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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报:“寒风中,谁在露宿?谁是冻死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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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棚变身为民工临时“宿舍”。12月26日晚11点多,临时“宿舍”内景,亮着灯的宿舍里躺着30人左右。

壹报主人按

这是一组出生后经历坎坷的报道。

由国内最优秀的调查记者——王克勤策划组织,在全国各地调查寒冬夜的露宿者。这样的好报道辗转于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却无人敢刊发。时值两会,太平盛世,更是不合时宜。最后这组报道放在了公民媒体《壹报》主人面前。我决定刊发。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确是太平盛世,也确有冻死骨。更可悲的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号称在崛起的大国,竟没有制度与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工工资竟远远低于不少非洲落后国家水平。王克勤组织的调查让我吃惊的是大部分露宿街头的人并不是乞丐流浪者而是找不到工作的民工与流民,还有多次上访山穷水尽的访民。

人民代表们,当你们自以为代表人民时,有没有想到天子脚下,你代表的人民在冻死的边缘!而真正救助流民的老虎庙被警察送出北京。

壹报刊发这组报道,希望冻死骨不要再出现。

报道以每天一篇的速度登出,并向调查者们致敬!

2009年12月18日,南京《金陵晚报》报道民工老周冻死于南京市安德门地铁高架桥下。

记者层层核查并追踪到村庄,证实死者实为丁姓,全名丁文楼,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朱坝镇朱高村人。

逝者已去,寒风中,究竟还有多少人露宿街头?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们的愿望,但是上无寸瓦手无寸铁身无分文的冰冷现实让他们在生活边缘挣扎。

于是,有的奋起直追,抱团取暖,在城市里勉强扎下根来,对未来,他们还尚存希望;有的孤军奋战,在跌倒中摸索前行;还有的,索性破罐子破摔,得过且过,混混度日……这是大城市中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而丁文楼的惨淡结局,只是沧海一粟。

(一)民工丁文楼之死
调查记者 陈莉莉、白丽、王继亮

衣衫破旧,迷茫无助,几包行李,一张车票,怀揣最简单的梦想来到南京城里,在寒风里瑟瑟发抖,在就业市场找寻“能挣钱就行”的工作,和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一样,丁文楼就这样辗转到达了南京安德门,然而,生活的艰辛远远大于他的想象,残酷的现实让这个不到48岁的汉子倒下了,留下无数的疑问给读者。

记者采访了死者生前同住桥墩的民工,帮助过老丁的烤红薯小贩,和死者亲人,疑问被一个一个揭开。

“听人说他姓周……”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六十多岁,后来才听说是48岁。”安德门地铁出口靠卖烤红薯姓朱的小伙子有点惊奇。

小伙子一直在安德门地铁附近卖红薯,总能看见丁文楼拄着一个木棍,“还以为是拐杖呢。”小朱回忆道,“看他可怜,我给了他两三次红薯吃。”

小朱说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是后来听人说他姓周。而曾经与丁文楼同住在桥墩下的柳师傅也向记者指认了丁文楼最后睡觉的地点—-安德门地铁站高架桥4号桥墩下。“他没有工作,就是一直乞讨嘛。”柳师傅说。

经公交站工作人员和几位民工指认,记者找到了丁文楼的死亡地点—安德门地铁站高架桥4号桥墩下

死者的家乡在哪里?,老柳并不清楚。

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丁文楼便选择了和许多民工一样,在安德门地铁站附近高架桥下露宿。那里离安德门劳动就业市场仅仅500米之遥,旁边有地铁站和肯德基,“我们早上都是去地铁站或者肯德基去洗脸,然后去就业市场等招工老板来。”

另一位老家黑龙江的都师傅告诉记者,“有时候地铁站旁边就有老板来领人,来晚了就没有机会了。”丁文楼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他的家乡在哪里?只有找到他的家,才能知道他为什么会流落街头。

“他本不姓丁,姓朱”

