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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父亲给我留下一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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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我出国留学前,回家看我爸爸。那年,我一踏进亲切的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年迈的父亲。爸爸明显老了很多,他一向挺直的身躯有些佝偻。爸爸看到我,苍老的脸上一阵惊喜:“啊,小友,你回来了,肚子饿了吧,我去为你烧点饭吃。”说着,他老人家竟然下了两行老泪。我不由一阵心酸,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

我的父亲很平常,他与我相处的日子不多,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父亲从小教导我:忘记你帮别人做了什么,记住别人帮你做了什么。我永远记住父亲给我们的家训:诚信、诚心、诚恳。于人,诚信;于己,诚心;与事,诚恳。人生做到这六个字,就体现其人生价值。

我的爷爷和他的弟弟们,当年跟随蒋中正北伐,我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文革时惨遭迫害,那年我十二岁,大队书记到我家里来说,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决定,要把我父亲从海口揪回来老家批斗。我母亲哀求说:“你们把他关押在海口,那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在父老乡亲面前羞辱他?”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把那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杀了。母亲阻拦我说:“委员会主任行的一切,上帝会审判他!”

当我读到杨佳拿刀袭警的新闻时,心里很有感触,当年若不是我妈妈的阻拦,我是第一人,杨佳才第二名。

我母亲在文革时,选择了一种她认为是最完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离开家乡,到德国来留学,那夜我与父亲对话。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父:“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你到德国读书,你能搞懂,为何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么伟大?”

带着父亲留给我的思考,1988年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到了2009年,我在思考法德能和解,中日为何无法和解的问题,也就是思考我父亲留给我的作业:阿登纳为什么伟大?

阿登纳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带领法德和解,当今的法国德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世界恐怕也是另一个样子。

德法之间在上半场相互厮杀攻打,在下半场中结下仇怨,那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德法之间在加时赛中终于破除了那个圆箍。和解,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

为了思考阿登纳,我在读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 1969) ,我终于明白,人都犯如下四种罪。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打倒)。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而前面三种罪过,很容易理解,很难理解的是形而上学罪过。根据德文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同样有罪。

今天,2010年 3月24日,是我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再读雅斯贝尔斯,我终于懂得一点皮毛,哪怕做到诚信、诚心、诚恳,我还是罪人。人的一生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但是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应该改变的事,你却包容了,就是一种犯罪。

爸爸,关于阿登纳,我也懂得一点皮毛,他和戴高乐之所以伟大,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裁判。我们中国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裁判,国共的问题如此,两岸的问题如此,中日的问题也如此。

爸爸,你在天国保重!

写于2010年 3月24日,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德国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