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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极权的诱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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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纪事》等。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种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联人给每一位访问者惊心设计了路线,让他们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人的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苏维埃的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中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而英国费边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一场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对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以待五十年发表。

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消失在嘈杂的赞扬声中了。几年后,与德国对抗中继续提升了苏联的诱惑——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纪德的声音可以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个人经历则无人理解。苏联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难为自己的残酷经验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对方总是说,没必要去伤害与莫斯科的关系。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这是诚实、还是另一种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陷入恐慌与错乱,既然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平等的分配社会财富。新制度也将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人们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当西方的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展开苏联之旅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的移民申请,因经济危机而绝望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们或多或少读过这本《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它畅销一时。他们都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这里不仅没有失业,也没有剥削。最终,几千名美国人被苏联接纳了,他们大多在古拉格群岛的劳改地离开生命。而当丘吉尔在挥舞着《通往奴役之路》来警告英国选民时,他被当作了另一个笑话——人们都觉得计划经济更稳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对苏联的态度,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的主要坐标。在一九五二年的论战,加缪的判断正确、却失败了,并带着失败的屈辱而离开人世。萨特获胜了,尽管他知道苏联的种种恶行,但是他认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为什么萨特与他的同道们,能对苏联的一切罪恶保持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令人羞辱了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融入新的历史动力中,有助于缓解他们内在的焦虑。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紧接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苏联的本质暴露出来。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开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个美好社会,但没人怀疑它的制度上的竞争性。人造卫星的上天,令美国陷入一片惊慌,他们正在太空竞赛中落败。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魅力传递到更贫穷的地区,给予那些要争取独立、获得繁荣的落后国家以诱人的许诺,

它在亚洲、非洲、甚至临近美国的古巴都获得了回响,中国的毛泽东相信“东方压倒西风”。是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称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普遍幻灭感慢慢被遗忘。在苏联国内,人们会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而西方的左派们,从没放弃他们的憧憬。而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为越南战争,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化身,石油危机与经济萧条似乎再一次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而苏联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储量让它的石油危机中更显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而在第三世界,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一群共产主义者们获去了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国,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再起。而作为苏联的严厉批评者的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争论的双方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加缪之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在西方出版,萨哈罗夫的用个人经验证明了帝国的黑暗。但左派们没兴趣接受这一切。我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而莫斯科甚至地铁票的价格都不上涨……

(待续)

(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