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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东欧、中东欧和东南欧的社会主义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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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革命过去20年之际,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共和国广场上展出的历史图片,一名少年当年举着“自由选举”的标语牌参加游行示威。(摄影:黄频/中欧社)

20年前,原苏联东欧地区经历了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国家格局发生重组。在此过程中,曾在这个地区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复存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逐渐转向了西方。20年过去了,原苏东地区社会发展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呢?笔者先后于2009年2—3月、8—11月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地海三国、波兰、德国(主要是东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几十个大小城市进行了实地学术考察,访问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

一、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传统社会主义色彩浓厚

这里所谓的东欧不是二战后形成的地缘意义上的,而是地理位置上的,主要指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这部分先谈前三个国家。

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三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都实行了多党制、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等。尽管如此,它们仍带有较多的原来模式的社会主义标识和特征。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标识和特征也都是非本质性的,但仍可看出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子。就传统社会主义的标识来说,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

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在俄罗斯的大小城市里,列宁的雕像随处可见。在乌克兰,除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和谢甫琴科的雕像之外,最多的雕像也是列宁的。在白俄罗斯,列宁的雕像仍然矗立在议会大厦前面。在三国的大小城市里,主要的街道几乎都有以列宁命名的。列宁的名字不仅出现在街道上,莫斯科最高处叫列宁山,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叫列宁图书馆,辛菲罗波尔、雅尔塔、弗拉基米尔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都以列宁命名。当然,列宁的雕像和名字虽然留下了,但并不意味着三国民众依旧怀有对它们所承载的政治文化的歌颂和崇拜。不过,所有这些至少还表明三国民众并没有否定列宁是一个强大苏联的奠基者。

三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标识是“英雄城市”。为了表彰苏联军民在二战中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945年1月和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两次发布命令,授予13个城市为“英雄城市”,我到过其中的伏尔加格勒、圣彼得堡、塞瓦斯托波尔、奥德萨、基辅、莫斯科、明斯克、图拉和布列斯特。在这些城市,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许多景点甚至主要的景点都是与二战相关的,又细又高的胜利纪念柱到处可见。最典型的是布列斯特和伏尔加格勒。布列斯特的主要景点就是要塞博物馆,环形要塞的残垣断壁上弹孔累累,中央有一座巨大的人面混凝土制作的岩山和纪念死难烈士的一个方形尖塔。伏尔加格勒全城更是有近百座二战纪念碑和几十处纪念地,最有名的是马马耶夫高地纪念碑群。山岗上矗立着一座8000吨重的“祖国母亲在召唤”的雕像,山下有许多反映战争场面的群雕和一座由碑石环绕的圆形阵亡烈士纪念大厅。大厅的中央是一支巨手握着的火把,长明火在四名礼仪兵的护卫下永远地燃烧着。苏联没有了,可这些城市“英雄”依旧,三国民众对英雄们的怀念依旧。今天,这些地方仍是三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结婚的新人们都要到这些地方献上敬仰的鲜花。在三国民众心目中,至少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苏联还是它们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三国传统社会主义色彩浓厚还表现在物质和更深的层面上。

就前者而言,20年来三国的发展速度与程度不敢恭维。无论是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基础设施都非常陈旧和落后,除了东正教堂富丽堂皇之外,其他现代化建筑非常少见。莫斯科地铁世界闻名,可基础设施上的那些辉煌多半都是苏联时期留下的。三国的列车不仅破旧,而且慢得出奇。三国在首都或旅游城市也试图建一些现代化的大楼,但受近两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多半成了烂尾工程,莫斯科的联邦大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深层上的迹痕的影响可能更大。第一,开放程度比较低。在这三个国家,无论是地铁公交,还是国内国际长途,基本上没有用英文报站名或播报其他行车信息的服务。在大大小小的景点,除俄文外也很少有其他文字的标识或解说。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不懂俄语寸步难行,懂俄语行走起来也并不顺畅。第二,工作效率低,这一点几乎是所有到过俄罗斯的人的共识。这类情况在机场、宾馆、餐厅、商店等服务行业都是常态。第三,腐败随处可见。在这三国,交警处罚违章的过程都是在驾驶室里进行的,可以讨价还价,结果秘而不宣,收钱免罚没有任何单据。

二、波罗的海三国:从国家失去独立角度否定苏联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历史上长期受制于瑞典和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1918—1920年间都建立了独立国家。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将三国划归苏联势力范围,1940年苏联出兵占领了三国。苏德战争爆发后,三国被德国占领。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议,三国又被并入苏联。这三国的民众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有着另类的解读,即加入苏联意味着他们独立国家的消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苏联对他们的“殖民地化”。从这两个角度讲,三国对苏联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任何的认同感。

