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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外交思路 解密傅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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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费解: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但中国何尝不在误读西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各说各话。

《国际先驱导报》报道,文化的鸿沟,语言的障碍,傅莹以她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

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

从某种程度上说,傅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本身,也是中国外交思路的一种变迁。换句话说,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傅莹方式”就不应该被忽略。

距离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天,傅莹面带微笑的照片仍然挂在中国驻英使馆网站上。

1月4日,国务院任免新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在长长的名单中,蒙古族女性傅莹格外耀眼——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位女性担任这一职务,如果以少数民族论,她是第一位。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过去两年,因为在英国大使任上的卓越表现,傅莹早已被国人熟知和喜爱。当然,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她还是通过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2008年4月13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评论版刊登了这篇英文随笔,在文章的开头,傅莹这样写道:“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在奥运圣火传递频频受阻,西方媒体一边倒歪曲中国的背景下,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反响热烈。一位英国读者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邮件中写道:“我谨代表全体国民,就火炬伦敦传递期间一些反华示威者的行径向您表示遗憾和不安。”

实际上,傅莹魅力的独特之处远不仅止于文字——她优雅端庄,幽默睿智,结交英国各界精英,频繁出入酒会、讲座、论坛,官方的,非官方的,到处演讲,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阐述中国政策与立场。

媒体宠儿

2007年4月,到伦敦的笫一周,傅莹便出席了“中英媒体论坛”,主动与媒体接触,不畏惧、不退缩。此后,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登门造访英国各大媒体老总,和他们喝茶聊天,希望他们能报道真实的中国。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媒体都会造访,从《泰晤士报》、《独立报》,到《每日电讯报》、《经济学家》,都是英国中产阶级才看的媒体。“中产阶级是英国社会的核心,说服这部分人至关重要。”旅居英国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飙说。

文章发表在主流大报,上电视当然也有所选择。2009年3月29日9点,英国王牌节目Andrew Marr Show在英国广播公司(BBC)1台播出,一位满头白发、戴着眼镜、打扮考究的中国女性正用流利的英文解释中国在金融峰会上的立场,希望西方不要捧杀中国。“当人们给中国戴上‘富裕’、‘有钱’和有大量储备等等各种帽子的时候,中国民众会感到这是在吹捧中国,甚至是在忽悠中国。”语毕,主持人Marr哈哈大笑。

这次专访令闾丘露薇印象深刻,这位凤凰卫视资深记者想起了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傅莹时的情景。

“在新加坡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时她还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她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仪态高雅,穿着极有品味,说起话来声线很柔,但又绝不拖泥带水。”闾丘觉得,穿什么样的衣服,用怎样的肢体语言很重要,只有内在和外在的完美结合,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

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与傅莹打交道不多,但这位后辈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宣传自己,了解别人,这是大使的任务之一,但用怎样的方式宣传自己,各个大使的方法有所不同,傅莹很善于沟通,她的成功之处在于真正用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服人家,而不是讲套话。”蔡说。

事实上,早在澳大利亚担任大使时,傅莹这样个性化的外交风格就已经声名远扬。当时驻堪培拉的记者米立公回忆,上任没几天,傅莹就跑遍了澳洲最主要的城市,跟当地政界、商界、媒体交流,澳洲许多主流媒体用整版刊登对她的专访。

澳大利亚《时代报》外交事务记者Brendan Nicholson曾多次采访过傅莹,让他最惊讶的一次采访是在2005年6月的那次。当时傅莹主持新书《澳大利亚全球:中国专辑》发行礼,但当地记者所有的问题都跟陈用林有关,陈是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一等秘书,十几天前,陈携妻女离开中国领事馆,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并声称中国在澳洲安插了1000名间谍。面对挑衅性的问题,傅莹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

