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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时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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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希恩·海尔贝克写到,研究极权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已经排除了意识形态在个人层面上的作用,更愿意看到主观性的表现性阐释。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苏维埃和纳粹政权产生的绝对忠诚。他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个人使用和自我形成的行为中产生的。

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日常生活的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记录之一来自乌克兰一青年农民斯蒂芬(Stepan)的潦草的日记,为了摆脱致命的集体化运动,他从乌克兰村庄逃往莫斯科。该青年的父亲菲利普·波德鲁尼(FilipPodlubnyi)因为被控是剥削他人和追求自私利益的“富农”(kulak)而遭到驱逐。人们怀疑他16岁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敌对阶级本质。斯蒂芬在谁也不认识他的莫斯科寻求庇护部分是要躲避共产党狂热分子,但他也把这当作拥抱新都市生活的机会:成为工厂的工人和受教育的公民,从而重新造就他的阶级出身,把他认为的有问题的富农心理彻底抛开。在这个意义上,日记有几个目的。首先,斯蒂芬·波德鲁尼把它当作罕见的朋友,用来倾诉自己的出身秘密。其次,它充当了他的意识工具,通过日记,他可以处理掉自己有问题的过去。与此同时,波德鲁尼在记日记时心中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作为将来有一天可以发表的自传性作品的原始材料,他已经为这本小说拟定了题目“多余阶级的生活:适应新时代的精神重生”。[1]

这个年轻作者在从事这个工程的时候受到生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意识的指导,他认为记录下这个时代是他的义务。在1932年9月,他写到“什么时候我会最终开始撰写30年代的回忆录呢?”[2]波德鲁尼在这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的事实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工业化运动作为正在开始的独特阶段的清醒认识。虽然日记的部分内容读起来就像心怀恐惧的观察家的流水账,但日记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作者竭力要融入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目的反面。波德鲁尼在写作中创造了在他的个人生活和用历史术语描述的他的时代之间的对话。他把自我提升到历史主体的程度。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连续不断的自我反思的实践,“认识自我”(Arbeitansichselbst)和自我改造无不渗透着他那个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波德鲁尼开始用苏联被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的术语重塑自我。这两个过程,他的自我改造工程和这块土地上的革命改造,是用同样的急切和热情来进行的,暴露了对需要做出解释的历史时间线的共同认识。

日记是正在创造的历史的记录也是正在创造的历史主体的自我的记录,这种双重目的正是这个时期众多苏联日记的特征。不仅像波德鲁尼这样的日记作家从他们“不纯洁的”阶级出身中寻求宽恕,而且扩展到在自己的个人作品中挑战和抗拒共产党政权的作家,这是真实的。日记作家批评政治秩序的声音越大,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求助于“历史”作为仲裁者。[3]这些苏联日记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等待在上面书写新文明和新个性的历史画布的意识向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我们如何在理解日常生活时便抓住不寻常和历史性的东西?我们观察到日常生活和需要通过分析才能抓住的意识形态认识的合并,以便解释日常的、自我构建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相互交叉和相互依赖的特征。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用矛盾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意识形态很重要,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历史不得不考虑到国家的话语和实践,但这种认识没有公开承认意识形态在影响社会历史术语方面的巨大力量。这种沉默部分与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斯大林主义史学尤其是“极权主义/修正主义”辩论中被人看待的方式有关。极权主义范式支持者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作从权力中央发出的官方真理的全集,服务于抓住国家权力的目标。意识形态向个人灌输思想,建议他们加入到伟大的“运动”中去,同时哄骗他们避免看到自己不自由的真相。虽然在很多方面,这种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它把苏联公民简化成苏维埃政权理想的受害者。最近,一代社会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大部分苏联人积极参与到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中。不过,在此过程中,苏维埃秩序被奇怪地去意识形态化了,其运行可以用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群体的“自我利益”术语来解释,但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试图批评性地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利益体现的形式。[4]

