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中国媒体,你的名字叫血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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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子在病房里上网查看网友在她博客上的留言,丈夫守在旁边。

血汗工厂现象,在中国绝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越演越烈的社会毒瘤。之所以得不到制约,是因为其背后权力勾结、利益粘连的日益严重化和日趋合法化。中国并非没有相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我相信,至少从表面上,中国无疑应有尽有,甚至反过来以此炫耀国际社会,成为政府头上的金饰。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本身,从立法上就根本缺失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结果就变成了保护资方,甚至是资方赖以榨取劳动方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企业化”、利益集团化问题,使这些法律、法规往往徒成为政客、官员口中的莲花,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法律强制力。

作者按:随着本次两会上省长抢录音笔事件进一步发酵,最近又有新的发展:日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李东东说,今后要实行记者准入制度,记者要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考不过就甭当记者……。这番话促使笔者再次思考本土新闻自由的状况。尽管我对新闻工作的职业从来没有任何理想,迄今为止,最怕读的文字是记者文字,但出于对自身及这个国家言论自由状况的关心,我不得不对本土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和言论自由状况问题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故此,特贴出两年前的旧文一篇,以期与大家共同思考这个问题及其背后的成因。

——谨以此文悼念原晓娟女士

2007年4月18日,北京媒体人原晓娟女士(娟子)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以35岁华年告别人世,留下了年仅8岁的儿子。作为资深编辑,晓娟2003年加盟著名的《时尚》集团,曾先后任《时尚》系子刊《时尚先生》和《美食与美酒》的编辑主任,主持刊物的编务。同时,她还以“鼠尾草”的网名开设博客“花花世界”(http://blog.sina.com.cn/shuweicao),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的笔触记录时尚中人眼里的浮华世界。该博客于2006年获“德国之声”举办的全球博客大赛“全球最佳博客”提名,被评为“中文最佳博客”,在网络世界里链接如云,是不折不扣的时尚名博。

鼠尾草,是生在博主家乡西北高原的一种野生植物。其花颜色各异,从大红至绛紫,甚至有白色。根入药,含丹参酮,对治疗冠心病有奇效。娟子像一朵鲜艳的野花,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绽放,便訇然凋谢的惨痛事实,不仅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化”的残酷一面,而且把大众传媒,这个精英云集、光华四射、美轮美奂的巨大机器的暗部,以一种不无突兀的形式,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德国之声”如此评论道:“这绝不止是一位时尚才女的仙逝故事。鼠尾草,代表着中国社会透支生命的一代,在急速发展的上行社会,耗尽生命的火焰,在疾病的打击下,粉碎了浮华的幻象……中国的网络世界中,从此少了一株迎风摇曳的鼠尾草。”

生于陕西,长于青海,毕业于人大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的娟子是如此珍爱媒体工作。做一名时尚媒体人,曾是她念兹在兹的荣光、骄傲。在她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普罗旺斯写真集》中,她这样写道:“我在时间的尽头做了一个快乐的盗贼,但是没有偷走普罗旺斯的一米阳光,却把我的心留在了普罗旺斯明亮、空旷、晴朗开阔的天空。”这句后来被镌刻在墓碑上的话,梦幻般地诠释着晓娟为之燃烧的职业理想。作为编辑主任,工作量是普通编辑的三倍以上,一本厚厚的刊物,三分之一的稿子是她一人编就,还不包括辅导新编辑做稿。为新刊的出版,工作到深夜两三点,甚至黑白颠倒是家常便饭,常常是老公睡了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改着稿子。娟子是完美主义者,每每为了一个细节不惜推倒重来,殚精竭虑。就在被查出癌症以后,还在病房用电话指导编辑改稿。