向事发时接警的伍民警打听,记者多方求证,终于找到重要线索——死者是淮安市洪泽县朱坝镇人。记者立即奔赴朱坝朱高村,这座位于苏北的偏僻小村庄。

一片菜地里,记者见到丁文楼的前妻(双方离异)的姐夫,老人家已76岁,精神矍铄,尽管耳朵不好使,仍然竭力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丁文楼。

死者姐夫丁启楼在向记者讲述丁文楼的故事

丁文楼原名朱启楼,一家弟兄三人,由于家境不好,丁文楼便做了上门女婿,按当地习俗将自己的姓改为丁姓,跟了女方的文字辈,最终改名丁文楼。夫妻二人育有一子,取名丁士友,在苏州打工,前段时间曾回来下葬父亲的骨灰。

老人的指点让记者找到丁文楼大哥和二哥家。

途中遇到同村的朱启曙,提起丁文楼,这位42岁的淳朴农民摇摇头: “他这个人,就是自由惯了,不学好。爱喝酒和赌博。儿子给五百块钱,他一百块钱买一条烟,一箱酒,剩下的就都赌掉。”

朱笑了笑说:“(之前)也有记者来找到他要采访,他摆摆手说对父亲不孝顺,这个事情太丢脸。”

据朱启曙介绍,丁文楼二哥一家外出打工,家门紧闭。只有大哥在家。记者来到丁文楼大哥朱启云家中,在那里,丁文楼的故事慢慢清晰起来:原来,丁文楼与妻子感情不和,早在十五年前便已经离婚,由于丁文楼是上门女婿,离婚后没有房,便带着儿子丁士友住在大哥的家中。

据大哥说,丁文楼在村里为人处事都是“呱呱叫”,不惹事,唯一的坏习惯就是“爱喝老酒”。

老婆与丁文楼离婚后,便改嫁他乡。常年没有妻子照顾,丁显得一副“老相”,40多岁头发就全白了。丁文楼没有什么手艺,只能在工地上干活,“(他)口碑还是可以的,就是苦不到钱,也不学好。”提起死去的弟弟,大哥一脸惋惜地说。

记者了解到,丁文楼儿子现居南通,已成家,前段时间回来下葬父亲骨灰,匆匆赶回苏州打工。

为何与儿子分居两地?为何儿子要匆匆离去?是因为儿子不孝顺父亲所以丁文楼才远走南京吗?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拨通丁文楼儿子丁士友电话。
“他就喜欢一个人不受管”

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丁士友,话音略显疲惫和犹豫,慢慢地向我们讲述了与父亲的故事:丁士友,1981年出生。在丁文楼与妻子离婚后,丁文楼独自抚养丁士友长大,家里没有田地,丁文楼便去苏州打工挣钱供孩子读书,然而收入微薄,没多久小学毕业的丁士友便辍学打工。如今,已经结婚的丁士友靠在苏州开摩的养家糊口,栖身的房子在南通,也是女方家提供的。

丁士友记忆里,父亲丁文楼是一个好人,对他照顾很周到,但是总是爱喝酒,“他一喝酒身体就不好,”丁士友无精打采地回答,彷佛不愿再提起父亲喝酒的事情。

问及父亲的死亡报告书,丁士友含糊地应了一声:“就是酒精……”他说,去年曾经接父亲来南通住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父亲喝酒,他一直管着父亲。

“因为不爱我管着他,他就喜欢一个人不受管,所以今年自己跑到南京去了。”已经有一年没有与父亲见面,也没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提起父亲的事,丁士友总是低沉的回答每一个问题,不愿多说。“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给他(父亲)寄过五六千块钱,打到他的银行卡上,那是最后一次联系父亲。”丁士友回忆道,“后来就不知道父亲在哪个工地,在做什么。连出了事,也是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的。派出所后来给了我500块钱,我把父亲骨灰带了回来。”

记者提起丁文楼在南京曾有两三个月靠乞讨为生,“我不知道这个事,他没有个手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系。”丁士友的语气始终平静但是低沉,“我要是知道他这(在乞讨),我肯定会把他再接过来的。”

最后,当记者问有什么话想告诉那些仍然在外奔波劳碌,却没钱回家的农民工时,丁士友想了想:

“我希望他们早日回家,早日回到自己的儿女身边。”

民工丁文楼之死,

谁的责任?

