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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敢有歌吟动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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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冉云飞。

冉按:这是为香港《明报》月刊所写的一篇关于谭作人兄的文章,已发于该刊三月号,现登载出来,以便有兴趣的朋友们观看。2010年3月11日8:16于成都。

2009年8月12日凌晨三点,一辆依维轲停在我住家院门口,几个警察神秘而严肃地猫在车里睡觉。七点刚过,我正例行写每天早上的博客,忽听得急速的敲门声,很讶异这么早就有人上门,不知来干什么。开得门来,见是几位警察,我并不吃惊,因为与他们打交道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片警是熟人,说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问为什么?她答,我也不知道,只是领导叫你去一趟。我说你都不知道,为何要我去?

当然,双方都是明知故问,最后他们用口头传唤把弄到派出所。因为8月12日是审判谭作人的日子,他们知我必去,所以不让我前往,而将我软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们问我为何一定要去,你去了也没什么用啊。我说,我知道去了没有任何用,但因为谭作人是我的朋友。与其说我要去见证你们荒唐邪恶的审判,不如说因为朋友情感促使我不得不去。警察又说,朋友们嘛也有其他方式帮他嘛。我说,在朋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去,他将来出狱,我还有什么脸面好凑过去说是他的朋友?假使你被判进监狱,你的亲朋好友都不来看你,你着何感想?警察彻底语噻。

是的,我知道谭作人被判入狱是因为良知公正等人间大义,这也是我支持和声援他,并与他一同战斗的原因。但对于我来讲,还有更核心和柔软的部分,那就是个人交情。我与谭作人相识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哪一年,具体已无记忆。但喝了无数回酒,也给他主编的《文化人》杂志写了不少文章,更和他一同反对过一些危害环境的项目。他主编的《文化人》发表了不少敏感人物的触雷文章,最终被官方勒令停刊。他热爱山川河流、草木虫鱼等自然世界,看到许多人为的破坏,与朋友一起成立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义愤填膺而又坚忍不拔地做着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环保工作。在他的反对工作和所提建议,与当局有关官员的利益合辙的时候,他于2001年被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你所反对的事情要能得到当局有关官员的首肯,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进入天堂还要难,因而他被投进监狱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说谭作人被投进监狱是迟早的事呢?这是由我们这个糟糕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维权律师、谭作人的辩护者夏霖在办完谭作人二审上诉后回家过年,不无感慨地说:一年之中不是在看守所,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其实良知人士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个制度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制度设计上使好人出局。如果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你关心社会进步,大众权利,你还没被投进监狱,那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幸运。高压强权和经济笼络,使得制度意义上的好人出局,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常态。坏人当然也不要因为能暂且偷生而得意,因为这个社会不只是设计如何让好人出局,而且由于制度咬人兼自噬且互害,所以就连坏人也不能保证他最终能全身而退。

1954年谭作人出生于成都的文化之家,其父谭英华乃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校译有《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三年大饥荒、上山下乡、文革、八九六四,谭作人无不亲与其役。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仍能存活下来,借用作人的话来说,我实在是幸运地赚了此生。特别是经历八九大屠杀的生死劫后,他常有人生如寄之感,酒醉话多之时,难免发牢骚觉得愧对逝者,常有椎心之痛。对于有些朋友暂时不公开为六四说话,有人只觉得是隐忍,但他觉得这是窝囊。只不过他是善于行动的人,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因此他对自己经历过的六四活动,并没有写专文来表达过自己的纪念,尽管他实际的纪念行动一点都不少。

但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2007年5月15日是谭作人53岁的生日,当天星期二,他于网上看到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在与香港教师茶叙时口出狂言,说六四根本没有屠杀,没有坦克碾压。更令人气愤的是,马力说你们说六四死难者有人碾压成肉饼,你可拿一猪头试一试,碾成肉饼可能吗?此言一出,香港和世界舆论大哗,谴责声从香港遍布世界各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强烈抗议,多位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谈话或撰文予以驳斥。看到马力这样对六四污蔑的混账言论,忍受了十八年的伤痛和愤怒再度激起了谭作人的良心与道德力量,于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记日记,写下了《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来反驳马力的胡言乱语,他在该文的最后说:“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

