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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19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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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日本东京机场入境厅的冯正虎先生。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5日)

我睡觉时,将手机设置为振动状态,因为深夜时整个入境审查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人,不断的来电、来短信的电话铃声,与宁静的大厅环境不和谐。

昨晚24:00过后,我枕边的手机持久地振动,是来自美国的电话。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先生来电问候,我们已经二十几年未联系,1983年我进复旦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时,他已是博士,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当年,我是一个知名的青年社会活动家,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常务副主席,又出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研究生委员会主任,后来让位于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当年是华东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主席,也是这届研究生委员会的委员。陈奎德先生是做学问、搞理论的,与周义澄、俞吾金、还有一位我已记不住姓名的博士是当时哲学界赫赫有名的“复旦四君子”,六四后他们四人分道扬镳了,陈、周博士在美国搞学问、做编辑,划入民运的圈子,另二人留在中国,成了官府的座上宾。
2009-11-25 08:30

清晨5:00多一点,我还睡得迷迷糊糊时,感觉有人停在我的“床”前,我转过身来一瞥,见到当班的入境审查办公室主审官正在抄录告示板的英文内容,他打了一个招呼:“早上好。”我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又转过身来,背对着他,让他比较自在地抄录吧。这也是他的工作,向上汇报后,他也可以安心。这两天,我多了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而且文字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写的是一些中文、英文,他有点不放心了。昨晚,他来到我暂住地,说我现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说:“我还没有超过一张长椅的面积。”他说:“你可以放广告衫、纸卡,但告示板要拿掉。”我回答:“为什么要拿掉?我拿下纸卡,换上告示板,占的面积差不多。是你的决定,还是你领导的决定?请你把与我直接联系的领导找来与我谈。”“不是我的决定。”他说完,就离去了。
2009-11-25 09:00

6:20,我还躺在“床”上,忽然有一包东西塞进我的枕边,我抬头一看,是一位日本人,他已离开去上班了。我马上起床,清点一下这包东西,其中有两小包新鲜的小面包,可以吃两餐,还有一些刷牙用品。这位日本人已是我的朋友,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1月8日晚上。我正坐在地上在电脑上写作时,他路过我边上,迅速扔给我一卷叶绿素配合的口香糖,说了一句:“頑張って!(加油)”,就走了。我马上答谢。过了几天的11月10日晚上,他把一袋食品留在我的暂住地,袋里还留下一张小纸条,告诉我11月14日他还会来。约定的时间,他又偷偷地将一袋食品放在我的暂住地,其中有三明治、面包等新鲜的食品。他告诉我,从网上知道我的情况。我非常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日本人,他送的不仅是食品,而是他的善举留住我对日本的好印象,他与我妹夫这些普通的日本人一样,是很善良的,有正义感的。最初的困难期间,还有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女生给我食品援助。她目睹我的情景,听说我已几天没有吃食品,仅是喝水,她很难过。11月10日她又偷偷地将一袋食品放在我暂住地。她送的三明治,我吃了三餐,当时我的胃已收缩,不能一下子吃很多。谢谢这位大学生,她与最近许多给我发短信的高中生、大学生一样,有思想、有爱心、有责任性,这些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
2009-11-25 11:00

8:50,童捷从美国华盛顿机场打来电话,他正要乘飞机去德国讲课。我们二十几年前都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他是研究核物理的,当时也是复旦大学研究生会副主席,我的得力伙伴,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后来也是受六四事件的影响出国了,在欧洲拿了博士学位,去美国大学任教了。他与政治不搭界,一直在搞自己的研究。我们已失去联系,现在他在美国的新闻上知道我的故事,也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我:“你做了一件很对的事。”
2009-11-25 11:30

中午,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先生带着中文翻译来找我谈话,平时我们的谈话不需要翻译,谈正式的话题事情就需要翻译在场,免得意思理解错误。他说:“请你不要把告示板放在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我们在窗上贴宣传画都要经过准许的。你放在自己的箱子上、地上或捧着,我们无权干涉。”并且还说了很多理由,请我理解,他不会为难我。他担心的是,我的告示板会越放越大。我理解他的立场,决定听从他的劝告。我对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也会把这里搞得干干净净。”还与他开玩笑:“你现在租给我这两平方米的面积,以后我向你付租金。我没有钱,支持我的中国人,每人出一点钱,就有许多钱。”他也笑了。我们很友好地结束谈话。他走后,我就重新布置我的家。我把告示板从窗台上取下,放在椅子前,也很醒目,而且还挡住了椅子底下的各个食品袋,使环境很美观。
2009-11-25 13:00

