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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贞写《红狗》描述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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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贞近照(子轩摄)

定居澳洲23年的齐家贞自第一部自传《自由神的眼泪》后,第二部自传《红狗》再次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即将来香港出席新著讨论会的的齐家贞,周五在澳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专访。

1941年出生于重庆的齐家贞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1961年她20岁时为了想到美国读书,逃避被歧视的命运,和父亲一起到广州试图偷渡,结果父女俩双双被捕,并被以叛国投敌罪名分别被判刑13年和15年。由于狱中表现好,齐家贞由13年减到十年出狱,此后经过16年的磨难,直到1987年定居澳洲。

齐家贞的第一部自传是2000年5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的《自由神的眼泪》,描写了父女俩在狱中的真实故事;而《红狗》则描写她出狱后,到澳洲之前16年间的心路历程。

齐家贞周五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我当时出狱后,脑子被洗得很干净了,我讲的话他们说比省委书记还进步,但是两年后,我亲自看到的这些事实就把我完全的改变过来了。

从监狱里放出来,又进入中国那个铁幕似的大监狱中,身上打下了劳改烙印的她,在街道邻里的睽睽众目之下,没有重获自由的感觉,也没有拾回应得的尊严和爱情,反而备尝生活的艰辛。以致她甚至有重新回到监狱的愿望,只因那里至少还有东西吃,有地方住。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齐家贞都还怀着梦想,但是她的梦一次次破碎。有一次,一只遭人活生生剥皮的小狗,血肉淋漓地出现在齐家贞的梦里,她蓦然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小狗,受人压榨、凌辱,痛苦却又无法言说、无力反抗。她的第二本自传的书名《红狗》就是一种自我比喻。

齐家贞说,这本书除了对我周围事物的认识之外,还有就是我个人的婚姻,爱情。对我来说,彻底毁掉了我的理想,我的美梦,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个性。我过去是很调皮捣蛋的,但出来后我的幽默感没了,我也不会多讲话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唯一有的就是我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我的爱情和婚姻也很不幸。其中还有我的个人奋斗,就是为了我要写书,我必须要增长知识,所以也讲到了我是怎么样自学高等数学,当了电视大学高等数学的辅导老师,书里面也讲了我为了要去读一个电视大学,我所奋斗和经历的故事。我认为它不是一般的个人婚姻、爱情,个人读书求学的普通故事,我认为我的故事包括所有的在政治风暴下,把他们吹刮到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这些人的爱情、婚姻,他们的爱情、婚姻是不能与普通人的相提并论的。经过了政治风暴后,他们的婚姻、爱情是操控在当政者的手里,用政权的力量操控了他们的生活。

作者还从自身的观察经历出发,揭露一个长久被噤声的禁忌题目——劳改营中的“性”问题。许多人因为正常的生理需要,而受严重惩罚,乃至丢掉生命。

《红狗》在2005年完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出版,06年11月,齐家贞的三弟齐治平病逝,齐家贞给弟弟写悼词,她回忆了弟弟的一生。发现齐治平是家里最聪明的一个孩子,他严格要求自己并有与众不同的抱负和聪明才智,受到小学老师的赞扬,但是,在上初中的开学典礼上,学校教导主任不忘提醒全体学生他们中有一个学生,姐姐和爸爸都是反革命,从此以后,12岁幼小心灵受到重创,开始非正常活着了,他的一切理想,抱负,对知识的追求兴趣完全没有了。

齐家贞说,如果说《红狗》初衷所表达的是那个年代他们的不幸生活,奋斗史。那么,弟弟去世后她才体会到了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即书中所有人都是非正常活着的人。

她说:当我写他的悼词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们老说非正常死亡,但是还有这么多人他们没有死,但是他们却没有了正常的生活,他们是非正常地活着。然后我再反过来看《红狗》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每一个人,找不出一个人是正常地活着,也就是说《红狗》这本书写在前,我只认为这本书里面婚姻、爱情各种各样发生的故事,跟通常意义上的婚姻爱情不同,因为它受一种政治力量的操控,这是我最初的认识。但是当我写了弟弟的悼词后发现,齐治平是在非正常地活着,我就认识到〈《红狗》这本书实际上是写包括我本人非正常活着的一群人,这就是这一次我们要在香港开《红狗》的讨论会,它的标题就是非正常活着的中国人。

该讨论会本月19号在香港举行,届时,齐家贞将会到港参加。此前她先往台湾安排她2008年创立的齐氏文化基金会第三次颁奖事宜。

(方媛/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