果然,就是这篇反驳前民建联主席马力的文章,加上一次2008年为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献血活动,以及用雅虎邮箱与王丹的通信,就构成了谭作人获罪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罪证。更为邪恶的是,对刘晓波、黄琦的二审判决,对谭作人、薛明凯(一位因参加民主党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十九岁青年)的一审判决都采取在中国人十分注重的农历新年前完成,一是在节前消除异议隐患,警告异议者的同伴,起着以儆效尤的作用;二是想通过节日来降低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人的关注度,其实这样的小伎俩得逞的概率是极低的。用纪念六四来判处谭作人的罪,固然彰显地方政府的“聪明”,但人们是否有权利一问:六四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正确处理,官方所犯的错没得到改正,但写了像谭作人这样文章的人,别说上万,至少也是几千,要抓的话,恐怕会填满监狱。但只抓谭作人一个人,自然是另有其因。

什么是抓谭作人的另有之因呢?那就是他持续不断反化彭州石化可能产生的环保灾难,调查5.12大地震死难学生的人数。因为这才是得罪地方官员直接利益,影响当地维稳的核心因素之所在。但为什么中央高层也默认地方政府用六四来绑架以实现地方官员的利益呢?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对他们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高层政府稳定公务员队伍的常用手法,地方稳定也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而稳定公务员队伍,官官相护,从来都高于所谓的民众利益,是官方的重中之重。

谭作人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不唱高调,不玩抽象的主义。他对得起成都这座生养他的城市,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成都所遭受的破坏会更加严重。在一个没有备用水源的城市,柏条河作为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成都唯一的饮用水源,如果被破坏将不堪设想,这一切都是他与朋友们反对才停下来的,但有多少成都市民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呢?他说为家乡人民坐牢光荣,我尊重他的情感表达,可是四川尤其是成都有多少人对得起他这份五年牢狱之灾的“厚礼”?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沦陷的岂止是物理意义的坍塌倾圯,民众的麻木、知识分子喑哑不声援、官员的势利作恶,难道不是一座城市沦陷得更为彻底的指标吗?

他不同寻常的内心自审和少有的道德自律,常使他做得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多。他在死者枕藉的北川中学废墟上近乎哀嚎,他深夜在开裂损毁的紫坪铺水库大坝上接到死难学生家长陆世华的求救短信,和着酒精痛哭,这些都令知情的朋友们慨叹并敬佩。他在狱中给妻子女儿回信,所表达的歉疚和情意——“你们,是我的眼泪”——令木石动容,真可谓伤心岂独谭作人,这句简单而深情的话,在我看来有流传千古的力量。

想起作人的家教和经历,忽然想起自己与四川大学三个比较有名的历史学家之子都是朋友的事来。西夏史研究专家吴天墀之子杨泽泉九死一生,写有回忆录《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揭露大饥荒的惨死以及监狱非人的灾难。而辛亥史专家戴执礼之子、画家戴光郁,则是作人的发小,前两天他从北京回来,请我给作人带条烟和一封信。其信中引一句诗人里尔克的话:“挺住,意味着一切!”唯望作人在冷寂的牢房里,能感受到亲人朋友们难以忘却的爱。

2010年2月15日大年初二写于成都

评论

  • 匿名 说:

    中国的悲剧在于迷信,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都是一种与邪教没有二样的迷信。实施专制独裁统治,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就是迷信。如果没有合适而现成的,就制造新而适用的。这就是中共集体加工出来的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缺乏人性的地方,就是迷信最容易生长的地方;因为迷信与兽性是孪生兄弟。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与中国的毛泽东,这三人都是法西斯份子。兽性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在精神控制上,这三人是有区别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善用迷信的手法,对民众实施精神麻痹。为什么被斯大林与毛泽东迫害致死的人,有许多人死得“心甘情愿”,诸如苏联的布哈林、加米涅夫、中国的彭德怀,贺龙、、老舍、浦熙修等等。希特勒的残暴是斩首,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残暴,是斩首加诛心。希特勒从肉体上消灭人,而斯大林与毛泽东消灭人,是精神加肉体,更为残忍。中国人要想驱散毛泽东的阴魂,只有彻底破除迷信,实行人性的启蒙。人性健全了,迷信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兽性也就消声匿迹。眼下的中国很危险,因为毛泽东这具僵尸正在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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