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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贡钦:民主与管治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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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后,争取民主与政府管治之间的博弈,此起彼伏,从没有停止过。

元月26日,香港公民党及社民连的5位立法会议员向立法会递交辞职信,3天后生效。按照香港的相关法例,需要进行议员补选,预计要动用1.5亿元公帑,即每1位议员的补选要动用3000万元。

公民党及社民连的立法会议员的五区总辞已酝酿多时,并提出“五区公投”、“全民起义”等口号,其根本目的是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对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20年立法会选举定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普选时间表,要求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并废除功能组别,以此对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压力,进行抗争。

这是在香港进行的一场争取民主与政府管治之间的博弈。

争取民主的成本

这场“五区总辞”后再进行“五区补选”的争取民主行动,直接成本是香港纳税人要额外支付1.5亿元。不管辞职的议员是否都能重返立法会,无论参加补选的候选人和投票的选民多寡,以“五区总辞” 再“五区补选”,来争取2012年“双普选”的民主诉求,早就注定无法实现。

要香港纳税人额外支付1.5亿元,进行一场无法实现的民主诉求,进行一次自己不出钱的政党社团的公关宣示,虽符合现行法律,但缺乏道德水平,更缺少民意支持。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监督,是香港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繁荣稳定”的制度保证,是香港实行民主和法制的成本。

高薪养廉,精英政治,实现廉政高效,是香港政府行政管治的成本。

立法会议员是代表全体香港市民,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以立法会监督政府的行政管治。对行政管治的最大监督是对政府财政预算和拨款的监督。

这些“五区总辞”的议员,刚刚在立法会侃侃而谈地否决和阻扰了对高铁669亿元的拨款,其最大理由之一,造价昂贵,浪费公帑,是香港特区政府最大的高额预算项目。

话音刚落,就滥用游戏规则,从“五区总辞”再到“五区补选”,浪费公帑1.5亿。好比乘巴士,未到站下车后再上车,却要别人替你再付钱买票。

政客们不断用耸人听闻的“公投”、“起义”等字眼刺激市民的眼球和耳膜,其实是在掩盖他们价值判断的双重标准:高铁造价昂贵不能建,辞职补选浪费公帑却可以。

辞职又补选,民主造成的浪费,虽是民主的成本,也是民主的奢侈。

防止民主在香港变成坏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绝对的民主则是个坏东西。绝对的民主,以民主的名义,谋取特殊的利益。绝对的民主,妨碍了政府管治的效率,影响到全民的利益。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香港的民主来的比自由和法制要晚得多。民选议员,也只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几年才出现。香港是成熟的法制社会,却不是成熟的民主社会。庆幸的是,民主诞生在法制的土壤里,保证了其健康成长而不被滥用。

近年,香港的民主有被滥用的趋势,“五区总辞”再“五区补选”是一例。与此同时,香港的法制也有被弱化的趋势,反高铁是一例。警方对主动挑战公权力,破坏法制的抗争人士,采取示弱、退让的策略。民主文化中如果加入暴力元素,又不被阻止,任其漫延滋长,民主将往暴民政治方向和无政府状态发展,民主就变成了坏东西。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认为:英国人明智地给了香港人自由,但他们可能也基于同样的智慧,没让香港尝试民主。那里并不具备民主所需要的传统。

相对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须臾放弃的法宝。这是防止民主变成暴民政治坏东西的有力屏幛,也是阻止法制变成独裁专制坏东西的制度保证。

民主是争取权益的一种形式和手段,是双刃剑。民主的多数决定,正确使用,可为多数人争取到最大利益;如果滥用,也会丧失其基本权利。中国在“文革”中的绝对“民主”,对所有人绝对是一场大灾难。

在香港,争取民主与政府管治的博弈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明智的选民要在二者之间的博弈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此获得全体选民的最大利益。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理想追求,也可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个样板。

(作者为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英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