最近的社会历史学著作仍然倾向于把斯大林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放置在意识形态环境之外的地方。在把意识形态作为生产性分析范畴方面也继续保持缄默。两个研究日常生活的著名历史学家什拉·费茨派垂克(SheilaFitzpatrick)和阿尔夫·吕德克(AlfLüdtke)在为《超越极权主义》(2009)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纳粹德国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日常生活,但一次也没有提到意识形态术语。[5]这是矛盾的,因为该文的焦点就是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名字上的至少在实质内容上是。两位作者看到日常生活领域受到各自政权推动的“伟大事业”的决定性影响。正是在这里关键的“能量”发挥出来“驱使”人们渴望加入到全民族的事业中来。“在我们看来,理解这些政权在处理从内部驱使各自系统运行的感情能量的生产性的甚至更多破坏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人们使用或者遭遇的“自我补充能量”的实践是什么呢?”[6]

这个问题提得好,作者最后的判断也是有道理的。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两个政权推行的容纳和排除机制对斯大林主义苏联和纳粹德国的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具有可怕的影响。能量范式解释的是“那些积极地包括进“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日常生活,用苏联的术语“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7]但是这个发现与文章的主体部分关系紧张,在那里作者整理了众多的社会关系和感情纽带,有些是国家的,有些是国家之外的,有些与国家的关系很紧张。我们仍然不清楚纳粹的动员机制和斯大林政权如何能打破其他社会纽带,重新改造和探索它们。

当费茨派垂克和吕德克讨论个人生活的时候,他们把它看作不同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东西。该文中插入了六个简短的生平介绍,每个介绍都放在单独的文本框内。如果单从绘画术语看,这是对这些个人所得的自主性的有趣评论以及对为他们“提供能量”的环境的局限性的评论。最后,因为使用了分析性术语“能量”,作者的概念含糊不清,指向不同的方向,既没有讲清楚能量补给的方向和载重量,也没有指出能量穿透个人身体和思想的方式或这种能量对他们生活产生的影响。相反,意识形态可能是更准确的标识,不仅仅因为它被考虑中的历史主体所使用,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品尝因为拥有独特世界观而获得的清晰和目的意识(有指导的能量形式)。费茨派垂克和吕德克的个人被实际上“切断联系”的醒目形象只有在结合对意识形态的具有方向性的、强大的、常常毁灭性能量的这种理解才能具有意义。

作为整体,该文似乎示意要恢复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动作与作者对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概念的保留意见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说,两个作者都好像把个人对极权制度(意识形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的厌恶投射到他们的历史主体问题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研究的个人对极权主义的渴望。[8]用后现代的调子写作的其他学者表达了对支配一切的叙述的类似的不信任,担心它们的霸权性攻击,相反却赞同道德相对主义,赞同对主观性的多样性、情境性和表现性的阐释。但这种方法使得人们更难获得能产生绝对的思想和感情承诺的权力体系。相反,我相信人们需要的是区别于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传统假设的新型意识形态,需要观察意识形态的运作,实际上连同它在本地化的个人使用和自我形成的行为中的产生过程。

在理解苏联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时,我并不是从任何确定的理论模式出发的,虽然可能有很多模式。有关意识形态的比较有趣的所有理论多多少少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作为特定现实的自然化的传统定义,使它经得起任何变化。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权的自我代表—掩盖苏联现实的真正权力关系的意义上,这个视角也可以用在苏联案例上,但该视角掩盖了共产主义背景下意识形态地位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旨在重新生产现有资产阶级秩序,因而在意识世界之下隐秘地操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同,它是有意识的,改造型的,其目标确定在有意识的思想而不是政治无意识。它是公开的行动项目,是需要实现的世界蓝图。对个人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表了全面的意识,呼吁个人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提升到最高程度的自觉。[9]