澳洲ABC广播网记者GRAEME DOBELL同样对傅莹赞赏有佳。“从2004年3月赴澳以来,她从来没有用‘无可奉告’这样的语句搪塞媒体。”一次专访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回答,DOBELL至今记忆犹新。傅莹当时说:“中国人不会接受容忍台湾独立,这就好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子,咱俩是兄弟,我们都讨厌对方,常常对彼此关着门,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屋顶拆了,我们不得不保存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

在国内,傅莹常被称为“柔性危机专家”,实际上,在英国精英阶层,傅莹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她最大的特色就是主动出击,打入英国主流社交圈,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

这两年,傅莹在英国频频亮相,到处演讲,主题无一不跟中国有关——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变化中的中国与变革中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中国与英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伙伴……

开创先河之举发生在2009年秋天。英国三党(保守党、工党、自民党)年会召开,中国驻英使馆首次开设“中国论坛”,格外抢眼——自民党的中国论坛上,原本70人的房间挤了120多人,座位不够,有的人乾脆就席地而坐。

论坛主题是“后奥运的中国:我们是挑战者还是伙伴?”论坛结束时,傅莹说:“夏天休假时在家乡的一个山上旅行,与山顶气象站长聊天,他很认真地谈到,西方就是要遏制中国,不能抱有幻想……”

自己说不一定有说服力,就拉来本地人现身说法。工党的“中国论坛”上,傅莹找来撑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撑台。曾11次访问中国的普雷斯科说,英国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犯下很多错误,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味指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

既要说给现在的精英听,也不能忘记驻在国未来的主人。傅莹演讲的大学包括康桥大学、伊顿公学政治学会、伦敦经济学院、肯特大学……“没有鼓掌,只有笑声。” 一位多次旁听傅莹演讲的中国留学生回忆。只要听一听2007年11月29日,她在康桥大学东方学院的演讲,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自到英履新,我做了十几次演讲,今天的演讲是比较难准备的一次。我有一位国内的教授朋友告诫我,不要给大学学生演讲或作报告,因为他们不会对任何事物感到新鲜和满意。(听众笑)今天我发现,听众济济一堂,让我受到鼓励。(听众笑)

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似乎都很难置身局外。油价上扬,人们归咎中国。粮价上涨,也说源于中国(听众笑)。通货紧缩是中国的原因,通胀了又从中国找原因(听众笑)。

站在外交的立场,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但以传播者视之,她只不过做了一个传播者的本分——讲故事,而不是大说道理。如果硬要说技巧,那就是她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运用比拟和剖析这些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不生硬,不突兀,有高潮,有转折,引经据典,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游刃有余。

提起中国的今非昔比,傅莹经常喜欢拿“吃饭”举例。在康桥大学《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演讲》的演讲中,傅莹说:我记得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碰到老师或者同学,相互的问候语都是,“你吃了吗?”但是今天你要是问年轻人“你吃了吗?”他们会反问,“你不会有问题吧?”

接着,她开始讲述整体:“今天,31万个中国家庭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到2011年还会翻一番。中国城市居民中,每100个家庭拥有153部手机、47台电脑和4辆小汽车。”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你会以为傅莹是在炫耀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紧接着,她就会自揭家丑:但中国领导人会告诉来北京访问的朋友们,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18。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 13亿,都会变得很小。

她很喜欢引用邓小平的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告诉英国人“这仍然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当然,“谈这些情况是想说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多种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回避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

最鲜明的例子是她自己。1992年,傅莹作为一名中国民事维和人员(也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维和的女性)赴柬埔寨参加维和行动。当时,总有人问她:“你是韩国人还是菲律宾人?”现在,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累计14000人次,中国已向全世界共计派出近9000名维和人员。

不仅跟外国人说话如此,跟自己人说话也很坦诚。2007年5月22日,傅莹出席英国驻英使馆教育处为她举办的履新晚会,与会的曾飙记得傅莹当时说,自己离开澳大利亚,到英国履新以来,受到很多赞扬,然而“自己一直相信人在有生之年很难听到真正的赞扬”。

