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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章:究竟他是天才还是魔鬼–谈何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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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或魔鬼与美女在共和国60周年庆典上。(何新网页)

记得那是在 1980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何新和我进行了我们相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话题是:人道主义──异化──青年马克思──黑格尔。

直到今天,我仍没忘记当时心里产生出来的一个异样鲜明的感受──听着他滔滔不绝的宏论,我想,此人倘若不是魔鬼,就一定是天才。

将近10年过去了。正如何新所说,他“取得了一些很可以自傲一下的成功”。我已经记不清在这些年中我们进行过多少次交谈: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小说,乃至个人的生活、家庭与道路……。有不少次,我成为他着述的第一位读者。但说实在的,除了极少数的几次,我几乎无法对他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相反,却是从交谈中或从他的作品中获益甚丰。

正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长谈,直接孕育了我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的问世(载于1981年第1期《文学评论》)。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我们两人多次共同讨论的结晶,本来说好这篇文章由我们一起署名,但他却坚决推辞了。中途他又转向别的课题,但这毕竟后来也省去了他不少麻烦。

何新觉得,我是为数不多的理解他的朋友之一。但是,一直到我读到他的这部自传《孤独与挑战》之前,我尚不能肯定我是否已经最终而彻底地抹除了我脑海中的那个问号──天才?魔鬼?

读完这部自传,我总觉得心中一块很深、很稠的“池水”被深深地搅动了。何新要我为他的自传写点什么。当然,我不能拒绝。不仅是为我们的交情,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面对一个人完全地、毫不掩饰地向你敞开他的灵魂时,你若毫无反应、毫无表示,只能说你缺乏人的心灵。

何新是一个很苦的人!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方面.我有时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故意折磨自己。我从来没有见他衣冠楚楚——即使去参加一次盛会,以至出国也罢。小平头,皱纹永远熨不平的衣服和似乎永远扣不齐的纽扣。

我老是不能忘记,在近代史所那排矮小、潮湿的平房中,两张办公桌拼到一起,加上一条被子,他熬过了许多日日夜夜。《培根论人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辩,以及他最引以为得意的“何新树”,都是产生在那里。我知道,在感情生活方面,他也屡尝禁果和苦果。

但读了他的自传之后,我才理解,这种“苦”根子植身于他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一般说来,我们这一代人,从35岁到45岁之间的,很少人没有形形色色吃苦的经历──插队、兵团。牧场、连队。对苦的感受与忍受,是我们的财富。靠了它,何新才敢说:“足以使我自豪的是,在我所经历的一连串的人生失败中,在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迎头痛击下,我从来没有丧失过我内心的孤傲,我的自尊,我的自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任何最困苦的境遇中,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奋斗也从来没有向任何对手──无论其是怎样强大,表示过低头、屈服或忏悔。”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狂的人。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经历过1971年“9·13”事件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最初听到“最亲密的副统帅”转眼成为“ 政治僵尸”时的感觉。从那以后,有理智的中国当代青年中有几个不是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问题了呢? 1976年1月至10月,在那段痛苦的日子中,又有谁不是像亚瑟那样对准偶像投去了致命的一击呢?从此,他们懂得了自我,懂得了独立思索。我是从那时起开始读那些在当时足以让我当上“反革命”的书。而何新,他告诉我,早在1970年前就开始了这种思索,读马克思,从青年通读到老年,漆黑格尔,也读德热拉斯……。他从此习惯于相信自我,不盲从、不屈从任何权威。

他是如此地离经叛道,除了用“狂妄”来针贬他,似乎再也没有别的更合适的语汇。然而,我却在时常地问自己:这究竟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罪孽呢?事实上,用自己的头脑思想并不比不思想来得幸福。自古以来,理智总是要比愚昧付出更多的代价。孤独,是自主意识的同位语。何新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感到孤独,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智者一生都不可能摆脱的痛苦──智慧的痛苦。当你在智能的竞技跑道上遥遥领先时,孤独感便不可阻挡地袭来。只要你想保持领先,你周围就必定是一片空白。

这些年来,何新拳打脚踢,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中。几乎没有他不想钻研的学科,没有他不想独树一帜的领域。我曾对他说,如果他能相对稳定在一、两个领域,以他的天赋来说,他的成就将是很难估量的。但是谁让我们身处这样一个规范全面创新的时代呢?谁让以往教条主义时代留下那样多的空白,而我们民族和知识分子的思维能力又发生那样惊人的衰退呢?谁又让时代塑造了这么一颗不安分的灵魂,使他公然敢于向一切偶像、权威挑战呢?

然而,纵使真豪杰也总有未及之处。这几年,他也没少挨人砸,遭褒贬。我总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与别人的一场场论战。说老实话,他的治学之道深受他生活道路的影响,或者说绝对是非学院式的。同时,“全面出击”的战略又使他难以在所有问题上思考周延缜密。

因此,他难免被人“砸”着。但是我要说,砸归砸,错归错,在那些与他较量的人当中,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人在智力水平上超过他,甚至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毕竟何新是寡不敌众的。因此最终,你们或许能够扳倒他,却决再找不出一个具有同样份量的人可以取代他。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也正是何新生存的价值之所在。因此,有人说,何新是一个“鬼才”。这似乎解开了我的问题──天才本来就意味着超乎常人的魔力;而既然超乎常人,则必不被常人所容。所以,天才者魔鬼也,何新也。

在结束这篇短文前,我还想说几句完全以一个读者身份要说的话:我不知道在我们出版界是否还出版过同类性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传。今天,当天安门广场被“丰田”、“尼桑”、“奔驰”所占满的时候,我总是不敢相信,这里难道真的发生过“5·4”、“8·18”和“4·5”、吗?当年的热血青年们今天在哪里呢?他们走过了或还在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呢?

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中,你是无法找到这一切的。我们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我们同时也是最不愿正面直对历史的民族。这样的记载,这样的描述,只有在《孤独与挑战》中,你才能真正找到。作为一个与作者同代的读者,我感谢何新,因为他所奉献的并不只是他个人心灵的历程,而且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道路。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忘记历史,是我们一切错误,过失的根源,无论这种错误,过失的性质是保守,还是激进。

这种历史感,直接孕育产生“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独人格。当一股股浪潮──不论它是“拜金”,还是“拜权”─一袭来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随遇而安,苟且于世,还是敢于忍受孤独,接受挑战,这里既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问题,但更多的则需要那种深刻的历史宿命精神。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中能够有更多、更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历尽艰辛,屡遭挫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他们接受命运的种种挑战,斗争,抗击,但他们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甚至他们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时代中都未能够得到公正的评判;作为耕耘者,他们看不到、体会不到作为收获者的欢欣与满足;由于他们是思想工作者,他们在那个逝去的疯狂年代中比别人遭受更多的磨难,在眼下价值倒错的动荡中,又须比别人忍受更多的寂寞与孤独……

然而,在今天,他们还是敢于这样说:“我的回答一直是,我决不改悔!不仅如此,假如让我的生活重新开始,假如我还可以重新选择我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我仍然只会选择我现在的命运。”

这就是何新的“孤独与挑战”!!

(1988年9月写于北京沙滩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