最近一些年已经开始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回应个人生活的调查,但是这依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10]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为个人提供的独立于工具性应用的实质性内容。为什么它是吸引人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个人挪用了意识形态文本的哪个部分?意识形态和自我的生产性遭遇的影响是什么呢?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注意到意识形态本身“总是包含各自‘观点’的逻辑”。这个观点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拉长的逻辑过程。阿伦特似乎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现成的充分表达出来的文本,相反,它像压缩的软件,在个人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展开,但阿伦特对个人作为积极的主体不感兴趣。在她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是驱动性力量,在遭遇个人的时,它会消除主观性:“意识形态思考独立于所有【个人】经历”,代表了‘思想从经历的和实验的现实的解放。’[11]这个观点贬低了个人在意识形态使用中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参与,这个过程要求他们重新创造而不是抛弃主观经验。意识形态通过强迫个人用它的棱镜阅读世界、塑造自我意识并使它具有意义。这是个创造性的任务,可以假设众多不同的形式,就像它产生众多不同的个人主体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个人投入相当多的主观劳动。把心理经验提升到意识的高度是要求很高的挑战,它不断产生矛盾、失败时刻和怀疑等情况。

在我们试图弄明白斯大林时代个人的生活经验时,需要弄清楚与主观性吻合的意识形态。这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概念化的转变来实现,即在狭隘的、简单化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从现成的、确定的文本库转变为个人活跃的努力并产生众多变体,因为意识形态与特定个人的主观生活发生互动。这个视角把个人恢复为代理人,意识形态代理人。不是作为拥有话语特权的唯一的历史代理人,我觉得意识形态和主观性之间应该是迂回的、对话式的关系。个人的操作就像在情报交流中心一样,在那里打开意识形态包装,将其个人化,在此过程中,个人重新把自己变成独特的、追求意义的生命主体。意识形态在激活个人的时候,自己也获得了生命。因此,意识形态应该被看作适应性的力量,只是在活生生的个人作为意识形态主体把它与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意义上,它才是有力量的。对改造(社会空间改造和自我改造)、集体化(个人生产者的集体化和自我的集体化)、纯洁性(政治清洗运动和个人的自我改善)的革命性宏大叙事的大部分逻辑是由苏联公民提供和重新生产的。他们不断把无法衡量的国家政策合理化,因此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区别,同样是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参与哈佛苏联社会体制研究课题的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采访195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苏联移民时,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受访者习惯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术语看待世界和他们的生活的程度。在这些人看来,真理没有绝对的、本质的意义,相反,真理是相对的,不断展开和进步的。明显的矛盾可以并存,任何一方都不是谎言。美国研究者注意到15%的受访者“不断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进行解释和预测。”如果考虑到难民受访者很清楚如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他们进入美国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研究者相信实际比例肯定要高得多。[12]当然,辩证法思想弥漫于苏联时代的文学和斯大林时代的科学话语中。不过,正如哈佛研究课题的采访场景显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戒律或指导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的传统理解,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比哈佛采访报告更显眼的是,斯大林时代起的苏联日记显示作者们是如何用发展的术语来看待真理,试图在刻苦工作的过程中掌握真理。作者们常常注意到意识形态规范(应该是)和自己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实(是)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公然的对立。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接受这些冲突和矛盾,而是试图通过使用合理化机制,通常以辩证法的形式解决这些矛盾。对那些有兴趣了解苏联时代日常生活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确定调查方向,从认同所选择的观点—不管是秘密警察常常听到的还是研究者自己从个人日记中挑选出来的—来调查个人是谁转向把主观性理解为变化过程。在苏联革命背景下,这尤其是真实的,理想人格正是在艰苦奋斗和争取超越先验性的斗争中培养起来的。

同样的,研究者需要明白这个时期个人资料中非常普遍的“合理化”策略与其说是竭力“去掉”令人不舒服的真理的企图(正如现代心理学可能指出的那样)倒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修正的运行机制。合理化—有能力辨别出国家政策的随意性行动中的理性逻辑,比如亲属或者朋友突遭逮捕或者个人不幸—对苏联公民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应该相信发展的科学规律和存在的合理性。斯大林时代的人不断地被要求进行合理化,要使得日常观察适应于意识形态教条。他们的观察与当局要求的观点差别越大,就越被期待努力争取掌握这些理论。将一个现象合理化的能力因此成为一个人思想成熟和精神健康的标志。而且,这些机制不仅仅是旨在恢复个人心理平静的内化过程,个人还把“官方意识形态”议题应用到作为工人和公民的社会生活中,比如谴责老板或者在要求处决人民公敌的公开信上签名等。[13]

