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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痴:大师、公民与流氓革命

一答“钱学森之问”

编者按:该文作者此前在选举网发表了题为阉割公民,何来大师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作者将该文系统化为三篇,此为第一篇。

要搞清楚教育问题,首先要搞懂教育目的何在。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初读这条宣言,让人不知所云。

不仅我如此,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教师和从教育部开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如此,对这条宣言不知其所云。因为如这条宣言所说的两个教育目的,与我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格格不入的。

先说教育的个性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就是放弃个性,追求共性。可以说,“教育就是一个追求共性的过程”。国家订了人才标准,用只能这个标准去衡量教育成果。舍小我、存大我,放弃自私自利,放弃个人英雄主义,甚至放弃以自我想法,建立集体主义和集体荣誉感,建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教育目的所在。

一句话,消灭个性,培养共性。

这个理念不仅只是在“育人”领域,就是“教书”方面,同样如此,只要共性,不要个性。直到今天,还不停有人提出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因为他们认为让一部分孩子在高中阶段就不学习一定科目,将来就会失去掌握知识的一定“共性”,你单科的“个性”发展得再好,也成不了大师。

具体到每个科目,仍然如此。每个科目都要求你掌握一模一样的知识,一模一样的答案,没有差别。就连作文,这个最需要“个性”的地方,也是全讲套路,什么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还有记叙中的顺叙倒叙、议论中的总分总或是分总分,丝丝入扣,一点不能乱。全是消灭个性,培养共性。

消灭个性而最为彻底的,要算这类政治考题。

出题人给你一句话或一段材料,然后要求你“结合自身实际,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结合现实情况,说说你未来的打算”。明明是要求你谈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打算,但是,你的看法和打算却必须符合书本上明明写着的标准答案。所以学生拿着这种考题,千万不能有的就是自己的想法,你得在自己脑子里谋划,那出题人会是什么想法。比如考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请你借合现实生活,谈谈自己的想法”,那你就得看今昔是何年,若是在六十年代,你得答“好,我也想干”,若是在八十年代,你得答“不好,我坚决不干”,若是在今天,你得答“以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才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根本办法”。真有哪个学生愚蠢到真的写出了自己的想法或打算,那才是要让人笑掉大牙的。

我们每次考试,都有那么几道题是这种风格,分值还不低,每做到这里,就有一种被强奸还不得不叫爽的感觉。这是“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成为共性”。

我们消灭个性而培养共性的教育目的和方法,可以说已经深入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教育官员和教师的灵魂深处。纵有爱学敢想者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不妥,他也不敢说。,因为这种想法“违反主旋律”,轻则,视为离经叛道,重则因言获罪。

“这孩子个性太强”,就一直是我们贬人的话。因为我们不要个性,只要共性。

单只这一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来。

再说“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这可就更是大问题。

我想,“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这一教育目的,至少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教育每一个公民,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来与生俱来这一认知,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努力向统治者斗争、征服统治者的伟大成果,也是社会和谐美好的基础,我们应该加倍珍惜和充分尊重;二是教育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充分尊重别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能用任何神圣的和不神圣的理由非法破坏别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三是教育每一个社会细胞,充分尊重自己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当这种权利和自由受到无端侵害的时候,就得奋起反抗、讨个说法。

这更和我们的教育目的南辕北辙。

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牺牲精神。从董存瑞到黄继光、邱少云,一直到后来的雷锋、徐洪刚,包括王进喜、时传祥,也包括焦裕禄、孔繁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也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人等,我们作为人生榜样的,无一不是放弃自己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牺牲自我,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就算有一两个为了利益而去抗争的,那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阶段利益”或者“国家利益”。

总之,那也是牺牲。

所以,我们的教科书中,就算有几处地方不得不提到人权,那也得讲明白:这是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完全不同,末了还不忘顺带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就算有几处地方不得不提到自由,那定义是也“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民主必须在集中指导下进行”。

在我们的教育视线中,容不得“自我”。没有自我,当然也没有人权,也没有基本自由,就自然谈不上对其尊重了。

据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大兵将要上战场时,都会接受短期的汉语培训,万一与中国人短兵相接,也好有个交流。谁知这些大兵们素质过不得硬,学不好汉语。教官们最后只好降低要求,让大兵们无论如何必须学会三个字。那就是当你处于劣势,反抗无望的时候,必须会说“我投降”。