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作为早期少数公派到英国的幸运儿,到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Rutherford College)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悉心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当丘吉尔还是后座议员时,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在下议院中脱颖而出。每次在议会发言,哪怕只是提一个2分钟的问题,丘吉尔都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在议会大厦走廊的图书架上查阅大量资料,研究事情的背景。这对傅莹很有启发。直到今天,她对自己做的每一场演讲和接受的每次采访都精心准备。

思辨的个性或许也受父亲的影响。傅莹的父亲阿民是内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对哲学有较深的造诣,曾在马列学院就读。由于文革时受到迫害,阿民的余生一直病床上度过,澳大利亚《时代报》资者Nicholson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1978年,傅莹进入外交部后,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在那里和父亲在医院呆上一天。”

在 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前,傅莹和所有血脉喷张的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当时,她被分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放电影。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傅莹却觉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进入外交部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耕耘20年后,她才第一次被委以大任——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如果不是2008年4月的那篇文章,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傅莹是谁,她很少接受过国内媒体的专访。“傅莹的原则是对外高调,对内低调。”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其实,在国内,她也曾相当高调——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篇论文《韬光养晦与外交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她没有想到,多年后,一个美国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将“韬光养晦”翻译成:“咬紧牙关、等待时机”。“不难想像这将如何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在一次演讲中,傅莹想借此告诉英国的精英们:“语言障碍可以是影响理解的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时势造英雄。“只有个人作用,没有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认为,傅莹的文章能登上英国主流媒体,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西方是不能忽视的。

2005 年12月,傅莹打破了参加墨尔本矿业俱乐部午餐会人数的记录,当天,550多名参加宴会者,都是来聆听她发表《今日中国及其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演讲。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车里,她思绪万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崛起需要新的外交,而中国新生代的外交人员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傅莹并非这个行列中惟一的代表,但肯定是最杰出者之一。

傅莹经常讲,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但与此同时,树立个性化、人性化的话语系统,在对外交往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从中国这些年来的情况看,真正了解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官员还是太少。不用说西方人,就连天天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大概都无法接受那种几十年不变说话方式和语言。

外交家都能言善辩,却未必人人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和2009 年两年间,傅莹就在英国媒体上至少发表了8篇文章(不包括公开演讲)。如果将傅莹这些年来的文章和演讲稿集聚成册,它一定是一本最佳记者报道手册、辩论教材和英语阅读书。只要看看那些引人入胜的开头,就能感受到这位温柔女子内心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

北京奥运会之后,常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奥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中国将向何处去?

文章中,傅莹以“我”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的变革和挑战,传达中国人的感受与声音,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她写得平心静气,读者却读得激情澎湃。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被认为是傅莹的标志性作品,刊登在2008年4月13日《星期日电讯报》上。一位英国读者赞叹说:“文章论点清晰易懂,虽然有不同观点,但说理的方式令人能够接受。”

是说理,不是评论,更不是盖棺定论。文中,她还引用其他中国人的困惑,证明现在中国人对西方的真实心态。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实际上,最早这是一篇中文作品,完成于4月6日火炬传递结束当天,写完后,就被傅莹扔到了废纸篓里。

接下来的几天,她和不少英国学者、记者进行了争论。虽然用事实和论据说服了对方,但对方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藏独”组织有一套完善的宣传机制,会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中国政府的声音呢?于是,那篇扔在了废纸篓里的文章被找了出来,傅莹用英文重写了一遍。

跟编辑沟通的过程相当顺利,《每日电讯报》编辑Rhidian Wynn Davies向本报回忆说:“刊登傅莹阁下的文章是在总编授权下由评论编辑决定的,过去还没有中国大使给我们报纸写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她文章的优点,很难说这反映了中国官员整体外交方式的变化。”