1930年代,波德鲁尼的自我融合工程是在矛盾的方式下进行的。他成功地掌握了表现真诚和政治清醒的苏联工人话语,所以引起了秘密警察“政治保卫局”(GPU)的注意。他们相信此人是可靠的、充满理想的年轻共产主义者,所以请他担任线人,主要任务就是揭露谚语所说的“披着羊皮的狼”,辨认出潜藏在苏维埃社会中的阶级敌人。他身不由己地与这个比任何其他国家机构更加强调纯洁化革命原则的政治保卫局打交道,不断提醒他并不纯洁的出身。政治保卫局促使他用竭力想回避的术语反思自己,也就是个人思想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对立。这种思想分裂与他从内心说服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大相径庭。

虽然波德鲁尼现在常常感到自己是个骗子,但他每看到自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公民的迹象时,往往爆发出真心热爱苏联政权并为之献身的热情。但是随着他几乎不识字的母亲因为在1937年12月被控反对苏维埃和参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而突遭逮捕,他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机会和热情都受到破坏。他离开了1935年考入的医学院,到了1938年他的日记已经变成了对时代感到幻灭的记录,这正好是他1932年开始写日记时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自豪的记录的反面。

波德鲁尼现在用辛辣尖刻的话语谴责斯大林政权的政策。欢迎极地探险家队伍凯旋的盛大招待会在他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喧嚣”,不过是充当了转移民众注意力的工具,让人们忘记对党的主要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的审判和处决。亨利克·显克维奇(HenrykSienkiewicz)的《君在何处?》(QuoVadis)的故事背景是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波德鲁尼在阅读了这部小说后,把斯大林描述为“我们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还特别描述了他的个人崇拜“过分慷慨的赞美、把好事都归功于他、并把他神化在我们时代也是可能的,虽然可能以更微妙的形式。”[14]

波德鲁尼提到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是“对事实的自然主义记录”[15]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信心的棱镜来看,自然主义者的视角从定义上看应该是悲观的和堕落的。波德鲁尼为他使用自然主义视角辩护。他写到,他的目的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现实,因而能让人们摆脱描述自己生活的习惯的话语,用新眼光看待它。但是用自然主义视角看待苏联现实也需要付出代价。不仅仅是这种写作对波德鲁尼造成危险的问题,它还破坏了他的自我形象,因为他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格概念基础上的。波德鲁尼在1930年代后期的日记中不得不满足于自己已经从心灵上变成“悲观主义者”的事实,因为缺乏意志力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承认自己要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失败了。因为被迫放弃大学学习,他开始思考自己漫无目标的“无用的”存在:“一个没有目标的生活和动物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没有人能给我提供道德支持。”“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生活加剧了他的悲观主义。他没有能争取恢复学业和重新获得乐观态度的事实是意志出现问题的证据:“我的意志已经大部分被消磨掉了,我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最后,还有他个人生活问题。现在他已经将近25岁,到了该结婚的时候,而能接触到的少数女孩子都来自文化不高的阶级。[16]

从这低贱的位置,他不无羡慕地观察到曾经的大学同学的“家庭背景”。在1938年春天,在两年前曾因为父亲是托洛茨基分子被驱逐出共青团(theKomsomol)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沃龙佐夫(VladimirVorontsov)被允许重新加入到这个青年组织里。他计划学习哲学并加入共产党。斯蒂芬批评了弗拉基米尔要成为共党官员的决定,弗拉基米尔反过来责备他“自私”,只想从生活中索取而不是奉献。对当前现实表达纯粹负面的观点往往招致别人指责你自私,这提醒了波德鲁尼认识到父亲的富农本质,这正是他竭力要抛弃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波德鲁尼政治日记的坦率本身恰恰破坏了他集体主义的、乐观的、持久追求性格完善的理想,他不断用这些理想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总是看到自己生活的失败。[17]在非常清晰的意义上,波德鲁尼发现自己与他相信的能给组织起来的苏联社会集体带来活力和能量的意识形态潮流“切断了联系”,如果借用费茨派垂克和吕德克的巧妙阐述的话。

