碍。因为《欧洲精神》的作者撰写过程中有一个预设,她认为战后东欧的时代背景是人所共知而不需要赘述的,上述三位思想家的著作流传面也比较广博,起码都有作者熟知的法文文本,所以她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谈他们的精神价值,显得有些突兀,的确令很多缺乏历史纵深感的年轻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一个妥善的补救办法是把《战后欧洲史》与《欧洲精神》放在一起阅读,这两部书在时间段上是一致的,前者厚重的史实描述是理解那个时代最好的参考书,这两本书相互交替阅读,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一个提供时代背景,一个便于进行精神升华的形而上思考。

“东倒(靠向苏联)西歪(融入欧洲)”的小民族

2009年金融危机下的“新欧洲(指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捷、匈等国)”讲得最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integrated”一体化,一个是“solidarity”团结。“新欧洲”成员要求欧洲这条大船上的船长,不但要顾及头等舱也要顾及二等舱和三等舱,说新欧洲既不是“老欧洲的弃儿”,也不是这个统一体中的“贱民”,而是利益互补的共同体。这反映了他们一贯以来对自己国家的定位和对“老欧洲”的疑虑。对于地处西欧的“老欧洲”,他们自嘲是“二等欧洲”、“另一个欧洲”,是小国、小民族。一直以来这片土地都是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一个地缘政治的“断层带”,是几大势力争夺的矛盾集中点,是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前沿。长期以来中欧人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们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谱写过可歌可泣的历史,但在历史上它们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就是在奥匈帝国辖制内,或者在沙俄帝国的铁蹄下。1918年一战以后的凡尔赛体系使它们赢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可这些形成不久的国家仍摆脱不掉欧洲大国的影响。二战前夕波兰沦为“苏德秘密条约”中的筹码,捷克成为西方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因加入法西斯阵营的轴心国在战后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可能。这些国家在雅尔塔协议下被强行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冷战策略中的棋子”。上述国家都经历过“东倒(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歪(向欧盟靠拢)”的历史,用波兰著名学者亚当·沙夫的话说,这是一些需要“同别国结盟的国家”,让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和“被绑架”的小民族,是较晚进入历史舞台的失衡国家。

中欧国家在对德战争中,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打破了共产国际“狭隘”的革命性,1945-1948年的“人民民主时期”的广泛社会大联合以及各党派竞争也给这些国家留下一个短暂的美好记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改变策略,以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为核心,授意它指挥下的各共产党“并吞”掉社会党。匈牙利党内展开“大清洗”,在国内坚持游击战争的“本土派”几乎被一网打尽,有十九万人被清除出党,因此这个时期被匈牙利人称作“辉煌三年”的结束。在罗马尼亚把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先并党后清党,把二十万社会民主党人扫地出门,使罗马尼亚成为一党制国家。这种“取消其他党派”的行动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捷克从此进入捷共独家掌权的局面,东欧共产党都采用苏联模式,以消费品和服务业让位的方式开始了“五年计划”的重化工业建设。

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道路,强制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采取哪种社会模式根本就由不得本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是新型国家“引力中心”的“自傲”膨胀,使苏联以“解放者”的身份对东欧“卫星国”的选择进行粗暴干涉。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也说:共产党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苏联坦克的大兵压境的武力干涉,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这类国家的脆弱和依附性。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二十大,东欧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力图挣脱苏联的控制,结果惨遭镇压。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苏军坦克的镇压下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三百四十一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两万两千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一万三千人被关进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战后欧洲史》281页)。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这个民族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已经死亡。波兰以两次强迫“自己动手”的方法,才阻挡了苏联大军的入侵:第一次是1956年10月19日,赫鲁晓夫已经下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最后因哥穆尔卡保证“自行镇压”,使“波兰的十月”化险为夷。第二次是1980年,面对波兰的团结工会,勃列日涅夫也考虑过出兵占领波兰,是雅鲁泽尔斯基主动实行军管,以波兰军队来取代苏联军队,才令苏联人罢手。小国的命运再次令他们进入历史宿命论的悲哀。

物质与刺刀下的“冬眠期”