为什么发生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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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丁文楼找到工作,他就不会被冻死在街头”

(二) 谁是下一个冻死的丁文楼
——南京民工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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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宿舍”一家三口。

12月26日晚10点左右,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内临时搭建的三个民工临时“宿舍”。

管理临时“宿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宿舍”上方的顶棚原来就有,17号有民工死在高架桥下,引起了重视,政府在就业市场原有遮阳棚上搭了红色棉布帘子和红蓝防水布,为前来求职而暂时没有住处的民工提供三个临时“宿舍”。

据记者目测,每个“宿舍”长约30米,宽约7米。三个“宿舍”中只有最里面的那间亮着灯,“宿舍”水泥地上躺着30多人,大部分人已经准备睡觉,陆续还有民工扛着装有全部家当的蛇皮袋进来入住,靠近大门口的两个“宿舍”黑乎乎的,但里面也住着民工。

自21日临时“宿舍”搭建完成,有需求的民工入住之后,赛虹桥派出所派驻保安人员管理“宿舍”,主要负责分发物资、维持秩序。张姓保安介绍,每晚前来夜宿民工约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是单身汉。记者看到“宿舍”里还住着一家三口。

43岁的杨守能、周小凤夫妇是贵州贵阳人,来南京打工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他们只在去年过年回过一次家。2009年5月,夫妻俩带着刚满3岁的儿子杨平再次来南京打工,但这次却没有前两年那么顺畅。而且,小杨平一年比一年大了,带着上班很不方便,有的老板还扣除小孩饭钱,再加上孩子的其他生活费用,今年的收入明显不如前两年。

杨守能拿出两页破旧的欠条向记者展示: 8月4日到10月12日,夫妻俩在一家养鸡场工作,周小凤的月工资为1000元/30天,50多天的应得工资是1716.5元,但扣除小杨平每日2元共104元的用餐费后,养鸡场至今仍拖欠周小凤1100元的工钱。

近两个月,夫妻俩游走在讨薪和找新工作之间,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前几天,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指就业市场)通过职介中心找到一份养牛的工作,老板答应每天给40块,但第一天就让我们从早上四点开始一直干到很晚,整整干了一天,累得要死,”周小凤说,“太累了,我们干了一天就不想干了,但老板太黑心,就连40元的工钱都没给。老板说必须干够20天以上才开工钱。”夫妻俩又一次无功而返。

最后,周小凤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想尽快讨要到工资后回家过年。

有手艺的民工

2009年12月28日,去往洪泽县的长途车上,记者遇到了回家探亲的农民工陈师傅。陈师傅今年43岁,从19岁开始做木工,现在在南京工业大学的工地上打工,工地上有100多个工人,“吃宿都在工地上,条件还不错。”

陈师傅有地有妻儿,现在家里有六七亩地,每年每亩地平均能赚1000元。据悉,陈师傅有三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读高中,他在外打工,每天有130元的收入,一年能挣三四万,他说“特别像我们这种包活的,赚钱还可以,”“干我们这行的,现在市场价最低价是100元/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左右。”

陈师傅在南京打工六年多了,但由于“现在劳动局有监察部门专门负责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而且“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在工地上闹一闹,我们有的是办法”,所以陈师傅还没有遇到过拖欠工资的情况。

当问及安德门的民工情况时,陈师傅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有手艺,安德门那边的人都是些没有手艺、没行没业、生活没有保障的人。”他还告诉记者,“找工作不能盲目地过来,我们都是和老板联系好才出来的,这几年都有一定的‘关系网’了,没有95%的把握是不会过来的。”

用不上手艺的民工

12月27日晨7点多,安德门地铁站公路边,记者碰到等活的山东张师傅。张师傅今年41岁,来南京有三四年了,在民工市场的临时“宿舍”住了五六天了。张师傅来南京打工这几年,“老本行也干,杂活、零活也都干,”他的老本行是做兰州拉面,但由于在南京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饭馆,所以就打打零工。