本文中提出的意识形态主体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实际的苏联个人,或者个人的整体,即使他的作品显示出这种倾向的证据,它见证了波德鲁尼寻求融入社会主义秩序的涨落起伏。这个概念提到的是具体文化的自我框架和什么构成理想生活的问题。在苏联的两次战争间隙,或许在1920年代和1940年代之间的整个欧洲,在个人世界观(Weltanschauung)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对个人生活的高度自觉是主观性的组成部分。这种定位并非在每个时刻都表现出来,当苏联公民在排队等候发面包,指责国家分配体制的时候或许没有表现出来,但当他们写自传或者在公开场合为自己辩护,或者坐下来私下里反思自己生活时,就表现出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产生)。[18]

回到日常生活的历史和脱离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我看到了忽略在具体时期的生活的概念基础、生活定义和目的的危险。我相信这样的意义不是普遍性的,也不能从日常生存的普遍策略中挑选出来。我发现很难接受苏联公民寻求过“普通人”生活的立场,虽然乍一看这似乎是基本的和不容置疑的。[19]他们中的许多人追求或者被要求追求的是非同寻常的生活。同样道理,斯大林主义是个特殊时期,不仅因为这个政权的过分行径,而且因为它朝向不寻常的更大文化特性。换句话说,我相信我们必须把人生意义、个人生活和时代的概念基础历史化。在这种重新概念化的指导下,我们肯定能得出关于苏维埃政权和公民互动的不同结论。

关于历史时间和搁置未来研究的历史化,“意识形态主体”所提到的自我投入是斯大林统治时期最典型的特征。斯大林时代是更大共产主义框架的特别形成期,是在党的领袖强迫苏联社会进行历史大跨越,走向历史时间末尾的故意决定下确定的。[20]栩栩如生地体现在斯大林时期文件中的这个意义,即苏联正处于世界历史不寻常的门槛上,正好结合了使用暴力手段以达到跨越想象门槛的不寻常的意愿,所以产生了数不清的个人自我改造工程,同时也表现为对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空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叙述依靠暴力环境来实现,但这并不一定减弱他们的实验意义。我们很熟悉宗教的历史,知道真理的发现往往建立在延长的和一再出现的痛苦基础上。

斯大林时代这种作为正在进行中的可观察到的意识形态工程的自我概念完全不同于亲身经历苏联政权最后阶段的研究者所熟悉的自我概念。斯大林时代的主观性议题比较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在思考斯大林时代的公民和国家时,我们倾向于及时地返回到我们在苏联政权临终岁月亲身观察到的态度,即人们对苏联意识形态普遍表现出的玩世不恭和口是心非态度。在我看来,我们把苏联政权后期的典型自我概念投射到革命正蓬勃开展的时期是错误的,当时的意识形态说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不存在终结性意识。简单地说,苏联公民的存在价值被提高到空前高度。斯大林时代的自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批评性的超脱和疏远态度(这种态度成为促使整个苏联体制分崩离析的工具)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阐释。[21]

[1] Stepan Podlubnyi, Tagebuch aus Moskau 1931-1939, ed. and trans. Jochen Hellbeck, Munich 1996, 166.

[2] Ibid. 92.

[3] 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Mass. 2006; Véronique Garros, Thomas Lahusen, Natalia Korenevskaya (eds.),Das wahre Leben. Tagebücher aus der Stalin-Zeit, Berlin 1998.

[4] See esp.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1979; J. Arch 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Reconsidered, 1933-1937, Cambridge 1985.

[5] Sheila Fitzpatrick, Alf Lüdtke, “Energizing the Everyday:On the Breaking and Making of Social Bonds in Nazism and Stalinism”,in: Sheila Fitzpatrick, Michael Geyer (eds.),Beyond Totalitarianism: Stalinism and Nazism Compared, Cambridge, 2009. [6] Ibid. 266.

[7] Ibid. 301.