这就是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同样是那场战争,我们教育和鼓励的,可是把英勇善战的士兵称为“最可爱的人”,然后让他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直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些,都明明白白的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中。

朝鲜战争中曾经当过战俘的美国大兵,人家回国去说起被俘来可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可以在全国大讲特讲:我当过战俘。这甚至是人家竞选总统的资本。

说起来,对人权的尊重,对教育目的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

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制定的教育大纲中,就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发展人的个性,二是培养共和精神。发展个性,包括发展公民的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培养共和精神,则是生发公民意识,走出专制,追求人权、自由与民主。

只是我们后来退步了,以苏联为师,灌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培养“阶段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过,我们可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俄国人早回归了教育正途,可是我们至今将斗争与专政奉若至宝,成了人文教育的主线。好斗的结果必然是残忍与短视,一个残忍与短视的人,肯定是成不了大师的料。

我们一直以北洋为混账透顶,但是它却没有破坏我们的教育事业。在整个北洋军阀主政期间,教育还是基本按着教育自身的规律在走。所以北洋政府的统治并没有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才断代。

我们耳熟悉能详的《纪念刘和珍君》,写1926年的一场学生运动,北洋政府卫队开枪镇压学生,造成了47死、123伤的3.18惨案。事发当时,执政段祺瑞正在休假。但是当他得知镇压学生后,立即赶往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责令严惩凶手。并马上辞去总理职务,以示负责。并且,段氏还从此终生吃素,忏悔赎罪。

北洋对学生和教育的态度,可见一斑。

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诸多名校,可以说无一与北洋政府交好,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教授们成天痛骂政府,但是政府的办学经费,却是一分也没有少给,教授治校的架子,一丝也没有乱,就连大学的校长,也还是教授推举,政府任命。即使贵为总统,也奈何校长帽子不得。政府对学校内的事,除了出钱尽责外,可以说是不闻不问。

发展个性和培养共和精神,北洋政府是基本做到了的。

以我等小人之见度之,可能北洋政府也想控制教育,使之为我所用,只是辛亥革命后,这个教育的调子早就定下来了,已经成功培养了一批有风骨的公民打底子,政府没有办法改变。

系统的公民教育,始于民元草创。

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出长教育,主持规划教育方案。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首先提出的就是教育的独立,他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所以,蔡先生第一反对的就是政治或者宗教力量参和教育,规定教育不能被政党得而私之。他在后来的《教育独立议》中分析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真是一语中的:党派办教育,骗你没商量!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教育的确是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

并且,民国时期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方面的教育,那是有系统的进行,不是说说玩儿的。

比如《中华民国教育大纲》中关于“人权教育”的“能力指标”部分,就是这些内容:

1. 人權的價值與實踐: “1-1-1 舉例說明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天俱有举例说明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并知道人权是与天俱有的;

“1-1-2 了解、遵守團體的規則,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了解、遵守团体的规则,并实践民主法治的精神;

“1-1-3 討論、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救助的資訊與管道讨论、分享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违反规则、健康受到伤害等经验,并知道如何寻求救助的资讯与管道;

“1-1-4 說出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说出自己对一个美好世界的想法;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欣赏、包容个别差异并尊重自己与他人的权利;

“1-2-2 關心弱勢並知道人權是普遍的、不容剝奪的关心弱势并知道人权是普遍的、不容剥夺的;

“说出权利与个人责任的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生活上违反人权的事件,并讨论发生的原因;

“察觉个人偏见与歧视态度,并避免偏见与歧视之产生;

“表达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了解人权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理解规则之制定并实践民主法治的精神;

“了解平等、正义的原则,并能在生活中实践;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群体、文化和国家,能尊重欣赏其差异;

“搜寻保障权利及救援系统之资讯,维护并争取基本人权;

“探讨违反人权的事件对个人、社区及社会的影响,并提出改善策略及行动方案;

“了解关怀弱势者行动之规划、组织与执行,表现关怀、宽容、和平与博爱的情怀,并尊重与关怀生命;

“了解法律、制度对人权保障的意义;

“探索各种权利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了解如何运用民主沟通及法律程序,进行评估与取舍;

“讨论世界公民的责任、并提出一个富有公平、正义永续发展的社会蓝图。”

这些教育纲要的实施,既教给学生人权、自由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也是对学生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演练。这其中找不到国民党的影子,找不到领袖的影子,也找不到政府的影子。并且,这是一个指引,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在学生各人心中。

