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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未来30年主要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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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从1840年开始就一直在变革,都是在形成一条道路。邓小平同志帮我们找到了经济上可行的道路,所以现在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下30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在政治上的变革道路。

我们从1840年开始一直在变革,都是在形成一条道路。邓小平同志帮助我找到了经济上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下30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在政治上的变革道路。

美国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但是美国的民主进程通过89年才解放黑奴。又花了100年黑人才获得了公民选举权,也就是1965年美国的黑人才获得了选举权。很难想象2008年美国就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黑人才可以投票、才可以不种族隔离,现在黑人当美国总统了。如果你10年前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时候可以选举黑人总统,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说能看到。可是2009年有了一个美国的总统。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题演讲。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不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主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主。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这种情况下,比较穷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当他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贿选,很容易被人操作。富人也不受操纵,他可以宣传雇佣黑社会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也不会是负责任的群体。中产阶级足够富有,使得他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个极端中间的中产阶级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最强的社会阶层。如果整个国家这个阶层不够大的话,民主化就可能变成暴力政治,被少数人操纵。只有中产阶级足够大的话,才能主导民主化,变成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英国的民主化开展得很早,但一定是渐进的过程。英国最初在选举的时候是有土地的,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是不能投票的。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现在搞民主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我们要思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现在我们搞民主化或者是有一个合理的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我们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能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当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表现为责任心,能为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能承担责任这时候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出问题。

刚才讲到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有大量的赤贫阶级,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民主化的过程就变成了被少数人挟持,操纵大众的过程。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画了一张图我,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各国的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大家都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的苏联刚崩溃,叶利钦刚刚上台,东欧都出问题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非常不被大家看好,而且西方认为我们失败了。我当时就说不对劲,我跟会议的主持人提出说我要进行讨论。当时有一个加拿大的记者,他说,你今天讲的我都记下来了,20年之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我要专门地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回想正好是20年了,所以我今年还要找一下他,跟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图是画的太极图,我讲的不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说前30面是一个大的面积,后面变成了一个尾巴。那么那30年是整个的60年中的比较小的尾巴,后30年就比较大。最后成功的时候就收官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差不多了。

第三个问题政治民主化我也坦率地讲,我研究很不够。但我想强调中国政治民主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是怎么样通过精英政治、精英致力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需要防止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政治,最后走的仍然是专制而不是民主,所以这一点非常地重要。这也是我强调中产阶级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强大的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的话,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积极的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有一点非常地重要,中国政治民主化一定是着急不得的,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非常地重要。法治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权威。我们实行选举去选省长、县长,选完了以后大家认帐不认帐?这会有争议的。如果大家有争议的话,谁说了算?这得有一个权威的机构。但是,如果法院没有独立性,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就麻烦了。各说各的就会打起来。我们强调的是可以有争论,但法院判决社赢了就是谁赢了。台湾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法院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非常地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做法是在弱化法院的权威,而不是树立权威。民间有很多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一种权力的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可以诉诸于法院进行裁决,是一个个体性的事件。但现在由于采取弱化法院的权威性,强调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很多个体事件都汇总成一个群体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的政府部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有看到的纠纷都用政府上访、协调、买通的办法总会形成大的争执。如果我们用法院的办法解决它,比如说补偿等等,法院按照公正的原则判决以后就要执行了。我们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重复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地认识到。靠政府本身来解决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唯一只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利,才能把社会问题分解成个案和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至于下一步的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好地探讨,但可惜的是探讨问题的气候不是特别地好。因为这么大的变革,比如说经济改革之类都有组织机构去讨论问题。但政治体制改革都在喊口号,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应该讨论一下台湾和香港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还是有见解意义的。比如说通过公众团体来逐步过度,这些保证精英治理的非常有效的办法。我的意思是,不一定这个是肯定对的,我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有一次讨论,或者说我们以后的领导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更合理,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探寻怎么达到我所讲的保持社会安定、精英治理。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反倒会显得很被动。当然,讲到未来30年,放得远一点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的说法也有点借鉴别人的看法了。历史学家讲过,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结构变革。第一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转变,这大概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好比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到汉武帝之后就是重复的问题了。接下来的一个变革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也是2、3百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的发展很快。如果以200年来算,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2040年正好200年的时间。过去30年未来30年是这200年变革的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一直在变革,都是在形成一条道路。邓小平同志帮助我找到了经济上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下30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在政治上的变革道路。

大家觉得可能这个有点遥远,一晃30年就已经过去了。但你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美国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但是美国的民主进程通过89年才解放黑奴。又花了100年黑人才获得了公民选举权,也就是1965年美国的黑人才获得了选举权。很难想象2008年美国就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黑人才可以投票、才可以不种族隔离,现在黑人当美国总统了。如果你10年前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时候可以选举黑人总统,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说能看到。可是2009年有了一个美国的总统。

我要讲的是,历史看起来很长、很缓慢,其实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所以我有一个大胆预言,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会有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基本上都会完成。当然,我说是基本完成不是说没有事干了。但方向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认为剩下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以上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谨供大家讨论。谢谢大家!

(和讯财经/中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