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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追着打官司(壹报冯正虎访谈之十八)

壹报:出狱后你又告法院,详情如何?

冯正虎:到了这一年,我突然想起我的冤案,法院判了我的刑期及罚金,但判决书中没有写对警方查获物品的处理。按法律,没有判处没收,应当返还,还不出则应当赔偿。

判案时,司法会计中心已核算:我的书值二百零七万。于是我就上诉,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赔偿。——我现在和你讲法,讲得很认真啊。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老百姓,你硬他就软。公民要自己站起来,在站起来的过程中,肯定要对你进行打压的。你冲过这一关,属于你的东西还是你的,我们的法律已经树立了这个东西,无非是我们的法律很软弱。这种软弱需要我们血汗让他强硬起来。我去做示范,看看都是我个人的案子,其实是很典型的。

壹报:听说你还告过提蓝桥监狱?

冯正虎:我出来就告提蓝桥监狱,标的是五十六元,代表五十六天,我对警察没有什么怨恨,我是表达公民的诉权,对他的管教场所是很大的制约,因为我出来都能告你。我自由被限定——没错这是法院判决的,但法律没有说我的健康我的名誉权可以被剥夺。你对我的虐待就是对我的健康、名誉权进行侵犯,所以我状告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壹报:之后你又告监狱侵犯财产权?

冯正虎:告他侵犯我财产权,因为我出狱时非常特殊,是脱光式检查,一张纸都没带出来。我出来时给他们几箱东西,包括报纸《南方周末》,《南风窗》,我写的日记和东西。在牢里是不能用本子写日记的,马上会被偷走,我是一张纸一张纸写日记,然后把纸东躲西藏甚至放到别人的地方,最后临出狱时再抄在一个本子上。他们检查以后不给我了,出狱当天我不出去,说三年都坐下来,不在乎这一天,你们可以请我喝咖啡。最后有人说了好话。我就走出去了。回去当天,我根据记忆写下九页纸的扣留物品清单。一个月后,我就把清单寄到监狱里去。不睬我,我寄给司法局长缪小宝,告诉我要起诉。这招蛮灵的。十天以后,我收到提蓝桥刑务处的通知,让我领我的私人物品。他们说话就软下去了,说什么为了还给我他们还加班加点工作。他们留下几样东西没还给我,一个是日记本。一个是英文材料。我说日记本你们需要可以复印,这的确是一个无罪的罪犯在提蓝桥的纪录,但本子是我买的私人财产。

所以起诉他。法官说我很厉害,从来没有过人能告监狱的。当时时间也凑巧,要是再过两天,我的起诉期限就没了。我对国保警察说,我打那么多官司也是法院逼出来的,本来我只想打一场官司就是出版自由的官司,但法院不受理。你们堵我的路,我就启动第二场官司,告新闻出版局当时的撤项(即当年撤销日本在华企业名录的书号的文件)。这场官司只要立案我就赢了。根据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我就逼新闻出版局说出当年撤项的理由,让背后的东西浮出水面。

壹报:然后为出版自由,你又打上了官司?

冯正虎:过几年以后,我又用自己的电子书《日本企业》攻新闻出版局。就是这本书,我同时在日本做繁体字版,这本书反映了两个国家在出版自由方面的态度。在日本很容易,我写了,我就出版了。这本简体版本,按程序,我不卖,我先办了版权证书,在中国版权证书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版权证书的办公人员说这是打官司用的。没想到我是真的用这个版权证书来打官司。我版权申请花费了一个月时间。然后,我就开始向新闻出版局发出申请,要求自行发行这本书。我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享受的权利就是可以发行,可以卖买,我要新闻出版局来认可我,他的电子出版物条例说,电子出版物发行要他许可的,我是多老实的公民,虽然不合理,但我遵守,我让你许可。根据这个法律是有这个权利,著作权法是出版界最高法律。

难题出给他,他进退二难。他要批我,中国从此有出版自由了。我能卖,你也能卖,真正的著作权有了。不批,他就违反著作权法。结果,起先他电话打给我,“你要销售办个出版发行公司,很容易的。”我说“不要误导我,我没兴趣办发行公司去卖人家的书,我只发行我的书。我卖我自己的书是著作权的问题。”后来他们下了一个文:答非所问,避开不谈。我就到国务院新闻出版局复议,受理了。其实我知道我要自己卖了,也没有人管你。这叫选择性处罚,他要搞你了,他就说你破坏了出版管理条例,很多人为什么没感受到,因为卖了也没有人管他。但这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一旦他要报复你,就会把这个作为理由,我们在法律上叫选择性惩罚。他不能批,也批不了。这说明新闻出版局的条款与法律冲突,所以我挑战他的这个体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复议出来了。我再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我一审二审不受理,我就要申诉了。我写了万把字诉状,相当于中国公民出版自由的宣言。这又是一个经济类的案子。法官回过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国情。”

胡锦涛到日本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个民族在创新,我们这样的制度怎么创新?这本书2007年九月出来,到现在一年多不能发行,公众很需要这个信息,这个体制让人没法创新,公众得不到最好的信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信息。你去日本的书店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哪里?日本大小书店,关于中国的信息有一大排。我们为什么弱于其它国家,是我们的官僚阻碍了我们,是帮外国人打击我们。我这本书对中国贡献,没有人这么详细地介绍日本企业。”

这样的案子,就是让我们要争取百分九十九的人权利。为什么?因为发表政治的,千分之一还少的人。这种权利先不要碰他,我们先维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权利,让知识分子争取出版自由,这牵涉不到政治。

我们虽是大陆法国家,但案例也很重要。我能出,我就不用罚款,不用坐牢,其它人也就不用怕了。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场官司能赢,中国就改观,出版自由就来临了。你出版了,没有人关你,没有人罚你款,你就自由了。

没书号难打官司是2002年。现在社会是进了一步。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不要书号。我根本不买书号,我不需要出版社,难点与焦点是个人要出版。书号是管理编号,国际上没有花钱的,我在日本办过出版社,多容易啊。在日本,他们给我一个出版号,号码是你自己编的,你要发行,你就加入一个发行协会,三年只要一千元人民币,就行了。很规范。就可以进入流通。——中国这种体制是害了民族创造性的。你防不了要害人的人,地下盗印点有多少!你妨碍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的创造性。你在中国正常走程序,一年都批不下了,中国这个体制是教人违法的,你做盗版是可以的。而规规矩矩做事反而是不行的。我给胡锦涛的信给胡办转到新闻出版局。

但是上海很赖皮,根本不受理,连行政复议也不受理。

出这个书都不让人出,更说明问题。这些法官还想用国情把我们的出版不自由真相都掩盖了。

我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实际的法律的例子,一些不敏感的例子来推进法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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