提起媒体,张师傅表达了心中的不满,“以前也碰到过媒体采访,大学生搞社会调查的,但效果不太好”,曾在东北打工的他告诉记者,“东北的当地媒体确实做了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的事情,他们采访调研后,把外来务工人员的年龄、籍贯、特长、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分类整理好刊登在报纸上,有需求的本地市民打电话给媒体,媒体再联系登记的民工。但是,现在南京还没有形成这种气候。”

“媒体上的信息有真有假,所以要辨别。在这里找工作的人也是什么人都有,发东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有的人确实需要物资,但那些不需要的人拿了别人捐的东西,转手就卖掉了,再等着要。”

没手艺的民工

12月27日下午5点,记者在南京河西江东门万达购物广场看到有十几位苏北籍蹬三轮车的师傅。记者获悉,他们均来自江苏宿迁,现租住在河北村,每月能挣七八百,生意好时,能挣到一千元左右。他们还告诉记者,在江东门一带,有七八千外来务工人员,但没有一个民工露宿街头,他们往往三五个人合租,或带着妻子出来,房租每月也就100元至300元左右,因为能吃苦,伙食和住宿条件还说得过去,除去生活开支外,每年过年回家至少也能带回去七八千元。

旁人眼中的安德门民工

作为南京市最大的劳动力就业集散地,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每天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上千名农民工。据南京安德门地铁站治安岗亭一名警察称,安德门的民工很多,现在冬季了,差不多有民工2000人左右,平常大概有8000人。治安压力巨大。在记者的随机走访中,就发现了对这群人褒贬不一的看法:

12月27日早晨5点45分,记者来到位于民工就业市场门口的新悦小吃店。天刚蒙蒙亮,杨师傅就开始准备早餐 “你们不要同情他们(在临时“宿舍”夜宿的民工),有的人真不值得同情,这几天我亲眼看见有的民工将新领到的棉被,10元钱给卖掉了。你们要捐物资的话,就直接捐到警务室,不要直接给他们。”

提起安德门一带的农民工,警号016735的警员一脸怨气,“这附近就是因为农民工素质不一,抢劫盗窃时有发生,前几天我们刚出警解决了一起店内抢劫,就是这里的民工干的!”他指向地铁出口对面的一家便利店。“这几天我们增派了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一看到有露宿民工便会劝说他们去工棚里睡,工棚里他们不好好睡觉,安置在那里的民工时常打架。”

地铁协管志愿者陈阿姨抱怨:“在没有整顿之前,(地铁)2号和3号出口简直没法下脚,满地都是民工的大小便。”她就住在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附近,经常有抢劫偷盗,“好吃懒做不干事,经常打架斗殴!”

在公交车站等车的孙小姐则对于这群人无处落脚的处境表示同情,毕竟露宿会影响市容,但是还是愿意提供物资捐助。“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的嘛。”孙小姐若有所思。

疑问一:谁在露宿街头?

2009年12月17日南京民工冻死桥洞事件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关注,有人称这是“路有冻死骨”的现实版。

那么在寒冬,南京究竟还有多少人露宿街头,露宿街头的都是什么人?

记者观察1:夜宿安德门就业市场民工

安德门地铁站一名警察告诉记者,安德门一带民工很多,冬季差不多有2000人左右,平常大概有8000人,现在约有50名左右的民工住在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其余的都是在偏远的农村租100元到300元不等的房子住,有的住在5元钱一天的日租房。记者在12月26日深夜和27日凌晨走访后发现,冬季真正露宿安德门街头的农民工并不多,在就业市场临时“宿舍”内夜宿的约有百人左右。据就业市场内张姓保安介绍,在临时“宿舍”里的很多民工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张保安忿忿说,“他们就在这儿等着,游手好闲,哪像是找工作的样儿。”

记者观察2:新街口过夜流浪汉

时间:22:00—00:00,12月27日

地点:南京新街口(南京市繁华商业中心区)

