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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两会:那些沉重的议案、提案及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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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两会,今又两会。2010年两会,随着发言人赵启正满怀豪情地宣布: “一年一次的大表演开始了”,再次占领网上网下各个社会角落。每次“两会”,都是代表委员集中展示雷人雷语的选秀大party,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从张晓梅的“老婆做家务,老公发工资”, 刘翔的“提高教练待遇”,毛新宇的“爷爷的军事理论和成就超过孙子”,再到“屏蔽网络不良用语”、 “零点统一断网吧”、 “给电脑、手机都装上监控软件”、“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被免职官员上书两会要求重审周正龙虎照案等等,可谓一语惊会,娱人娱己。然而,两会的目的并不在此,让我们把目光穿越过那些芙蓉姐姐式的花边议题,投到关系国计民生、民主法治、百姓福祉的议题上来,期待让“两会”成为驱动公民参政意识的引擎。

一、闹访应受刑罚处罚

到领导办公室和生活地点闹访,不分场所找领导闹访的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所以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包括信访时喊口号、打横幅、散发材料、静坐,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非法聚集、滞留等行为……这些行为如果多次或有严重后果,那么将依其严重程度,处以3年以下、3年到7年、7年到15年有期徒刑。———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宁

相对于某些国家议会因为主张、利益之争,而恶语相向拳脚相加,我们的两会气氛活跃,团结和谐,代表委员其乐融融,确实能够体现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是我们的两会多了非常多的截访人员,免得上访人员让代表委员心情不好,影响开会。刘代表的这个最富有中国特色的议案,正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信访“无信”,已经成为信访者的不归路,从去年孙东东的“精神病论”,到今年“闹访刑责论”,可谓一脉相承,不遗余力为打击上访制造舆论上的、法律上的依据,致人死地而后快。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上访,却因为影响领导生活秩序而要坐牢,让上访者还怎么活?难道只有“冤死”这一条死胡同可走了?

在这个可恶议案的背后,隐藏着更可恶的“暴力万能”的专制思维,他透露出对普通百姓生命的篾视:不要来烦我!烦到我了我就把你抓起来!按照他的思路走下去,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异化为“外部”矛盾。前朝历史中,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尚且能容忍“拦轿喊冤、告御状”,同时,又有多少“先侵占利益,再打击镇压,最终官逼民反”的案例可做前车之鉴。

刘代表的议案,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该地区上访闹访问题十分严重突出,已经让有关领导不胜其烦,刘代表只是说出了有关领导的心声。这样的代表与其说是人民的代表,不如说是上级官员的代表,有如此人大代表真正是人民的不幸。

二、“你是哪里的?我要给你们社长讲”

李省长这次习以为常的言行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早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和经验。此话本能表现出的权力的蛮横与霸道,与 “你们算个屁呀”、“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可谓是异曲同工。细读之下,完全体会到高高在上者所处位置之高,已完全没有社会道德和常理之约束,他们似乎已形成一个自身的逻辑体系,完全与屁民不相干。

“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人, 李省长发怒只是因为记者提出了敏感话题,才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如果记者让您介绍一下上任以来的丰功伟绩,恐怕情况就会截然相反。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信息的流通越来越无法堵塞的社会里,只要不顺耳的就一律封口,仅剩下那些空洞的赞美,除了更加消解官员和政府的公信力,不会产生任何好的作用。所以,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温总理常说要有忧患意识,而最大的忧患莫过于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官员缺乏有力的舆论监督。尊重舆论监督的官员,才有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力量,与民心、党心相背,任何官员手中的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必须晒在阳光下,必须加强监督。”相对于其他省部级干部,经历几番沉浮之后的孟学农显然更深体会到了权力与责任的对等关系,终于明白地说出了许多人都明白但大部分人不愿意说或不敢的话。这句话也为李省长的行为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三、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