[8] 在最近的自传性文章中,什拉·费茨派垂克写到她的研究是坦率承认的“关于被灌输的思想的打破偶像冲动、对宏大叙事的怀疑、经验观察、对原始材料的很多艰苦工作”促成的。她接着解释,她的立场逐渐成型部分是对极权主义范式极端主张的反应。请参阅 Sheila Fitzpatrick, “Revisionism in Retrospect: A Personal View”,
in: Slavic Review 67, 3 (Fall 2008), 682-704. 吕德克的工作置于个人参与者和他们继承下来的整套本土意义(Eigen-Sinn)之前,因此构成国家统一的宏大叙事中没有能跨越的转化化鸿沟。微观历史调查的独特性和宝贵形式有时候不能摆脱民粹主义者的心态,这个方法让人联想到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工人阶级历史的理想化。Alf Lüdtke (ed.), Alltagsgeschichte.
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 Frankfurt u. New York 1989;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see also William Sewell,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E.P. Thompson: Critical Debates, ed. Harvey J.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S. 50-77.

[9] 关于意识形态作为活组织的讨论,请参阅 Eric Naiman, Sex in Public: the Incarnation of Early Soviet Ideology,Princeton 1997, 16-25. See also 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Michael David-Fox, “On the Primacy of Ideology: Soviet Revisionists and Holocaust Deniers
(In Response to Martin Malia)”, Kritika 5, 1 (Winter 2004), 81-106. 最近一些把意识形态描述为“苏维埃工程”的影响力量的研究已经遭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攻击。作为新极权主义精神,它们的概念贡献或许没有被充分承认。但是,他们确实单一性地理解意识形态,把它当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不相关的一套观点,似乎领先于人修正和个人化。请参阅: Martin Malia,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1917-1991,New York 1994;Amir Weiner, Making Sense of Wa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Fate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rinceton 2001.

[10] See in particular Igal Halfin, Terror in My Soul:Communist Autobiographies on Trial, Cambridge, Mass., 2003;
Igal Halfin (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Making Modern Political Identities, London 2002;Heiko Haumann u. Brigitte Studer (eds.), Stalinistische Subjekte:
Individuum und System in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Komintern, 1929-1953,Zürich 2006;see also the precious protocol of a communist gathering in Reinhard Müller (ed.), Die S?uberung: Moskau 1936. Stenogramm einer geschlossenen Parteiversammlung, Reinbek 1991.

[11] Hannah Arendt,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it?rer Herrschaft [1951], Munich 1986, 718-719.

[12] Sheila Fitzpatrick,“A Short History of Truth and L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in: Belinda Davis, Thomas Lindenberger, Michael Wildt (eds.),Alltag, Erfahrung, Eigensinn. Historisch-anthropologische Erkundungen, Frankfurt and New York 2008, 91-104. 费茨派垂克提出这点是要强调苏联的个人对待真理的相对主义和玩世不恭态度。我读到相反方式的证据,显示很多个人倾向于用苏联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发展性和系统性思考。

[13] “主导性意识形态”是Eric Naiman创造的概念。请参阅 Eric Naiman,“Discourse Made Flesh: Healing and Terr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viet Subjectivity,”in: Halfin, ed.,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287-316.

[14] Podlubnyi,Tagebuch aus Moskau, 256f., 261f.

[15] Ibid.255.

[16] Ibid.254,264-266,272f.

[17] Ibid. 264,273.

[18] 关于整个欧洲的非自由的自我概念,请参阅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1981;Peter Fritzsche, Germans Into Nazis,Cambridge,MA 1998;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New York,1984.

[19]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ves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New York 1999.

[20] Stephen Hanson, Time and Revolution:Marxism and the Design of Soviet Institutions, Chapel Hill 1997.

[21] 这个问题是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ksandr Zinoviev)讨论的核心。Nasej junosti polet: literaturno-sociologiceskij ocerk stalinizma, Lausanne 1983;
see also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2006; Mark Edele, “Strange Young Men in Stalin’s Moscow: The Birth and Life of the Stiliagi, 1945-1953”, in: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50 (2002), 37-61;Juliane Fürst, “Prisoners of the Soviet Self? Political Youth Opposition in Late Stalinism”,Europe-Asia Studies 54, No. 3 (2002), 353-375;John Bushnell,“The ‘New Soviet Man’ Turns Pessimist”,in Stephen Cohen, Alexander Rabinowitch, and Robert Sharlet (eds.),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 Bloomington 1986,179-199.

(作者:约希恩·海尔贝克/吴万伟译/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