在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的老城区广场,可以看到它们争取自由的纪念碑或相关主题的雕像。在许多博物馆或建筑物上,也可以看到“波罗的海之路”的宣传画。所谓“波罗的海之路”,是指1989年8月23日200万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为了独立,手拉手组成的长达600公里的人链,这被视为波罗地海三国要求独立的高潮。然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区自由纪念碑旁的“拉脱维亚被占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1993年由一些苏联时期流亡到海外的拉脱维亚人及其支持者筹建的。从1997年开始,拉脱维亚政府开始提供维持博物馆日常开支的费用和一些研究项目。其主旨就是用大量的档案文献、照片和实物来说明苏联和德国对拉脱维亚的三次占领。正因如此,该馆2008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就非常直白,叫“拉脱维亚的三次被占领:1940—1991年”。书的封面是斯大林1939年8月接见前来签约的里宾特洛甫时两人握手的黑色照片。在拉脱维亚人眼中,苏联和德国都是占领者,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创伤,但苏联更甚于德国。

在拉脱维亚人心中,苏联的占领不仅剥夺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而且强行将它们变成苏联的最后三个加盟共和国。博物馆的主题就是要说明,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爱沙尼亚一样如何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被苏联化。不仅如此,这个博物馆还用许多档案文献力图证明,为了彻底征服波罗的海三国,一方面,苏联政府对那些曾抵抗过苏联军队的拉脱维亚人进行镇压,将他们送进“古拉格”(强制劳动营)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展出的档案说,到1949年3月,有4.3万人(占拉脱维亚当时总人口的2.4%)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幸存下来的拉脱维亚人才被允许回来,但他们已无家可归,“拉脱维亚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早已荡然无存”。另一方面,苏联采取从其他地区向波罗的海国家大量移民的政策,以改变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就拉脱维亚而言,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二战前的10%左右增长到1989年的34%,而拉脱维亚人从75%降到52%。透过这个博物馆,波罗的海三国对1939年苏德条约的痛恨显而易见。也不难看出,这三个国家,特别是拉脱维亚有着强烈的反苏、反俄情结以及对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三、中欧四国:否定苏联和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模式

地处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的情况比较相近,社会转型相对较为成功,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四国人均GDP都已超过1.6万美元,都加入了欧盟、北约和申根区。它们都认同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各类社会民主党在本国的政党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它们都否定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模式,否定以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为载体的对外关系。对于这些,我在波兰的观感最为强烈。

波兰的情况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前者而言,在华沙国家博物馆和1944年起义博物馆,在华沙大学校园内,在德军打响进攻波兰第一枪的威斯特普拉特。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陈列室等许多地方,1939年都是一个醒目的时间数字,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也被直接称为“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波兰人把它视为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二战后,波兰虽然没有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被苏联吞并,但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仍受苏联的控制。因此,许多展览中包含了二战后波兰反抗苏联控制以及以苏联为载体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内容,如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68年的“先人祭”事件、1970年事件等。格但斯克团结工会陈列室中有数台电脑,参观者可以通过它看这些事件的档案文件和照片,并允许拍照。通过这些微缩胶片,你似乎置身于当时的场景,完全可以感受到波兰人那种曾有的切肤之痛但又无可奈何的心境。

在与一些比较深沉的波兰学者交流时,我注意到了他们的这样一个观点:波兰是一个中欧国家,仍然夹在东西方大国之间,对它来说,安全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德国和俄罗斯都开罪不得,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比较起来,勃兰特1970年对纳粹受害者的那一跪也深深地打动了波兰人,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已经忏悔了、认罪了。一名波兰大学生告诉我,他不再恨德国。俄罗斯则不同,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承认存在着苏德密约,承认制造了卡廷森林事件并把一些档案文件交给了波兰,但作为一个国家,它并没有认错,更谈不上认罪。对此,波兰人颇有微辞,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还有一点也需注意,如今波兰与德国都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生活在一个区域大家庭中,相互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波兰对外贸易的70%是与德国进行的。俄罗斯却一直融不进欧洲,而且时常与中欧国家恶言相向,甚至以“断气”相逼。冷战结束后,北约将中东欧地区扩进来以后,步步向俄罗斯门口紧逼。后者也不示弱,声称要在它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直接受威胁的仍是波罗的海和波兰等国。因此,每当与波兰学者谈起俄罗斯的时候,他们总是不断地摇头,似乎没有任何认同感。