在麦当劳洪武北路分店中,一位负责“麦乐送”的赖姓小伙子告诉记者,每天晚上都会有二三十个流浪汉在这里过夜,“他们不是民工,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工作,只愿意乞讨”,小伙子向记者描述到,“他们过惯了这种悠闲的生活,不会愿意去救助站过那种作息规律但受人束缚的生活,在麦当劳里可以避风,还可以有水洗脸,他们还会去拿别的客人吃剩的食物和饮料来吃。”正说着,便有一位流浪汉伸手将邻桌剩下的半个汉堡抓过来塞到嘴里。据赖先生称,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流浪汉就会都聚集在这里。随后,记者走访了附近的麦当劳明瓦廊店和位于淮海路的肯德基店。麦当劳值班经理刘建鑫告诉记者,9、10月份时这里过夜的人还是很多,“他们不是民工,就是白天乞讨晚上过夜的流浪汉,靠捡点垃圾为生。”刘经理肯定的说。“他们(流浪汉)来了这儿也不能睡,会影响我们顾客用餐的心情。我们会要求他们只能坐着,不能趴在桌子上睡。”淮海路的肯德基店值班组长段玉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会时不时出来提醒他们不要趴在桌子上睡。”

疑问二:谁的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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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救助管理站。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民工宁可挨冻也不去救助站,主要是因为“安德门地铁站这边容易揽到活,救助站太远了”,“ 舍不得花钱(交通费)、怕耽搁时间。”

记者走访救助站有关部门后发现,除上述原因外,民工不去救助站的另一个原因是:严格来讲,有劳动能力、还未找到工作、也不想回家的民工并不在救助范围之内。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是自愿前来求助的城市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办法是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在10日之内送流浪乞讨人员或需要帮助的人返乡,交由当地政府安置。因此,尽管救助站有吃、有喝、有玩、有睡的地方,但正在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工并不想接受救助;此外,即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南京市救助站会适当放宽救助对象的条件,确实有需要的民工也可以前来求助,但救助站的地理位置较偏,来来回回既费时又费钱,如果农民工住在救助站会影响他们找工作。所以,在救助站,正在找工作的受助民工很少。

2009年12月27日下午3点40分左右,记者来到了位于栖霞区尧化门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救助楼,记者看到有几名男性受助者在玩跷跷板,还有十几人在外面站着;女部有七八名妇女在看电视。救助楼的宿舍里有整齐划一的床位和崭新的被褥,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洗漱间。

救助站王科长告诉记者,平均每天留在站内的大概只有七八十号人。当天下午,救助楼里成年区的男部共有56名受助人员,女部有21名受助人员,未成年人区还有两三名儿童。据了解,目前受助人员主要来自安徽、河南、甘肃,来救助站的人一般都是真正在外面流浪乞讨的人想回家了,农民工并不多,“95%的受助人员最后都回家了。”

根据国务院2003年6月20日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但王科长介绍,在实际救助过程中,南京市救助站的救助对象要相对宽泛一些,只要前来救助站的求助人员,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救助站就会无偿给予救助。但同时也指出,根据《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站只是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救助任务主要还是负责送受助人员返乡,交由当地政府安置。

王科长表示,困难民工可向救助站求助,他指出,只要本人自愿,救助站就会根据《救助管理办法》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救助,但同时另外一名在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民工是要找工作的。如果白天去工作,晚上免费住在救助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住在这里救助需要遵循自愿原则,民工不愿意过来,我们也没有办法。”

疑问三:“变味”的安德门劳动就业市场?