此话在一般人说出来,可能就是一句牢骚,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然而从张维庆口中说出,却有振聋发聩之感,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对待。张维庆已经成为“皇帝的新装”中说真话的小男孩,他在分组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时,细数当前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领导视察难获真相、接待领导迎来送往负担沉重、开会官僚化讲话党八股等八大歪风,并直言: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讲真话越来越难,那么究竟难在那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张维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答案其实很简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谎言。

在绝对的权力状态下,人们无不匍匐在权力场中,在这里无所谓真话、假话,只有权力喜欢听的话和不喜欢听的话,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衡量系统。即便你说了真话,又恰巧是权力喜欢听的话,你就能获得权力的垂青;你说了权力不喜欢听的话,无论真假,也会遭殃。然而,历史的总结中,权力往往是喜欢听假话,因为真话往往逆耳且触动利益。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如果讲真话只有吃亏,而无好处可得,或者讲真话成本过高而收益过低,必然会打击人们讲真话的积极性,导致真话极度稀缺和谎言的极度泛滥。

两会代表也是人,与其讲真话难,讲真话获罪,那就不如不讲,不如讲些娱人娱己的话,既吸引眼球,也让领导放心,免得像姚秀荣那样,“学会当代表了,又当不成代表了”。

四、 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为什么,因为“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

倪萍投赞成票并没有错,错误的是她的“倪式爱国主义”。政府固然可以代表国家,但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正因为是爱国,作为“代表”,才应该对政府工作认真地监督,对政府工作中的失误、漏洞进行揭发、批评,督促政府改进自己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工作报告、财政预算等,或表示赞成,或提出否定。有时为了对国家负责,恰恰需要代表对他认为不利于国家的政府报告和议案行使否决权。

倪萍标榜的“倪式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爱政府主义”。其害在于,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别的代表弃权或反对似乎就是不爱国。如此,倪委员不如索性建议下去,为了大家都“爱国”,一律取消人大电子表决器上的“反对” “弃权”按钮。

话说回来,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可以想象,人代会上需要讨论、表决的议案,不可能每一个都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假如代表们只投赞成票,必然导致一些不成熟的、甚至充满缺陷的议案通过审议,生发效力。此后再引发事故,决策机制怎能逃脱罪责? 看来,倪萍委员真该好好学习一些公民常识。

倪萍的这句话,也让人想起了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未必是一个好代表,而申纪兰们则必须学会认真加以思索质疑再投票,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大代表。

五、为民请命,人大代表要有勇气和耐力

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顶住重重压力,提交反垄断法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仲无疑就是其中之一,他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人大代表勇于担当责任的风采。

这位桂林电器研究所所长在提交议案生效前的24小时内,接到50个电话以及很多次面谈,这些人包括高级别官员、其他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及业界人士。他们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要求他撤回这份议案,最终,陈仲顶住了多方压力。也许他会因为说真话、得罪人而某些方面利益受损,但他认为人大代表不能只当橡皮图章,对经济领域中恶性的、不正常现象提出管控建议,是人大代表的底线。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陈仲议案是今年两会的亮点,不管是它的文本,还是它激起的反响,都可作为一种现象加以研究。除了激励更多的代表真正尽责,它还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是好的议案?由陈仲议案可知,标准无外乎两条:一是研判权力异化的实际情势;二是勇敢地呐喊,表达民众诉求。像陈仲那样杜绝随波逐流和虚与委蛇,真正的代表和议案才会不断涌现。

从代表委员参差不齐的素质和表现来看,是时候反省一下选举代表、确定委员的程序了。正如蔡定剑先生所言,在代表、委员的推举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行业模范”、“成功人士”的比重,同时增加熟悉某一领域、并“真正具有参政议政能力”人员的比例。核心在于,要确保人大代表是百姓充分行使选举权后“真心推举出来的”、并且有能力传递“百姓声音”的人,是“人民信任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提高议案的质量,“两会”才会更加名副其实。

权力不会自觉在阳光下运行,更不会自觉地钻进笼子,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华山再高,顶有过路,解决困难唯一的办法、出路和希望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顺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