在中国理论界,1956年波匈事件是很有名的。其中,两个波兰事件之一就发生在波兹南。这里有一个博物馆,该馆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进门左拐是个大展厅,里面主要是二战后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实行六年计划时的宣传画,主要表现的是波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工人和农民的冲天革命干劲。另外,还有少部分表现的是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尖锐对峙的内容。这部分展览的内涵是想告诉人们,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听命于苏联,不顾本国国情也像苏联那样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表面的繁荣与波兰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很大差别。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适合波兰的国情,这是波兹南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是波兹南事件过程的照片,如集会、游行和占领一些建筑物的情景。照片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集聚在广场上,人们举着白红两色国旗进行示威游行,一些人冲击市政机构并占领了一些建筑物等。这个展厅里还有少量当时的实物。第三部分是关于波兹南事件的结局,主要是那些在这场事件中罹难的人和那些被捕者的照片。

这个博物馆主题非常鲜明,就是用照片和实物说明1956年波兹南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的来看,除了纪念这层含义之外,它并没有刻意渲染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气氛,也没有简单地将矛头对准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更多的是针对苏联和以苏联为载体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该博物馆2006年在纪念波兹南事件5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1956年6月的波兹南:一个反叛的城市》。它开篇就讲道,列宁去世之后苏联的领导人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果将这种理论逐渐推到漠视人的性命的极致。我并不完全认同1956年波兹南事件博物馆的主调,但能够理解波兰人的感受。

四、巴尔干三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态度不尽相同

在这三个巴尔干国家中,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衍生出来的,而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继承者。斯洛文尼亚已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在原苏东国家中最发达,人均GDP已达2.7万多美元。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均GDP都接近7000美元。不同的是,保加利亚已加入了欧盟和北约,而塞尔维亚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正因如此,它们有形或无形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留存度有很大区别,看法也不一样。

传统社会主义在塞尔维亚的留存度最高。在物质层面上,现在的塞尔维亚不仅在领土面积上无法与前南斯拉夫相提并论,而且经济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前南斯拉夫。在剧变以后的20年中,南斯拉夫不断地分裂,现在作为其继承者的塞尔维亚的领土不及原南斯拉夫的1/3,人口只是原南斯拉夫的40%,经济发展更是一落千丈。我乘飞机到塞尔维亚机场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位教授开车接我。他开的车是25年前买的,可现在还开着。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的生活水平比意大利高,当时每月可挣1500美元,可以到任何国家旅行,学生出国也很容易。南斯拉夫解体时,通货膨胀很厉害,他每月工资只相当于现在的2欧元。现在,他每月工资虽然也在1000美元左右,可物价不知翻了多少倍。在贝尔格莱德,一张公交车票合5元人民币,在咖啡馆喝一杯可乐要14—15元人民币。近20年来,塞尔维亚的基础设施也少有改观。贝尔格莱德城中心1999年被北约空袭毁坏的建筑依旧矗立在那里,没有拆除也没有修复,地下通道很发达但地铁就是修不起来,造成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没钱。

塞尔维亚人特别怀念铁托和铁托时代,认为那是一段黄金般的岁月。与俄、乌、白到处都可以找到列宁像不同,在塞尔维亚铁托的像并不多,但铁托似乎仍然活在许多塞尔维亚人的心中。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书店特别多,几乎在每一家书店都可以找到有关铁托的书。尤其是铁托的传记,几乎每年都有出版,而且篇幅都很长。还有一个现象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名气在外的米洛万·吉拉斯在塞尔维亚并没有什么市场。吉拉斯是前南斯拉夫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反特权阶层的《新阶级》一书在许多国家流行甚广。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剧变以后境遇都大为改观,瓦文萨甚至还当上了波兰的总统。吉拉斯在塞尔维亚却是例外,在我接触到的塞尔维亚学者中几乎对他没有肯定的,吉拉斯在塞尔维亚的影响也不大。由于领土不断缩水和复杂的民族矛盾,现在塞尔维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在斯洛文尼亚的留存度最低。斯洛文尼亚虽然也和塞尔维亚一样属于南斯拉夫国家,但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却紧密地与天主教,与意大利、奥地利联系在一起。如今,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回归欧洲最快,经济最发达。因此,它对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认同感最强,而传统社会主义的留存度也最低。从物质层面上,几乎看不到往日的社会主义痕迹,现代化程度和开放程度都很高。但同时,斯洛文尼亚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否定不像波兰那样含蓄,甚至比波罗地海三国还张扬,这一点在斯洛文尼亚国家现代史博物馆中表现得很清楚。它重点展出的有1945—1960年间斯洛文尼亚社会发展的图片、实物和文献。透过这些东西,我清楚感觉到了它们背后否定以南斯拉夫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和张扬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的潜台词。展览中有许多数据都是要说明“党控制社会”这个主题,而非展示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不仅如此,展览中还有一些直接攻击前南斯拉夫和南共联盟的内容。总之,从这个博物馆的展览物上,看不到任何对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的认同。