12月26日晚,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内临时“宿舍”里的一家三口

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是南京最大的民工就职市场,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帮助的市场。据了解,市场每天要接待上千名前来找工作的各地民工。多年来,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已经成为了一块招牌,但多方采访后记者发现,这块昔日的金字招牌已经“变味”。

安德门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向记者介绍,就业市场于2002年6月28日成立,2004年改制后,该市场成为一家由“政府扶持、劳动部门指导、企业承办、市场化运作”的民营企业,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目前市场内共有65家固定的职业介绍机构。

据袁亮称:作为南京唯一一个专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职介所,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每年约接待四五十万民工,在求职高峰期,每天来找工作农民工四五千人,成功上岗的有四五百人,介绍成功率约为10%。

但经多方采访,记者发现,这块昔日金字招牌已经“变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不满。

早在2005年,就有媒体报道安德门这一市场两大问题:多次重复的无效信息和随之而来的乱收费。四年后,这两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12月26日晚,夜探临时“宿舍”时,记者看到两侧墙壁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招聘信息,招电工、电焊工、话务员、服务员的信息比较多,而且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包吃住,月工资在1000元以上。既然有这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什么安德门还会有大量的民工找不到工作?随机采访的结果是,大部分民工告诉记者,墙上的招聘信息是假的、骗人的。

除此之外,记者对安德门一带的民工进行随机采访后发现,如果要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找工作,每位民工至少要缴纳50元的费用,其中包括20元的办证费(《外来人员就业证》)和30元到60元不等的中介费。对此项费用,大多数民工叫苦连天。山东张师傅坦言,“劳务市场的中介两边收钱,既要收老板的钱,又要收我们的钱。农民工都要在市场里花20元办一个《外来人员就业证》,”“但这个证没什么用。中介也不可靠,相信他们不如相信自己。”

但据袁亮介绍,从2002年到现在,外来务工人员通过民工市场找到工作后,需向职业介绍机构交纳35元的中介费,如果介绍不成功要退费;而就业市场的大门是向民工敞开的,民工不需要向市场交费,市场也不从中介费中抽分子,市场只收取职介机构的场地费。

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就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在全市各个公共的职介机构,包括安德门,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都是免费的。只要办理了这个就业登记手续,农民工的信息就会被统计到劳动局。”

12月29日下午,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钱国荣队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安德门民工市场一直是劳动局的一块心病,监察办每年都很重视”,“从目前反映(及举报的情况)来看,安德门这块的黑中介肯定是存在的,”“在17号民工死亡事件发生之前,监察办就已经加大力度关注市场的情况了。”

钱队长介绍,对于民工维权和打击黑中介,监察队一直没有放松,劳动局每年都会组织开展打击黑中介的专项行动,安德门就业市场、火车站、汽车站等是打击的重点区域,年底和节后的打击力度更大,一般劳动局会联合公安局和工商局一起打击黑中介。

当问及查处黑中介的结果及查处数量时,钱队长表示不记得了。截至发稿,记者打电话给钱队长,一直无人接听。

疑问四:遮阳棚变身“临时宿舍”:临时宿舍谁来管?

袁亮告诉记者,21号在就业市场内为民工搭建落脚之处是政府的行为,人们看到的临时“宿舍”只是政府临时借用他们的场地,具体要借用到什么时候还不得而知。

在袁亮看来,“政府在养懒。政府这一行为起了反面作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具备劳动能力,市场条件能解决他的就业和吃住问题。我们这里95%以上的信息都是包吃住。”

自21日敞开大门让民工入住后,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就变成一个白天企业管,晚上政府管的民工聚集处了。具体是哪些人在管理临时“宿舍”,袁亮表示“也不知道。”

袁亮在最后也吐露了自己的无奈,“毕竟我们是企业,就业市场正在不断地向政府部门呼吁,因为民工夜宿市场涉及到临时‘宿舍’的环境、安全、消防等问题,政府搭的大棚没有达到消防安全要求,存在安全隐患,万一有民工抽烟造成火灾或因大雪导致大棚倒塌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者,临时‘宿舍’还影响到了市场白天正常的工作。但目前还没有部门理会就业市场方面的呼吁。”

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了担忧,“政府把露宿民工安置在市场的临时住所,晚上有抽香烟的,有随地小便的。万一爆发甲流、发生火灾怎么办?”

