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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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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我们都有罪,但用生命去赎罪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其中就有王佩英。

可以想象,王佩英当年自我反省,面对每个被欺辱的弱者,每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她觉得自己理亏,因为她觉得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执政党造下的孽,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需要忏悔,需要赎罪,替自己,也替她的党。当她觉得她的忏悔和赎罪,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迫害时,剩下的选择就是退党,与罪行划清界限。

当所有人,包括她希望拯救的人,都认为犯罪的不是她谴责的人,而是她自己时,她最后的选择,只有赴难就义。

3月27日下午,我用手机给新浪发了一条微博:

“参加张大中之母王佩英女士诞辰90(当时笔误,其实是95)周年纪念会。王女士因在文革前和期间,反对毛泽东错误领导,1970年1月被北京司法当局处决,1980年获昭雪。让人惊奇的是,一个文化程度不过初中毕业,职业经历不过机关宿舍服务员的女性,在那被洗脑的年代,何以能有如此清醒而坚定的政治良知,并为此付出生命。”

此条微博被网友多次转发,有表示悲痛的,有表示敬佩的,有表示想多知道一点情况的。郭宇宽写了一本未公开发行的《王佩英评传》,读之不能终卷,戚然潸然矣;纪念会上播放了大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观之不忍卒睹,有欲远屠场之悱恻矣。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生于河南开封市一个破落商人家庭,7岁亡母,12岁丧父,14岁继母病故,16岁考入当地的私立天主教教会中学——静宜女中。为保护父母留下的遗产不被其他亲属侵夺,认识为她辩护的青年律师张以成,相爱,并于18岁中学毕业那年与其结婚。张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该大学据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

随后几年,漂泊于保定、北平,1940年在她25岁时回到开封。次年,其夫张以成以枪杀日本人的罪嫌遭到逮捕和拷打,获释后陡生报国之志。1943年,他成为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情报员,并秘密加入共产党。王佩英则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没想到,她还是个团派的前辈。1948年10月,共产党军队攻下郑州。1949年,王佩英结束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随其夫到了郑州,先后在郑州邮局和郑州铁路局秘书室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0月,张以成从郑州调入北京,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王佩英被安排在院托儿所做班组干部。次年,是王佩英夫妇一生中最接近伊甸园的时光,在长女早夭,一连生了6个“秃小子”之后,幺女张可心扇着天使的翅膀,飞抵王佩英的产床。

好景注定不长,因为那个时代,是一座“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乔万尼·萨托利语)。1959年,因“斗争性不强”(作出这个评语的党组织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王佩英的“斗争性”),和一个小小的事故(一个小孩突然撞到端着热水盆的王佩英身上,烫伤了一小块皮肤),以及地主出身,结果,王佩英被贬黜到机关单身宿舍做清洁工。1年后,张以成病逝。

从1915年,到1960年,有45年生涯的王佩英,都是时代风暴中的一朵杨花,历史激流中的一片浮萍,任由异己的力量簸弄,从一个孤女,到一个颠沛家庭的主妇,再到大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弱小得不能再弱小,那个时代辉煌,无光可沾;那个时代罪孽,无罪可担。在丈夫身后,作为一个有7个孩子要抚育的母亲,最神圣的使命,莫过于忍辱负重,把他们养大成人。

但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两件小事,让她意识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使命,比做母亲更为神圣。这两件事前面已经提到,一是 1932年,她16岁时考入当地私立的天主教教会静宜女子中学,二是1950年加入共产党。开封历来是中国多种宗教繁衍之地,静宜女中是著名的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嬷嬷于1932年创办的,王佩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该校于1948年在解放军进攻河南的隆隆炮声中,被盖夏嬷嬷迁往台湾,成为台湾静宜女子大学的前身。显然,王佩英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的核心是虔诚和救赎,虔诚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谎言地面对真相,救赎就是为受难者受难,为犯有罪衍的自己赎罪。

王佩英1950年申请入党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她眼里,是救世主,她心里怀着感恩的心情。丈夫的病逝,使她从虚构的天堂回到了真实的人间,她睁开眼睛,看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给她和丈夫家乡造成的苦难,饥饿的人们像苍蝇一样成群地死去。一个开封老乡告诉她:

“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

老乡还说,“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倒霉了。”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王佩英从多少渠道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只知道她了解那时的共产党变质了,从人民的救星,变成了人民的灾星。领导变质的是毛泽东,反对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她觉得,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负有罪责,从1962年开始,她先是想拯救他人,到处张贴标语,表达见解:“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结果呢,毛泽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她自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检查。1965年4月,她知道,救人是没有希望了,还是自我救赎吧,她向组织要求退党: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党没有退成,精神病院进成了。她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了3年之后,又被交给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的“革命群众”,在“牛棚”里继续关押。她在牛棚受到非人虐待,饭经常不给,罚跪,毒打是家常便饭,手反绑着,上厕所也不松开,只好让“棚友”帮忙解裤带,“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王佩英有一次怜悯道。

从那时,她大概已经知道,通过退党为自己赎罪已不可能,要赎罪,只能退出生命。她分别对自己的孩子表达过歉意,“孩子,妈对不住你们啊。”

在全国人民疯狂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之时,她却于1968年10月4日在牛棚食堂的聚餐会上,高喊“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一次群众批斗大会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却拼劲最后的气力喊道:“打倒毛泽东!”造反派情急之下,把泥巴塞进了她的嘴里。

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王佩英的家乡开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北京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怕她在公审大会上呼喊,被采访的几个知情老人说,她被事先卸掉了下巴,嘴上蒙着一只瘪下去的口罩,也有的说,她的脖子上被系上了一根细绳子,勒住咽喉,让她不能发声,因此,她并没有等到被押往卢沟桥被枪决,在囚车上就被勒死了。

在这次王佩英诞辰纪念会上,经济学家、铁道部前干部茅于轼沉痛陈词,说那场悲剧,虽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导演的,加上四人帮及其帮凶,也不过数百人,但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如果毛泽东和四人帮到美国搞,肯定搞不起来。

不错,我们都有罪,但用生命去赎罪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其中就有王佩英。孟子曾经转述过孔子定义的英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理亏,即使面对几个穷酸之人,我也不去威胁他们;如果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虽强加给我千军万马,也要孤身前往。

可以想象,王佩英当年自我反省,面对每个被欺辱的弱者,每个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她觉得自己理亏,因为她觉得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执政党造下的孽,她作为这个党的一员,需要忏悔,需要赎罪,替自己,也替她的党。当她觉得她的忏悔和赎罪,得到的不是理解,而是迫害时,剩下的选择就是退党,与罪行划清界限。

当所有人,包括她希望拯救的人,都认为犯罪的不是她谴责的人,而是她自己时,她最后的选择,只有赴难就义,她做的,就是当年基督在十字架上,贞德在火焰中所做的,这不仅是烈士,也是圣女。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看它有没有未来,就看它有没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

最后一个细节,并非没有意义。王佩英第三子张大中成为全国著名的企业家,白手起家的资金,就来自于国家补偿他母亲生命的1000元人民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使基金”。

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于北京家中

(共识网)

评论

  • 匿名 说:

    上联:中共冼脑只冼猪脑不冼人脑因为人脑没法冼:
    下联:中共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凡有人性的统统处决;
    横批:豺狼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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