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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当挂毛泽东像还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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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盛友,1958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中山大学德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1983),德国班贝克大学新闻学硕士(1993),1993-1996在德国埃尔兰根大学进行西方法制史研究。著有随笔集:《微言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德国》、《老板心得》、《故乡明月》。1994年荣获台湾中央日报征文首奖(《中国人的代价》)。现任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华友集团总裁,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德国班贝克大学企业文化专业客座教授。

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访问结束,要离开台湾时,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我还是提出,为什么在台湾的所有机关学校和重要公共场所都挂蒋介石像?

台湾大学一位教授回答说:“我们已经习惯把它挂上,还没有习惯把它拿下来。”

当台湾挂蒋介石像时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最深、挖苦最多的人。他通过1925-1929年的北伐战争统一了中国,之后十年,是中国经济与制度大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最为自由的十年,而这一切却被1937年的日军侵华战争所打断。为了反击日军,蒋介石政府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这一抵抗在一些人看来是中国 20世纪最为辉煌的时刻。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冒险发动了试图消灭对手共产党的战争,结果一败涂地,他撤退到台湾。

根据媒体报道,台湾上百名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及家属,在此一事件纪念日前夕对国民党提出控告,除了要求国民党公开道歉外,也要求从党产中拿出20亿台币赔偿。

发生在63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在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向受难者道歉及赔偿,民进党执政时并将2月28日定为国定纪念日。

许多受难者及家属都已年纪老迈,他们说将用剩余有限的生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用法律途径要求国民党提出交代。他们表示在此一事件经历政府的屠杀,噤声,沉默,道歉至补偿,一路上艰辛与感慨,也不解为何政府的定调是事件中只有受害者,而没有加害者。受难者引述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维瑟尔80年代在诺贝尔和平奖上的致词说,要努力对抗那些选择遗忘的人,保持中立将助长压迫者,保持沉默将怂恿折磨者,而非鼓励受折磨者。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根据蒋中正的日记,他在“二二八”是非常痛心的,他也在日记里多次责备陈仪,也希望说怎么样去改变。但是当时因为他在大陆里面战乱频仍,甚至很多地方开始要吃败仗,从他日记上可以看到大部份的心力在关切大陆的战局,他只希望陈仪帮他稳定台湾,但他倒没有很明确地说希望陈仪怎么样去杀人,他倒是责备陈仪说,你的手法不对,使得台湾社会开始动荡什么等等,这样是不好的。不过一般人都认为他要对“二二八事件”付出最大的责任。

根据蒋中正的日记,他痛定思痛地想:我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据说他在阳明山训练那些年轻的军政干部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处处打不贏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比我们厉害?他从答案当中去寻求怎么样去对付共产党的一些灵感。

当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找到一个重要的灵感就是你们破坏中华文化,那我就要復兴中华文化。

当我们这代人在大陆几乎花百分之百的时间去读毛语录的时候,我们同一代的台湾人都拼命地读《四书》、《五经》,他们在学校里读一本书叫做《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简单的说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里面一些重要篇章抽出来的。

在老蒋先生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很重视中华文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另外就是在社会上看到的,就是谈中华传统文化那些文字、文章非常非常多,乃至当时广播跟电视节目里面也经常在讲这些东西:“忠孝节义”或者“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等等。

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的同龄人,应该说大量时间是浸润在中华文化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它对人格塑造各方面来说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老蒋一介武人出身,其实他不是那么爱杀人,当然在台湾,他手上是有血债的,这点人们也不能否认。不过他比较不爱杀人,否则台湾的土地改革就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土地改革。台湾有今天,有老蒋的很大功劳,第一要归功于他的土地改革,第二要归功于他的9年义务教育。

台湾的土地改革跟世界很多国家、跟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台湾土地改革基本和平而不流血,这点非常突出。

老蒋非常重视正规教育,到台湾之后,本来就有6年的国民教育,从6岁开始到12岁,有6年的国民义务教育,也就是基本是免费的了,家里出的钱数是很少的。后来再过了几年之后,大概到台湾十来年之后,台湾经济慢慢富裕了,就开始推动9年的国民教育,也就是把原来6年的国民教育再延伸了3年,就是小学6年之外还有初中的3年,9年国民教育。

当台湾拿下蒋介石像后

蒋友柏在一些文章中说,他创立橙果公司,为了订单,他历尽甘苦,因为他姓蒋。

一开始,因为他姓蒋,有些人对他有好印象,有些人则在正式进入生意的话题之前,先把他的曾祖父、祖父骂一顿,刚开始时他很难习惯,但为了生意,他也就忍了下来。

后来他慢慢地发觉这些人在批评蒋家与国民党时,也不是那样的全然恶意、不理性的批评。他把这些批评视为一种机会,于是找出有关过去那一段他们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的书,开始读书,比如世界文明发展史、 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台湾近代史。

过去人家因为他姓蒋,不愿意跟他有联系,现在有两位教授还为他规划了认识台湾的课程。

他以前只从一个角度看蒋家,只从一个角度看台湾,现在是360度,而且不只是360度,还是立体的、跨越时空的、四度空间的、全彩的!现在你问他中国如何,他不只会介绍你去看中国人制作的《大国崛起》,还会介绍你去看日本NHK制作的《激流中国》。

大陆挂毛像还是一种习惯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晋升为少将,他不仅成为目前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将军,而且是第一位“70后”少将。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毛新宇不喜欢美国人写他爷爷的书,他认为那些书里面充满了偏见。毛新宇说,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施拉姆的《毛泽东》,费正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日本人和其他国家人写的书,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常常夸大大跃进的消极作用,夸大毛泽东应负的责任,还有反右,也是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个阴谋家,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人,高岗事件,也说是毛泽东的手段,……。

不能说毛新宇就是“两个凡是” ,但是,我敢说施拉姆就是施拉姆,施拉姆不可能代表全世界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蒋毛后人对蒋毛的评价和态度,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应该具有无人可以代替的意义。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 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有人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蒋友柏看蒋家看台湾,现在是全彩的,因为台湾人已经把蒋介石像拿了下来。毛新宇看毛泽东看中国只有一个角度,因为大陆人挂毛泽东像还是一种习惯。

写于2010-2-28, 德国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