世人眼中的时尚媒体人,是绕世界飞来飞去,用喷气式飞机的酮体丈量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的距离,下榻超五星级酒店如去一趟街边的方便店,以味蕾感受天下美食、美酒,用诗意演绎人生享乐哲学的一群“天人”,他们以向世人阐释什么是美,什么是品味、格调,什么才是“人的生活”为天职,香车美女、滨海大道、葡萄美酒、纸醉金迷是他们通行的世界的符号。像所有曾进入《时尚》的封面报道和专题策划,被大做特做的绅士名媛们一样,晓娟也以短暂的生命,流星般地划过时尚的天空,留下了一道雪亮的,虽嫌仓促,却深刻有力的轨迹。法国、瑞士、意大利,普罗旺斯、托斯卡纳、西西里,足迹遍布温情之乡,以细腻、温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仙境。但是,在日复一日追星逐月的生活中,这位别人眼中优雅的白领丽人、时尚才女,过分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所承受的压力显然超过了极限。后来,她在《病床日记》中透露,不只一次,她与老公同时出差,把孩子留给保姆超过一周;一次,从意大利归来,甫抵首都机场,便打电话让家人取走行李,而她不顾旅途劳顿和时差混乱,又匆匆登上了下一班飞往上海的飞机……在这里,活色生香的时尚生活似乎显出了残酷的一面。但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2006年7月,晓娟病倒,被确诊为胃癌三期。因发现太晚,医生说临床治愈率很低(只有不到30%)。对自己的病因,娟子有清醒的认识,在《病床日记》的《自己种下的病因》中,她归纳为三点:睡眠严重不足、没有善待自己的胃和工作的紧张与压力。但娟子毕竟是乐观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上天眷顾的那30%。惊魂甫定,娟子很快便投入到与病魔的拉锯战之中。住院,实施全胃切除手术,她把笔记本电脑带进病房,在博客上写《病床日记》,回应关心她的粉丝和网友。时尚圈的热闹与繁华像雾一样散去,代之以漫长、孤寂、不时伴随着恐惧的住院生活。

在40余篇《病床日记》中,娟子一面拼死抵抗着死神的紧逼,同时也反思自己的生活,包括《时尚》所赋予她的种种浮华:“面对可能相遇的死神,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人羡慕的生活有太多虚妄的假象,让我不能去面对自己心灵的真实……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康复之旅上重新完全自我地自由生活。这样的思考如果不是这样的疾病,可能我一辈子都无法想通。”“在我开始写病床日记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写完它,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反省我那被人羡慕的生活,那就让我的反省给大家一些启发吧!”病中的人常常是敏感的,何况病人是一个美丽的时尚女性。娟子病中的文字,更加清丽、剔透,有种感官被清水洗涤、过滤后的纯净之美:“清晨的脚步终于可以不用匆忙,人变得自由而轻灵,在水边呼吸清凉的空气,阳光洒落在草坪上,让生命中的一切忧伤都离我而去吧!”至此,娟子依然是乐观的,期待相信生命的奇迹,博客上充满了美食、美酒与鲜花的图片,在日记中决心“将化疗进行到底”。

击垮娟子的,除了病魔,还有病魔以外的东东。前者来势汹汹,恶煞凶神;后者不期而至,披着温柔的面纱。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榻上的原晓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其身体原因,《时尚》集团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已于2006年11月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并通知将相关手术(保险关系)转走。无法估量此事给晓娟内心造成的伤害。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重病加失业意味着什么。娟子好强,对劝她跟集团老总求情的同事说:“我不去求他”。虽然她知道《时尚》的做法有问题,但还是默默接受了事实,并开始自谋打算。“你开始跟我商量卖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保险能迁到什么地方。这时你把简介改成了‘现为自由撰稿人,专栏待价而沽’。就是这样,你的博客里,对于《时尚》没有一句怨言……”;“她一直渴望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娟子死后,丈夫项立刚披露说。

接着是春节。屋漏偏遭连夜雨,春节一过,娟子就查出转移。她哭了,哭得很无助,精神被击垮。这一次,她委屈了自己:“……在去住院的前一晚,边流泪边给吴总写邮件,希望能延长一段保险。”对此,《时尚》似乎网开一面:“在娟子第二次手术时,我们得到通知,是可以延长的。这点《时尚》做的并不绝情。”“娟子未离职前,领导是来过约两次,并且一共给了5.5万元现金,从没有说明这是什么钱,我们最早认为是慰问金,是很高兴的,对《时尚》是很感谢的,后来我算出如果娟子合同不再续签,《时尚》应该支付的补偿就是大约5.5万元,心中再也高兴不起来。如果说些钱是医疗补助,那么对于娟子离职补偿一分未给,也未见人提。”就这样,以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形式,晓娟的劳动合同被资方单方面解除。