当然,苏联仅靠军事占领和严厉镇压无法长久维持控制局面,在莫斯科扶持下的傀儡政权光靠政治垄断也无法获得合法性,于是东欧的统治者就以经济怀柔手段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试图以“胡萝卜+大棒”的软硬两手来诱导甘当奴才的好处,诱导人们习惯于服从命令和规定,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集权社会倾向于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政治恐怖+物质诱惑造成了“沉默的七十年代”,造成了人们没有价值感的“空洞化”,人们仿佛被麻醉地迷失在一个满是假象的虚幻世界里,那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精神、没有道德、没有头脑的时代,人们选择追求生活无关紧要的附属品(168页)。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化与恐惧化并存的时代,人们自欺欺人地假装对真相、善恶、是非视而不见,放弃、逃避、懈怠、自我遗忘,“良知缺失”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公众生活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方向、它的冲击力,只是靠机械麻木地惯性推动着它的运转。在这个“历史休止期”,“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哈维尔文集》164页),不断举行的盛大庆典和周年纪念的奢华下,难以掩盖它的苍白和不自信。

据东欧思想家分析,这块土地进入一个“冬眠期”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小民族“冒着将所有的精力浪费在这种防御中的危险,使得经验贫乏”(234页),在安全真空的情况下,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所以总是把目光转向自己、全神贯注于身份认同,注意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它应有的地位,而“无法较好地掌握它与世界的关系”。其次,东欧某些国家的反犹太主义破产后,社会上流行将责任外推给第三者的机制,寻找替罪羊,以一种“怨妇”般的“诉苦”形式努力洗刷自己,争相分辨自我受害化和把他人妖魔化。正如伊斯特万·毕波所说的,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丧命,并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匈牙利人“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对良知的省察与对责任的追究都没有真正进行过”(259页),对大屠杀中所在国的国民责任讳莫如深,导致整个民族养成推卸责任的“道德破产”。其实,体制的恶是人类社会各种选择的集体性默契合谋,这里面既有领袖个人的因素也有民众的社会土壤,人类若是只会在自身之外寻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长记性地避免同样的错误,历史的轮回必然会再一次嘲弄自以为走出了劫难的民族。第三,革命理想主义剥落以后,官僚机器下的集权社会从内部腐烂,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只不过是最后一块不肯退去的“遮羞布”,当权者自己都不相信又怎能说服民众,这种自欺欺人的空洞的宣传手段必然导致社会上虚伪的犬儒主义流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有必要教育人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统治者从管理角度竭力倡导整齐划一的“一致性和服从性”的一元文化,同时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肆宣扬的消费风气促成了“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10页),社会腐败和精英层被收买,令人们把思想消磨在日常的内耗中。再加上这种体制的“逆向淘汰”的缘故,致使个体完全毁灭和人们的“无意识化”,使“人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好像社会处在混沌蛮荒的状态,人类文明积累的优良品质被抛弃,无法延续欧洲的精神历史,使得欧洲的“质问历史”被打断,人们对是非的判断标准只看是否有利于个人眼下的目的,“恶意、冷漠、思想狭隘与怯弱是这幅社会图景的基调”(213页)。人们都误以为是在制造天堂和未来,而实际上人类文明在倒退,人们都像“大脑缺氧”的生物只为肉体活着。以塞亚·伯林说,“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这种现象被东欧知识分子称为“麻痹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潜伏在好几代人身上发展的结果,就是精神价值的“基础失缺”,一方面人人争当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地害怕承担责任,并且又像争抢食物的宠物,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私利,隐忍苟安地过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生活。

让欧洲精神再次腾飞

如何治愈这种人类退化的“政治文化畸变”的疾病,米沃什、帕托什卡与毕波三人都表现出对当代欧洲的失望,认为那里只有“无处安身的轻浮”(13页)和已经遗忘掉的“灵魂的忧虑”(114页),他们“讨厌共产主义但并不愿意与资本主义为伍”(44页),只好把目光伸向曾经与欧洲古老文明关联——希腊城邦时代,因此他们提出“我们是古典欧洲的孩子”,“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在希腊时代欧洲本来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而现代欧洲要体现的价值,既并非自身的温饱,也不是日常生活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而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的精神的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精神自觉”是现在的欧洲人已经被遗忘的,而“不被俘虏的思想”是需要精神支撑、道德支撑、哲学支撑、宗教支撑的,欧洲历史上的希腊城邦时代是一个可以汲取养分的重要资源。