2. 人權的內容: 接下来,《中华民国教育大纲》中对教育“人权的内容”作了如下规定:

“2-1-1 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並促進身心健康與發展了解儿童对游戏权利的需求并促进身心健康与发展;

“认识生存权、身份权与个人尊严的关系;

“认识休闲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了解人身自由权并具有自我保护的知能;

“2-3-2 了解兒童權利宣言的內涵及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基本需求的維護與支持了解儿童权利宣言的内涵及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基本需求的维护与支持;

“了解人权与民主法治的密切关系;

“理解战争、贫穷及阶级剥削对人类的影响;

“认识教育权、工作权与个人生涯发展的关系;

“了解文化权并能欣赏、包容文化差异;

“认识各种人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了解人权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对人权维护的意义;

“了解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维护与保障;

“认识联合国及其他人权相关组织对人权保障的功能;

“运用资讯网络了解人权相关组织与活动;

“探讨人权议题对个人、社会及全球的影响。”

概括起来,这些教育无非是教你怎样做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力,怎样宽容与欣赏别人,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去看管着自己的政府,反对公权侵夺民权。

对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教育,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公民教育”。

我们现在没有公民教育。

取公民教育而代之的,则是思想道德教育,又叫政治思想教育。

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精神,或者说我们教给国民的全部真理,就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学术、我们思想体系如何的好,如何的先进;他们党、他们国家、他们社会、他们群体、他们思想、他们学术如何的不好,如何的反动。我们有一个真理、一个理想、一个方法,你只要信仰了这个真理、树立了这个理想、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万事大吉,一切OK。否则,不是落后就是反动。

这种教育其实是“真理教育”。

我们进行真理教育的全部教材,小学是马恩列斯毛邓江,初中是马恩列斯毛邓江,高中是马恩列斯毛邓江,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到博士,都是马恩列斯毛邓江。

并且,我们学习的真理也还不就是马恩列斯毛邓江的全部,实在只是这些人的只言片语而已,为什么呢,因为领袖们过去说过的话办过的事,在今天的领袖们看来又不全正确,或者说虽然是正确的,但却对今天的党和政府不利,比如先祖恩格斯晚年讲,共产主义信念看起来有理,实则无益,用之实践,则是有害;再如一九四九年之前毛泽东高歌美英法各国之民主,高呼“蒋介石万岁”,现在就万万说不得。所以,教育部门紧紧的管着,这些伟大导师讲过的话中,哪句话是你可以知道的,哪句话是你不可以知道的,都有讲究。甚至对具体哪句话作何种理解,都是钦定的东西,更改不得。最后落实到考试中,则连“你自己的认识”都有标准答案在等着你,夫复何言。

垄断真理,便没有真理。

我们的一切人文教育,无非是垄断真理的生产线。用一盘盘标标准准的“真理”作为你一切思考的结果,除此结果而外,你不必思考,也不愿思考、不会思考,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不敢思考。因为思考者轻则失去利益、重则失去自由,甚至丢掉头上的脑袋。

大师不是天生的,他是在不断的学习借鉴、不断的思考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反反复复的实践修正产生出来的。

要学习借鉴,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料,如果一个党垄断了公民的眼球,限定他只能看该看的东西,那他还学习什么?人类千百年来思考的成果,就是大师成长的土壤。离开土壤,你拿什么去成就大师?

并且,思考是大师的动力之源。一个不愿思考、不会思考、不敢思考的人,他能成为大师吗?就象一只被阉割了的公鸡,它能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吗?

民国时期努力培养公民意识,所以大师辈出;此后以真理的名义全力阉割人的思考能力,则庸才扎堆。两相比较,相去何止百年!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言以蔽之:党办教育,阉割思想,是培养不出人才的根源。不废除党办教育、不停止灌输“真理”、不保障人民以思考的自由,即使一万年过去,也是永远培养不出大师来的。

不要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不要以民国时期为敌对阵营,敞开胸怀,大胆学习,认真研究。回归教育本质,政党退出,把教育交给民间去办,交给教育家去办。没有政党干涉,不谋一党之私,一切都会好起来。

更要命的是,如果不搞公民教育仅只是培养不出大师来,我们也还就认了。因为没有大师,我们还是要生活下去,世界不认可我们,我们还可以关起门来夜郎自大,日子也照样过得有滋有味。你看朝鲜人民,幸福指数不就是很高吗,人家可是从小就产志要去解放美国人民的。

