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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无更正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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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的聂树彬并不是个爱惹事的人。

他是个腼腆的中等身材的焊接工,在太行山脚下一家小水利机械工厂工作,离北京西南不到300公里。

他家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周围农田遍布。

1994年8月,机械工厂38岁的女职工康菊花,被发现死在麦田里,是被强奸后窒息而死。不久,聂树彬被逮捕并受到指控犯罪。

1995年五一劳动节前,聂学生去监狱给儿子送换洗的衣服。

“拘留所的人告诉我,他一天前已被执行死刑,”64岁的老父亲回忆道。

“最后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尸体,”聂补充到。“警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过节了。他们带我们去收集儿子的骨灰,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肯定那就是儿子的骨灰。”

河北省最高人民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就判了聂树彬死刑。1995年3月,他被处以死刑。

如果不是因为河北通缉犯王书金被捕,聂的谋杀案早已盖棺定论。2004年,王在邻省河南被捕。他事先并不知道聂被判死刑,供认了所犯的六宗强奸杀人案,包括康菊花谋杀案。就在同一个麦田,九年前聂树彬被控谋杀康菊花。

近日法院的行为暗示聂案有可能重审。

聂的母亲,65岁的张焕枝,确信儿子是无辜的,过去14年中无数次奔波于她居住的小村庄和石家庄市之间;她甚至远道去北京,为尘封已久的案子申请司法重审。

“我要他们收回错误的判决,还我儿子清白,”她说。“但案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或者确凿证据。他们没收集任何指纹,足印或者进行DNA鉴定。我儿子被逮捕时骑的自行车是唯一符合调查取证的东西。”

“我儿子是个结巴,”老人坐在他妻子旁,声音哽咽地说。

“他被其他年轻人欺负时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还手。”丧子的父亲非常气愤,用手上的拐杖敲击着混凝土地面。

聂父无法接受儿子的死亡,两次企图自杀,并因为其中一次导致部分瘫痪。

张从客厅里方桌后的橱柜里拿出一个塑料文件包,抽出一封寄往位于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信。

信上的日期是2007年11月5日,申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聂的案件。

在真凶王书金承认聂案是自己所犯的近三年后,政府提出重审案件。

“显然如果聂没死,我们会设法改判并且对他失去的青春作出赔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说,他主张中国废除死刑。

随着农历新年将近,下聂庄的村民杀猪宰羊,准备起年夜饭来。但聂家却门庭萧瑟。在他们的一层砖房前,拴在树上的小狗偶尔叫上几声。曾是聂树彬卧室的耳房,后来则一直用于存放粮食。家中没有孙子孙女跑来跑去,看不出任何春节的气氛。

“我每月都去石家庄一趟,询问重审的进度,”张用一块脏乎乎的手绢擦试着眼泪。

匆忙审判

聂树彬的死刑是在一次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行动前夜执行的,中国市场会在重要假日前会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名义进行“严打”行动。

第一次“严打”行动在1983年,目的是降低八十年代早期失业率剧增导致的犯罪率。

“严打”期间,地方公安部门通常面临着来自上级的压力,要求满足一定的逮捕名额。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死刑案件有时是进行流水线化的操作。犯罪调查,直接跳过上诉过程,判刑速度比平时快得多。

为了加快判决过程,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最后核准权下放,赋予地方法院处理死刑上诉和死刑终审的双重角色。

争议

“聂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贺教授在200年云南一所大学说。他的演讲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没人知道有多少无辜者因为这个政策而丧失生命,”他说。

迫于强大的公众压力,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收回了下级法院死刑终审的权利。

他相信谨慎处理每件死刑案并不能避免误判无辜者的风险。他呼吁立即无条件废除中国的死刑,并称死刑为“野蛮的惩罚”。

“政府实行死刑无异于以恶治恶,”他说,并强烈要求民众考虑受刑人的尊严缺失。

作为中国死刑的坚决反对者,他承认他的观点并不受普通公众的欢迎,几千年来“一命换一命”的正义概念早已根深蒂固。

即时在法学界,大多数律师也是赞同逐渐废除作为终极审判的死刑。

“中国应该废除死刑,但条件还未成熟,”张思之说,他是中国一位著名律师,也是代理聂家案件要求恢复死者名誉的律师。

贺卫方教授对死刑抑制犯罪,如果死刑废除了,犯罪率将上升的看法持反对态度。

他说,这样的担心完全来自人们的想象。

“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法听上去象是托词,”他说。

政策变化

死刑是全世界讨论的焦点。去年晚些时候,俄罗斯无限期地延缓了原定将在2010年1月1日到期的延缓最高刑罚执行的法案。尽管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支持死刑,但俄罗斯宪法法庭的决定可以视为往废除死刑的目标迈出的坚实一步。

国内延缓最高刑罚执行的法案到期后也不能恢复死刑

“不幸的是,俄罗斯有关死刑的讨论在中国没有得到响应,”他说。

每年在中国执行的死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要多,但其数量仍是个秘密。然而按照据He的说法,有种共识,近年来死刑判决数量已经稳定下降了。

去年早些时候,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法规,要求各级法院在刑事案件中采取宽严相济的政策。据北京青年日报的报道称,经调解各被害人家属获得来自被告的共计近500万元赔偿。

“但不是所有死刑都能够减刑,”Tan Jingsheng说,他是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主法官。“严重犯罪,如抢劫,绑架和谋杀,不会获得减刑。”

近期社会影响较大的死刑案例

2009年12月29日
53岁的巴基斯坦裔英国公民Akmal Shaikh,因为走私四千克海洛因而被执行死刑。虽然英国方面多次上诉并称他患有躁郁症,死刑依然执行。

2009年11月24日
河北省奶农张玉军和奶源基地负责人耿金平,因生产和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假冒蛋白粉导致至少六名儿童死亡和三十万儿童患病,被执行死刑。据报道,审判时耿金平当场下跪请求受害者家属原谅。

2009年11月8日
9人因为参加去年七月新疆少数民族暴乱而被执行死刑,暴乱导致近200人死亡。

2008年11月26日
来自北京的28岁青年杨佳,因在上海公安局内刺死六名警察,被执行死刑。2007年10月,杨佳因骑驶无证自行车受到上海公安的拘捕和审问。杨佳在法庭证词中称,他在审问过程中受到侮辱和殴打,后控告警察施暴,但毫无结果。杨佳案引发公众同情而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

2007年7月10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致使假药流通,数人死亡,而被执行死刑。郑请求宽大处理,称死刑过于“严厉”。他说自己已经认罪并配合调查。但法院裁决其危害国家和其声誉,驳回了他的上诉。

(环球时报英文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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