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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葆:和谐高于稳定

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有不断激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民众上访的有增无减和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多种复杂的因素。如果从当政官员的执政理念上查找原因,则是长期形成的片面追求稳定的思维惯性,左右着官员们的指导思想,而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没有入脑入心,更没有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南。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5年过去了,“和谐”一词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然而,在官方的文件、讲话中,仍然是稳定超过和谐。特别是在政法系统,很多人心中只有稳定,没有和谐。尽管有的人是出于好心,动机不坏,但是,干出一件又一件名为维护社会稳定,实则破坏社会和谐的蠢事,仍然是不可以原谅的。因为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使党和政府大失民心,发展下去,将会葬送党的执政地位。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的共同教训。为了更好地认识和谐的包容性,稳定的局限性,确立和谐的指导地位,有必要对和谐与稳定二者进行分析和比较。本文的观点是:和谐优于稳定,因而高于稳定。下面试作说明。

一、在追求的目标上,和谐追求的是双方满意,而稳定追求的则是单方面的满意。

说到稳定,可以追溯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所提出的“安定”。1975年,邓小平在开展全面整顿时,曾经提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其中有一项,就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想当年,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口号,公开号召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以说是“唯恐天下不乱”。然而,当他的极左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又提出“安定团结”,这只能是获胜一方的单方面的要求,而大批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是不可能认同的。这样的安定,是以大批受害人的蒙冤受屈为代价,因而,除了政治高压之下的表面平静之外,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定。今天所说的稳定,类似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安定,都是既得利益的一方,要求利益受损的一方作出让步。比如,非法强行拆迁不是问题,只要不上访就好;打死人不是问题,只要不抢尸就好。这就是稳定后面的潜台词。

与稳定相比,和谐追求的是双方满意的双赢结局。孔子说过,“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目标的选择上,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承认对方的存在,承认对方正当的利益,通过寻找共同点,达到互利共赢。以军民关系为例,自古以来都是兵匪一家,欺压百姓,很难有搞得好的时候。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视人民为父母,把百姓当亲人,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真诚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一般而言,军队总要吃饭、住宿,这些后勤保障方面的供应,必然要取之于民。国民党的公然抢夺是取之于民,当然只能加深人民的不满和仇恨。共产党的公买公卖,商量借用,也是取之于民,人民却感受到了尊重和公平,因而乐意伸出援手。如果说国民党的办法可以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也算一种稳定的话,那么,共产党的办法可以使老百姓心甘情愿出钱、出粮,出人出力,这才是军民鱼水情的和谐关系。

二、在采用的手段上,和谐需要的是对话和妥协,而稳定则是封堵和高压。

在有些人看来,不出事就是稳定,问题不闹大就是比较稳定。在这样一种重表面不重实质的稳定观的指导下,工作的中心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千方百计掩盖矛盾,通过施压不使矛盾表面化。借用一个相声段子,就是拿锯子把箭杆锯掉,箭头还留在肉里面,将来发炎溃烂,那是“内科”的责任,不是我“外科”的责任。为此,对于上访的民众,围堵截访者有之,关黑监狱者有之,送精神病院者有之,劳教判刑者亦有之。对于所谓敏感人物,特别是律师、记者等等,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贴身跟踪,或采用黑社会手段,骚扰、谩骂、殴打,或捏造罪名,逮捕判刑。对于媒体、网络上的批评言论,千方百计加以封杀,封帖、删贴、封网,以堵塞老百姓的言路为能事。以这种封堵和高压所营造的所谓稳定,其实是沙上之塔,只能是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而已。近年来的高压手段不可谓不严厉,而群体性事件仍然不断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人,以和谐作为目标,采用的手段就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不是对抗而是妥协。比如,访民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难以构建和谐。但是,也并非没有达成和谐的可能,关键要看政府官员是否有和谐的理念与诚意。原辽宁省辽中县信访局局长潘作良,视访民为亲人,全心全意为访民排忧解难,被老百姓称为难得的好人,难得的好官。为了帮助316名老知青解决生活保障问题,他多次听取老知青们的诉求,到有关县市实地调研借鉴做法,弄清办理知青劳保、医保的每一个环节,多次请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到信访局协商。在研究期间,老知青又赴京上访,为了接回上访老知青,潘作良多次往返做工作,有一次他犯了病,坚持与老知青们一起坐长途汽车回县。天冷,他把知青请进宾馆;渴了饿了,他把水和面包逐个送到知青的手里。经过他的奔走和协调,问题终于得到较好解决,从每月179元的低保费,提高到650元的生活费。老知青们为此十分感动。当潘作良因公殉职后,有48名知青在殡仪馆守了三天,在告别仪式上,知青们跪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景,才是真正的官民和谐图。

三、在理论基础上,和谐的基础是以人为本,而稳定的基础则是斗争哲学。

强调稳定的人,本来应当重视矛盾的统一性的一面,然而不,他们重视的却是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了这些人的法宝。因此,他们相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矛盾的双方从来没有调和的余地。对于社会矛盾,不是着眼于化解,而是由压制导致激化。在前改革时代,曾经有所谓“无限上纲”的做法,现在则有所谓“无限挂钩”,往往把一些具体的公民维权事件,与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境内外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挂起钩来,为实施打压制造借口。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敌对分子及其亲友将会越来越多,矛盾只能是越来越尖锐,那样还有什么稳定可言呢?

着眼于和谐的人,坚持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人民为本,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员则是人民的公仆。对于人民的诉求,官员必须认真负责研究解决,而不能置之不理,甚至实施打压。其次是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为本,正视利益差异和矛盾的客观存在,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通过双方的让步和妥协,达到矛盾的化解。再次是以人民的权利为本,政府必须尊重公民应当享有的各项宪法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是随心所欲,执法者带头违法。总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才会有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

2008年以来,全国分期分批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现在,学习实践活动已经搞了两批,按理说,以维护稳定为名而实际上破坏社会和谐的事件,不应当一再发生。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对于中共十七大达成的全党共识不当一回事,我行我素,另搞一套。对此,应当按照“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要求,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坚决把那些违法违纪、破坏社会和谐的官员撤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十七大精神落到实处,也才能取信于民,通过赢得人民的满意和支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009年8月20日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