为了二次手术和接下来的治疗,晓娟夫妇不得不卖了一套房子。病倒之后,接二连三的遭遇,让娟子深切地意识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差距不过就是一场病”。

3月5日,娟子写下了最后一篇《病床日记》(《肿瘤呼叫转移》),这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我的忧伤也罢、疼痛也罢、紧张也罢、恐惧也罢,在结束化疗后的一个月呼叫而来,当一切疑虑确诊为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上转移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冷静没有眼泪了。就像是明明已经看到了河边的柳树发出了春天的新芽,突然间大雪又要把我们带回比这个冬天任何时候都要寒冷的日子,但是天是那么湛蓝,冰冷的阳光只有隔着玻璃才有暖意。”

“我的命运还在风雨中飘摇,上天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痛才肯给我一线生机,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变得轻得要飘起来,我宁可这些东西都不曾属于过我。路边的残雪还未化尽,这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的寒风吹得我有些木然,看着楼下草地上儿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

如此感性、痛彻心腑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短短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发生多少事,每一桩都强化着她与过去时尚生活的反差:胃癌、手术、失业、癌转移、二次手术……一个女人,不,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扛过这一切?

晓娟终于没能扛过。4月18日,她走了,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时尚生活。

晓娟之死,是一个媒体事件,揭开了经济高增长期光鲜靓丽的都市时尚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残酷一面。这不仅是作为媒体的《时尚》的问题,也不是作为都市商业文化的时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暴露了转型期中国传媒事业的腐烂。

山西学者谢泳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中说:“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照笔者的观察,比谢泳还不济:不要说什么报人,整个的本土新闻业,已经不复是维系新闻人“光荣与梦想”的母体,新闻记者,早已不是什么荣光的职业。曾几何时,凭一张记者证便能免费搭乘长途卧铺的“无冕之王”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仅不荣光,而且意味着贫困、无保障,甚至危险。文字狱、坐牢不在话下,弄不好会丢性命。所谓“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怕不只是某个地区的潜规则,而是当下中国颇有代表性的官场思维。应该说,落到这步田地,其背后既有社会进步的一面,也能看到新闻业集体自甘堕落的轨迹。

大体说来,改革开放以降,除了诸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靠国家财政养活的机关报,绝大多数商业运作的媒体,都面临三种尴尬:其一,无论你有再高远、纯粹的新闻理想,面对党要打造、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列主义、毛思想,到邓理论、三个代表,从GDP主义到中国崛起),你就是“喉舌”;其二,通过传媒的发行、广告活动,在经济上立足之后,当你要向政府依法纳税的时候,你就是“企业”;其三,作为媒体,即使做纯企业活动,至少一部分分子总难完全蜕掉所谓的“新闻理想”,面对底层国民,总试图端起“启蒙”的架子,强努着做“社会公器”状。这本来没什么,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无奈经过经济转型,在“党管媒体”的屋檐下,其作为“公器”的功能已极其有限,且无往不受制于上述之一、二。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主义”不仅成为合法的借口,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安全第一,先活下来,“公器”再说,能做多少做多少。或者,对有的媒体来说,“公器”云云基本上是类似“搂草打兔子”似的行为:主观上办企业,客观上向国民传布真理,启蒙教化。如果歪打正着,获得几声所谓“社会公器”的喝彩,那是额外收益,何乐不为。在残酷的现实下,这确实是无可指摘的道路。否则,都像《21世纪环球报道》那样灿然绽放、訇然坠落的话,岂不更糟糕,于国于民更窝心?