这并非是傅莹在英国媒体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早在4月5日,火炬传递前一天,她就已经在《泰晤士报》发表过文章《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

每次看到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善男信女,看到藏族老妇人转动着经轮,看到年轻的喇嘛热辩经文,谁又能不感动于他们的虔诚。……西藏自从13世纪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56个民族的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而我本人也来自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

而最近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不能说中国对“能源贪婪”》则举了一个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有的地方非常缺水,一个村子的农民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富人放弃洋房、汽车,我们能告诉那些中国农民:你们无权拥有他人拥有的生活吗?中国的使命在于,如何使13亿人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但要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来实现。

除了外交大事,傅莹偶尔就文化方面话题发表的见解,也每每成为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去年9月23日,《忆霍克思先生》出现在《卫报》文艺版。霍克思是牛津大学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他把《红楼梦》(《石头记》)翻译成了英文,并因此而成名。傅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4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充满暖意,傅莹与友人一起拜访了霍克思在牛津的家。

我尤为喜欢先生翻译的开篇诗——好了歌。这首诗代表着全书的中心思想,但是,只有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当生长于富贵之家的宝玉从锦衣玉食沦落到了“围破毡”、 “噎酸齑”的境地时,当他终于意识到人生的欢乐如梦一般稍纵即逝之际,全诗的含义才表露无遗。……他选择了《石头记》作为书名,还将“怡红院”译为 House of Green Delight (少怡宅),似乎在回避“红”字,难免受到质疑。其实中文中“红”寓意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比如青春、爱情、财富、高贵,营造着贯穿全书的意境。

不仅写文艺,偶尔也会来篇娱乐文章。2009年11月,英国一档电视选秀节目《X元素》进入决赛的选手,居住在傅莹官邸附近。当时,英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报纸《太阳报》报道称:“驻英中国大使馆不堪附近歌迷骚扰,并向英国外交部门投诉,大使傅莹十分生气”。没想到傅莹竟在百忙之中给该报写信澄清“外交纠纷” 真相——“这真是太有趣了,其实在有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X元素》,而且我有喜欢的选手。”傅莹甚至对热门选手一一点评,并说自己的女儿也是中国《超级女生》的粉丝。

事实上,作为大使,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点点滴滴。

去年7月5日,新疆爆发“7.5”打砸抢烧事件。8天后,一篇《新疆是个好地方》(英文标题:统一的意识流淌在中国血液中)见诸《卫报》评论版,谈到民族矛盾时,傅莹采用了一贯的比拟性表述方式:

就像在其他大家庭和多民族地区一样,民族之间有时难免会有误解和摩擦。在中国,我们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歌《我们新疆好地方》。歌词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葡萄瓜果甜又甜……

履新外交部副部长之位,或许是傅莹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早在去年的一次内部演讲中,已经因在“3.14”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风波中的出色表现广为人知的傅莹,就曾明确表露过对个人未来政治前景的达观看法。

2010年1月25日,距离新华社披露外交部人事变动消息的时间已过了二十余天,傅莹依然在英国忙于各种辞行拜会活动。

很少有波澜壮阔的豪言壮语,却往往能四两拨千斤,触动外国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

这就是傅莹方式的魅力。

“傅莹或许很难成为第一位女外长,但是她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两个月前,当傅莹正因一场误会投书英国《太阳报》,推销中国“超女”“快男”节目的时候,就有网民如是称许傅莹。

这种直白的充满网路特色的赞美,与其说是对傅莹仕途之路的揣测,不如说是民间对这位女外交官的由衷问候和敬意。

事实上,自2007年4月担任驻英国大使起,傅莹就已经是副部级外交官。而此前她的足迹已经遍及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此后,伦敦的舞台为傅莹提供了更为活跃的空间,也令她成为少数同时拥有亚洲和西方外交经验的高级外交官。

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水到渠成。只是,另外一个时间跨度却告诉我们,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冲到舞台前沿的女外交家仍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