问题是背离公民教育,任由党派操弄,必然是天下大乱。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例子。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文科大学没有办的必要了,理科大学可以适当的保留几所”,“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非怪事”,“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在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于是,教育来了个底朝天,没有公民,只有真理。

在真理面前,刘少奇讲党性修养,是错的,往死里批斗;邓小平讲经济整顿,是错的,往死里批斗;彭德怀讲平等博爱,是错的,往死里批斗;林彪讲克已复礼,是错的,往死里批斗。掌管着话语权的人坚决不准公民思考,硬是活生生端出一盘盘真理来,作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大餐。文革就是在这一盘盘的真理大餐中,让千百万人失去生命,成为空前一劫。

我国昔日的文革,与今天的班利班极其相似。

塔利班对人的残忍,那叫令人发指。但是,这种兽行,却源于塔利班推行的种种神圣美好的真理教育。

塔利班有个儿童洗脑中心。当然,这种洗脑中心在那里叫学校。在这个中心,教育者们将艺术绘画中描述的美好场景鼓吹成天堂,里面有牛奶和蜂蜜河流,岸边有处女排队等候学子儿童们。就这样,这些可怜的孩子终于一批批的教育成了“圣战事业的接班人”,作为人体炸弹,他们“时刻准备着,为真理牺牲一切。”

阿富汗人不幸中的万幸,是有美国帮助他们,试图赶走塔利班,重建公民社会。而我国的不幸,则是“文革”早结束了,也抓出了“四人帮”为首的一大批的大坏蛋,但是我们的真理大餐却还在一盘盘的端出来,丝毫没有反省的意思。

实际上,也不怪伟大领袖们不反省,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吃“真理”这杯狼奶长大的,实在是无“省”可反。他们在限制国人眼球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眼球,眼球所及,没有高招。在领袖们看来,发生文革之类的事情,实在只是因为当时端出来的真理是“四人帮”品牌的,不地道,吃不得,这回端些个标准的真理来,保证你吃有有利健康。

问题不在谁家真理,而在于真理教育本身。只要是搞真理教育,就会天下大乱。只有用公民教育取代真理教育,才是正途。

并且,没有公民社会,必来革命高潮。

因为如果有了强大的公民社会,一方面公民会以合理的方式,看管着自己的政府,让官员们不至于做出太大的错事,走到“官逼民反”;另一方面,就算群众有什么诉求,他们也会用最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用理智的方式去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轻易不会想到人头落地的事情来。

如果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没有社会成员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那么,一方面政府和官员们会借着公权力,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为所欲为,种下官逼民反的因;另一方面老百姓没有理性,不会用理智方式解决问题,便很容易接受鼓动,结出杀人放火,图他个痛快的果来。

无论如何包装,任何革命的最积极分子,都是缺少公民意识,不懂得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流氓分子。这是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承认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农村各阶级状况分析》,分析革命的力量在农村,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革命的骨干在赤贫流氓无产者。因为政府公民教育的阳光还没有来得及照耀每一个贫民,他们还不会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如果社会成员有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这个命是无论如何都革不起来的。

所以,民国时期的一代精英人物,包括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诸先生,纷纷投入公民教育,他们希望借以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远离残忍的暴力革命。

中华民族的不幸在于,公民教育没有跑赢共产革命。

我们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对理论抱残守缺,对历史文过饰非,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不重开公民教育,则必然产生无数的革命者。须知,革命的名义不管多么神圣,但是实际总是杀头,那是要血流成河,可不是好玩的事。

我原以为,以温家宝先生之才识,他应该看到这一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在冥思苦想钱学森之问,反反调研教育之后,却开出了走向反面的处方。在近期吵得沸沸扬扬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中,把党办教育和真理教育更加强化之,甚至写出了诸如要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的认识之类的话,就算是和一九八五年那个教育改革的决定相比,也是巨大的退步。当年,中共可是没有明白无误的提出要加强学生对自己领导的正确性的认识呀。其实三年饥荒和十年文革,我们无论如何诿过于三年自然灾害,无论如何诿过于四人帮,但那毕竟也有党领导着呀,难道也得承认斯时斯事之正确性?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培养“革命接班人”,难道我们真的是不到革命誓不罢休吗?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