介于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之间的是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感觉不到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弥漫的那种浓厚的反苏厌俄气氛,更看不到斯洛文尼亚那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公开否定,相反处处可以发现它与苏联、与俄罗斯之间的亲近。比如,保加利亚许多主要城市都有1877—1878年打败土耳其的俄土战争、纪念保加利亚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的碑或雕像。在保加利亚人看来,是俄国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因而对俄国充满了感恩之情,而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耿耿于怀。为了纪念在那次俄土战争中死去的20万俄国士兵,保加利亚从1882年开始在索非亚修建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大教堂。1913年又在索非亚专门修建了圣尼古拉俄罗斯小教堂。如今,它们都是索非亚最著名的景点。再比如,在普罗夫迪夫最高的阿廖沙山顶上有一尊巨大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碑座上的浮雕更是生动地体现了保加利亚百姓见到苏联红军战士时喜极而泣的情景,台座上刻有“光荣属于不可战胜的苏军解放者”。离此不远有一座1877—1878年俄土战争纪念碑,上面不仅刻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名字,而且还刻有指挥普罗夫迪夫战役的俄国古尔柯将军的名字。像这样一座苏联士兵的塑像在东欧国家是不多见的,而再加一个纪念沙皇俄国的碑就更少。一大一小两座碑遥相呼应,映射出保加利亚人的一种情感。

五、几点思考

观感毕竟不是学术研究,片面和肤浅是难免的。但是,观感又很直接生动,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阅读深沉的历史。在感受到的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国际政治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政治转型的成熟度问题。总的来说,这些国家都实现了政治转型,即由过去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了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如今,由原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新建的或重建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基本都在这个框架里开展竞选活动,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各种类型政党的分化组合依旧频仍,即使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这些回归欧洲比较快的国家迄今为止也没有定型的政党政治,虽然摆脱了过去那种情绪主导政治的局面,但到底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现在仍然看不出来。不仅如此,有的国家,政治体制甚至还有回归集权的趋向,普京及其领导的政党在俄罗斯独大的政治地位就是明显的例子。原苏联东欧地区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也表现在多党制并没有完全改变特权阶层和权力腐败问题上面。在与这些国家学者的交谈中,我还注意到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腐败和特权问题出自于一个党内,而现在这些则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政党(左中右政党都有)当中。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政党政治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不够上,许多国家是一朝天子一朝政。各个政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后,更多地关心本党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从全社会着眼,比较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

第二,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在俄、乌、白和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外的其他巴尔干国家,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为多党的议会民主制所取代,用所谓的西方民主标准来看,这些国家能选举的都选举了,该民主的也都民主了,可民生却没有与此相适应地得到改观。说这些国家近20年经济一点没有发展、社会没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客观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肯定与政治转轨严重不相适应,甚至是落后于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吃社会主义时期的老本。政治变革也好,经济变革也好,外交转向也好,归根到底都应服务于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只使少数人暴富起来。经济发展滞后,广大民众感受不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实惠,对社会发展也会失去信心。许多国家的街头有“三多”,即银行网点多、ATM机多和外币兑换处多,几乎三五步就是一个。这绝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发达,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银行80%以上是外国的。在这“三多”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为了防止本国货币贬值,民众将手头的钱都换成欧元或美元存进银行,眼睛盯着汇率,用多少取多少,用多少换多少。另外,在这些国家的街头上,青年男女对香烟和酒情有独钟,一手夹着烟一手提着酒瓶的“标准”形象到处都是,要上一杯廉价咖啡坐着聊上半天的情况也随处可见。有人说这是这些国家的一种悠闲文化,但恐怕也是年轻人对国家失望和无法改变现实的一种无奈。他们曾经拼死拼活争取过的各种形式的民主都得到了,但这些民主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民生改变。他们的政治热情不再也无处发泄,经济现状又无法改变,而民众自己又无能为力。民主到底是什么,后民主化时代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迷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