临时“宿舍”的搭建涉及多个部门。但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记者采访民政局和劳动局的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后,不得而知。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内的临时“宿舍”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政府这一举措是否会辐射到南京其他民工聚集地,这些问题均无从知晓。

疑问五: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到底该由谁来负责?

农民工获知就业信息的渠道有限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在安德门一带找工作的民工的就业信息渠道非常有限。大部分人来南京三四年了,但找工作的时候基本上局限在安德门附近,他们获取用工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职介机构,二是在马路边上等。

“南京市的所有用工信息都是全市联网的,农民工、城镇的、大学生的所有用工信息都发布到网上,但我们不可能专门针对某一个群体来发布用工信息。”劳动局民工办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网络时代,实现用工信息联网确实方便了许多找工作的人,但是对于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也不上网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获知就业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会被动地选择民工就业市场来找工作的原因之一。如果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适当的信息发布措施,这边“民工慌”着找工作,那边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将大大减少。

此外,据劳动局民工办唐科长介绍,现在有专门的机构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指导,但“这要遵循自愿原则”,需要进行就业指导的人可主动前来咨询,服务台会提供相关服务。

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卫生问题谁负责?

临时“宿舍”简陋和脏乱,桥墩底下的寒冷让农民工们的生存变得那么卑微。他们没有干净的水源洗漱,只有部分农民工会选择去附近地铁或者麦当劳肯德基等地方简单地洗脸。他们的食物,也只是在菜市场附近的便宜小摊上一碗面条草草了事,“卫生干净”对他们来说,是个奢侈的字眼。一旦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忍忍也就过去了。”来自黑龙江的都师傅无奈地说,“现在还算是年轻力壮,不会有什么病的。”而那些仍然流浪在街头的人们,他们的健康状况更是被忽略。当市政部门想到的是“影响市容”的面子工程问题时,是否对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曾经考虑过呢?脏乱差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更是疾病传播的罪魁祸首。把问题从“地上”转移到“地下”,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一个城市,如果将那些为了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的生命视为草芥,那么这个城市还有什么“温暖”可言。

民营职介机构 VS. 公共职介中心

通过警方,记者了解到,南京市办理暂住证的外来人员有400多万人。每年前来安德门民工市场找工作的民工就达四五十万。据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8年6月23日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场地小、设施差、超负荷运转。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工求职群体,一个民营企业很难满足需求,再者,作为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民营企业,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除了像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这样的民营单位外,南京市还有数十家公益性职业介绍单位,民工办一姓毕工作人员介绍,每年过年前后都会大面积地向农民工发“春风卡”,基本到3月份结束。“春风卡”上印有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放心职介单位的名单,今年的“春风卡”资料还在更新中。然而,对于信息渠道有限,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些分散的信息难见成效。相比之下,安德门民工市场这样一个较为集中的民营市场却挑起了民工求职市场的大梁,受到了外来人员的普遍青睐,但已 “变味”的市场无疑成了农民工心头的一片疑云。

目前,南京市还没有一个非营利性的综合民工就业服务市场。民工丁文楼之死,更是在催促政府职能部门尽快建立。行政权责不容半点懈怠和推诿!无谓的善后固然可以暂时平定民心,但是政府信息不公开化,职能部门间相互推诿责任,都将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还是会有丁文楼一样的悲剧出现。

后记:检视媒体责任的镜鉴

之前不少媒体报道冻死桥墩下的民工姓周,并亲切地称之为老周。这一信息同时也被不少报纸和论坛予以共享。

然而,未经求证的信息一旦贸然拿出来,不仅是对死者的不敬,更是对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

关注民生,媒体义不容辞,过多地渲染“天冷人心暖”的和谐气氛,始终是治标不治本的报道。农民工就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业市场劳动保障的问题,社会关爱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等等问题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

此时的媒体,应当振作!中国工人被2009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他们是保八的功臣,这个特殊的群体理应受到媒体的关注,推动制度的变革。

(注:此文经壹报推荐,友好协商,前半段在《亚洲周刊》发表,如读者转前半段请注明《亚洲周刊》出处,壹报同步刊发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