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选择最终会带来媒体企业化,而选择的动力,不是别的,恰恰来自媒体人、知识分子心性中的怠惰和犬儒情结(毕竟在“自由经济”的沃土,做企业要比做“公器”容易得多)。企业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的媒体规模过小,体质过弱,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传媒,极大妨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坐大。但是,媒体毕竟是媒体,从组织结构上可以企业化,但“公器”如果不能成其不变的本质内核的话,一个完全企业化的媒体比一个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法人企业还要可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原晓娟事件”中的《时尚》传媒集团,就是这种高风险“媒体”。《时尚先生》、《时尚伊人》、《时尚旅游》、《时尚健康》、《男人装》、《座驾》、《美食与美酒》……只需看一下这些《时尚》系媒体舰队的刊名,便知道其所张扬、传播的是怎样的时尚生活和生活理念了。

在一个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即是硬道理”的社会,时尚是一部分人的时尚,一部分人需要并高度依存包括《时尚》在内的商业包装,本无可厚非,所谓“让一部分人先时尚起来”。但是,作为传播、弘扬这种“中产”价值的媒体理念本身,如果在本质上不是“时尚”精神的代名词的话,至少不应该相去太远。否则,“时尚”便过于惨白、虚脱,难以沉淀成当下流行文化的精粹来支撑一代都市商业精英的精神品质。

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印刷、如假包换的巨星偶像封面、数以十万计的定制发行、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这些现代传媒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商业运作,如果其结果只是养肥了几个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老总、董事,而其内容生产者的编辑、记者却连维护一纸劳动合同、抵御一场疾病的经济能力都不具备的话,笔者只能说:这是不是大众传媒,是大众传媒的羞耻;这不是媒体,而是内容产业生产线,是内容产业劳动者的“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作为所谓“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在奉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绝迹,却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得以返祖、滋生,且越做越大,连被称为“社会公器”的公共媒体都成了其效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曾在他文中指出:“在所有我们从意识形态上诟病资本主义的领域,当今的世界已没有比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度。”

西方政治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描述是“后极权社会”,北京学者余世存称“次法西斯主义”,无论定义如何,今天的中共政权已彻头彻尾地转型为如假包换的右翼政府。具体表现在压制工会活动,为工会、业主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设定过高的法律门槛,从立法上加以阻挠;在劳动方与资方发生矛盾时,它站在资方立场上;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当中国职员与外方发生矛盾时,它则与外方同穿一条裤子:2005年9月,大连佳能公司因劳资纠纷发动罢工,谈判的结果,在日方都已经妥协,同意改善待遇的情况下,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出面,宣布大连佳能的罢工为“非法”,“工资保持不变”,并威胁罢工组织者立即复工,否则逮捕。如此动辄对劳动方张开血盆大口,对资方则摇头摆尾的政府,你还拿传统的“工农联盟”说事,就太不靠谱了。事实上,它已经完全走上了自身的反动。罢工的解决,连日本资方都被惊得目瞪口呆,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轻获全胜,但低调处理,连很多业内同行都被蒙在鼓里。

意识形态上的食左不化和社会政策上的极右暴走,其间乖离过大,张力太强,成了生产、强化形形色色社会矛盾的大磁场。在这种高强度张力的持续作用下,机体的疾病自我诊断系统和自愈(自我纠错)系统难以正常工作,哪怕再小的毛病,也会朝大的方向发展,最终癌变、恶化,导致不治,即所谓社会的“刚性”结构。

血汗工厂现象,在中国绝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越演越烈的社会毒瘤。之所以得不到制约,是因为其背后权力勾结、利益粘连的日益严重化和日趋合法化。中国并非没有相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我相信,至少从表面上,中国无疑应有尽有,甚至反过来以此炫耀国际社会,成为政府头上的金饰。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本身,从立法上就根本缺失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结果就变成了保护资方,甚至是资方赖以榨取劳动方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企业化”、利益集团化问题,使这些法律、法规往往徒成为政客、官员口中的莲花,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法律强制力。譬如,在一些政府背景的企业中,老板自有政府撑腰(甚至老板本身就是官员),谁拿劳动法规来说事?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相当可怜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被各级企业随意阐释,从操作层面上做“下方调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便可想而知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众多的民企、私企中,有谁拿国家三令五申,明令强制缴付的“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真当回事?相对来说,倒是外商投资企业比较规范,因为他们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行政资源,害怕风险,宁愿花钱了事,图个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中国遍地开花的被称为“血汗工厂”的企业经营理念,近年来又多了新的践行者——中国本土传媒。从理论上说,近现代的传媒工业,作为向公民社会、民间传播文化新知、先进思想、价值理性的机构,与高等教育制度一样,本来是与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甚至视其为公敌。但曾几何时,连大学都已集体转向,成了公开打出“教育产业化”口号的高等教育托拉斯,遑论媒体!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份寂寞的报刊杂志。于是乎,昔日的“无冕之王”成了身份卑微“新闻民工”。中国第一电视传媒CCTV,可以投资50亿美金,在寸土寸金的CBD建设超豪华后现代风格的央视大厦,但却不能对其为千夫所指的、把职员分为三六九等的人事用工制度加以改革。所以,2005年,当北京新锐主流的代表性媒体《新京报》发表社评,呼吁《重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在新闻界业内曾引起强烈反响,应者如云。但讽刺的是,正是这家报纸,却是首都媒体圈公认的“新闻民工”第一大户。