也许恰巧就是这些东欧小国可以承担起“恢复精神”的历史责任。因为虽然小国家、小民族有“生存困境”,但它也有很多优点,它没有盛气凌人的霸道,没有咄咄逼人的“自傲”,没有争当国际事务“主角”的焦虑。他们甚至认为“能出生在一个小国家是很好的,那儿本性非常人道,因为它以人为本,几个世纪来多种语言和宗教都能够共存”。“小”并不意味着狭隘,甚至比大国的人更有宽容接纳精神,更有国际性。比如波兰历史上宗教宽容、对犹太人的接纳,使这块地区有一种开放的世界性形态。捷克历史上的三百年“日耳曼统治”使它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惰性,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说:“我们没有自己的王朝,没有军队和军阀传统,我们和教会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不足”,但是我们有宗教上的大度、文化上的多元和孜孜不倦追求人道、公正和真理的精神。由于历史上的边界的不断变更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所以小国家与大国家不同的是具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对质疑精神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些国家不像俄罗斯人一样,具有那么强烈的民族本位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在米沃什看来,故乡并不表示出身纯洁,相反它代表了民族和语言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是一份丰厚的资本。正因为如此导致小民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对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观世界范围内,小国的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大国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东欧人清醒地认识到,偏执民族主义无一例外的具有自我膨胀感,致使“反民主”的民族主义称为“近代最可怕的怪物”(212页)。而这些小民族对“民族主义”另有自己的定义:那就是“不害怕那些持有不同观点、说不同语言或者属于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总的来说,就是不害怕各种因恐惧引起的想象出来的危险”(246页),也就是说“真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是可以与“民主”、“人道主义”思想画等号的。他们相信凭借自身的努力,中欧“小民族”可能是“无价之宝”(7页),它能够使欧洲精神再次腾飞、再次燃起。

我们的努力应该用在何处?(哈维尔语)

关于如何使“欧洲精神”重现,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三人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他们认为知识界需要努力的方向。捷克人帕托什卡比较强调“哲学的意义”,因为捷克曾是欧洲文化重镇,又是胡斯运动的发祥地,捷克人非常推崇的国父马萨里克就是一个“执政的哲学家”,他就是以希腊传统的继承者和胡斯精神传人而启蒙捷克民众的。帕托什卡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第一次,思想家成为国家的领袖。马萨里克延续了欧洲精神,捷克人都知道马萨里克的名言是:“要耶稣不要恺撒!”在专制统治的年代里,哲学家成为了反对派的代名词,上世纪四十年代布拉格哲学圈、1968年以后的“马萨里克协会”都是以哲学作为凝聚知识分子的平台。因为从一片不断“下陷的土地”出发,哲学是可以将思想从日常私利计较中剥离,是可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是有利于思想产生的土壤。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既可以避免低俗化,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们说,我们在经历了黑暗深处之后,“只有一个谦虚而重要的哲学发现”——哲学是人类精神个体成长最珍贵的战利品,而现在欧洲大陆再次呼唤一次“精神启蒙”之旅。

波兰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提出走出“被禁锢的头脑”、“走出冷漠的世纪”、“人完全可以活出自我来”(22页),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每个个体都不能“免于自身的责任”(59页),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他特别强调,官僚体制下个体的毁灭和人的“无意识化”(75页),尤其需要有担当的知识群体的率先觉醒。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思想不应被视为权力的一部分,而应确保它能运用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另外要放弃物质的诱惑,东欧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隐修院的禁欲精神、视死如归的气魄,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层面的斗争,拯救人类痛苦刻不容缓。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匈牙利人伊斯特万·毕波特别注重强调“自由”的真实意义,他说,“自由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只意味着一个团体以损害其他团体的自由、并以其他团体的屈服为代价,那么这种自由只是徒有虚名”(223页),以宣扬“国家的天赋”、“国家的最高利益”来压迫个人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集权国家的统治手段,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国家侵犯个人是“政治正确”的神话。毕波给出的解决方案与米沃什基本相同。他说,“政治成熟的标志”是“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215页),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是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伊斯特万·毕波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人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让良心真正觉醒,不逃避、不推诿,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每个人要有为自己的决定、为自己的责任的权利和力量,而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往前人身上推,往外国人身上推,才能真正体现小民族存在的价值,也是自救的唯一出路。另外他强调在这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的东西。至少应该先有一部分人不要那么现世、那么物质、那么功利,而是把“责任看得高于生命”,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才是向上的和引导性的,这时再来谈论“欧洲的良心觉醒时刻”才有意义。

(东方早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