原晓娟女士生前曾奉职,并为之鞠躬尽瘁的《时尚》集团,旗下拥有十数家时尚媒体,在CBD拥有高层智能大厦,仅《时尚先生》一家刊物的年广告收入就上亿,整个集团的年利润何止千万!但媒体的经营者,企业的高管,这些所谓的“红色资本家”们,却冷血到对一名为其拼死拼活、熬尽最后一滴油的“过劳模”女编辑,在罹患不治之症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断绝其工资收入的地步!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对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特别是那些面向所谓“主流人之”的时尚媒体,动辄教人如何品尝葡萄酒、如何用刀叉吃半生的牛扒、如何赏玩老爷车、如何挑选高尔夫球具、如何品巴拿马雪茄等内容充满了本能的厌恶,我觉得天底下再没比这更伪贵族、假主流、沐猴而冠、自我感觉良好和装逼犯的事了。我们的媒体,在作为“社会公器”传布公民社会价值理性的天赋功能被去势之后,开始大胆诉诸感官,利用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刻意营造一种全民娱乐、娱乐至上的“和谐”氛围,其深层动机无非是商业选择,即上文所述的“生存主义”而已。但经过重重的商业包装,浮华“时尚”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不仅“世界是平的”一代新人类乐于为其蛊惑,不懈地为其大掏腰包,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原晓娟这样娱乐内容的始作俑者也被这种异彩纷呈、令人致幻的“时尚生活”给洗了脑。就在她刚做完胃切除手术不久,被集团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时尚给了我今天的气质,是美食和葡萄酒给了我现在的世界,我所积累的一切却不能再回报集团。”至此,“时尚”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生活方式,成了拥有某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化符号。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这种浮华迷幻的“时尚”表象,还是千百万其被它洗脑,在它所昭示的被称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下长大成人、自主“去政治化”的一代商业精英,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恰恰是反时尚的。反时尚的“时尚”一代,正成为包括《时尚》在内的病态的中国时尚的最大消费群。

原晓娟死后,其夫项立刚痛定思痛,感到娟子“不过是《时尚》的一个工具”,决心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时尚》讨一个说法。对此,《时尚》方面发表了《时尚传媒集团针对“原晓娟事件”致媒体的公开信》,澄清情况,以正视听(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在网络上短暂出现之后,神秘消失,只能查到部分摘抄)。但字里行间,却玩弄外交辞令,在推卸责任的同时,明显诱导舆论,影射诉讼的背后有所谓“除了悲痛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向亡者及其家属泼秽水。如此作为,不仅不“时尚”,简直是有失厚道、体面了。

公平地看,《时尚》对原晓娟的处理,过于寡情,但却未必“违法”。所以,对诉讼的前途,笔者基本不抱乐观希望。但是,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良法的出台以恶法的被唾弃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笔者深知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此案胜算渺茫,但仍然要举双手赞成原的丈夫项先生对《时尚》的诉讼。也许,诉讼的意义就在于让财大气粗的《时尚》说出其“合法性”来,从而让这种吃人的“合法性”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下。

非如此,转型期中国媒体“血汗工厂”的黑暗现实之冰山一角,便无法浮出水面,原晓娟式的悲剧便没有终结的一天。

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刘柠/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