下午15:00,日本大纪元时报记者在成田国际机场公司职员的陪同下到达4楼的正式采访区,我也从2楼的入境审查大厅到那里去接受采访。我坦诚地回答了记者的一切提问,大纪元作为媒体也会容纳我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日本的中文媒体中,大纪元最早报道这起举世轰动的回国事件,其他中文媒体刚刚醒过来。

16:30,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直播采访,大约半小时。
2009-11-25 17:00

晚上18:00,一批美国航班的乘务员回到日本,从我的暂住地路过,其中有一位男乘务员送我一大瓶美国的纯净水,一位中年女乘务员送一包水果,有香蕉、苹果,另一位中年女乘务员也取出一包,其中有一盒苹果汁饮料、一块很大的瑞士牛奶巧克力、一卷饼干。她们或许在美国新闻上知道我的回国故事,她们祝福我:goodluck。现在我的食品、换洗衣服已许多,海外朋友发起的东京空运计划可以放慢执行速度。一些自发的民众路过我的暂住地,向我赠送的东西,我不可拒绝,这是一份爱心。当然,路过的旅客给一个微笑、一份理解,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也是对中国人权的最大关心。
2009-11-25 18:20

18:20许,一个来自国内的电话,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代表上海民众特意为我编了一首曲,让她陪伴我的夜晚。他请我电话录音。他先读了一遍歌词,然后弹曲。电话结束后,我还以为已录音,一查没有,我还未按录音键,这个新手机我还不会使用。我没听清楚歌词,但已在电话里静静地听了一遍曲子,谢谢他。有机会的话,请他再演奏一遍。

19:54,我接到朱杏清的问候电话,聊了一会。我们也很久未联系,他在80年代就很出名,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我们在8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

21:20,又接到亚洲自由电台香港记者的每天问候及采访。

今天是在日本国门外第22天,睡一觉就过去了,明天是23天。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4日)

今天凌晨1:14,网友舒山先生发来短信,建议将昨天刊登的英文广告修改为:AChinesecitizenwhohelpedpoorsandexposedcorruptionshasbeendenied8timestherightstoreturnhomelandbyChineseauthorities.Lion、KeRen等其他网友也很热心,一早就发来短信,我的事已成为大家的事,群策群力、精益求精。谢谢大家的同心协力。我采纳了舒山的修改文,文字简练、符合英美的语言习惯。现在我用的可擦写的告示板,文字内容更新很方便。我的广告宣传栏还有空间,如果网友们顺路这里时,请再捎上两块可擦写的告示板(A3尺寸的面积)及几支专用笔。小小的告示板在我这里的广告宣传效果很大,每天上万的访日旅客,还有各国政要,都要路过这里,主要国家的新闻报刊、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也在转播这里的情况。
2009-11-24 10:00

我查看了短信,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成田机场的入境大厅也有无线网络信号,其中有一个信号大概就叫做NaritaAirport。或许,他指的入境大厅,是已经通过入境审查后已入境的这块场地,可能会有无线网络信号,或许就是与出境大厅里同样的无线网络信号,我也用过,很方便,只要用信用卡支付500日元,就可以用24小时。现在,我还没有入境,在入境审查大厅,这是一个行政区域,网络信号不对外开放,没有机场内部的无线网络信号。如果自己有通过通信公司直接上网的无线网络卡,就能上网,类似于手机上网一样。我的手机没有上网功能,只有收发邮件的功能。21天来,虽然我无法直接看到网上的许多报道,但通过手机能听到许多消息,更重要的是,我能感觉这股潮流,民众都在支持我的回国回家,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要求。
2009-11-24 10:30

10:45许,我正在电脑上写作,NAA广告室的本吉先生来告诉我:英国路透社记者来采访。我说:“我下午有记者采访,但上午没有约过记者?”他说:“是的,但他已来了。”我关闭了电脑,就跟他去我的记者采访区。我上四楼,见到了正在等候的路透社电视台记者,他对我摄影,并要求我用日文、中文两种语言回答他的提问。采访进行了40分钟时间。记者告诉我,路透社电视台的影响很大。我诉求中国人权的形象、我的回国故事已在全球传播,我渐渐成为全球知晓的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回国后,还是回到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去,尽自己力量去帮助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其实是最幸福的。

下午14:00,我去四楼记者采访区接受日本时事通信社记者的采访。来了两位记者,其中一位会说中文。他们提出了很长一串问题,我都一一回答。采访结束后,我们非正式地轻松交谈一下。那位懂中文的记者转达上海律师对我的问候,并告诉我:他就是我认识的一位早稻田大学教授的丈夫。大家都支持我的回国行动。我请他转达我的谢意。

晚上,三位从美国路经日本回国的中国旅客看到我的情景,走过来问讯,问我是否有关这个情况的中文资料,我都是一些日文资料,将仅剩的一份中文资料给他们。他们很关心,问我吃饭、睡觉怎么办?其中一位公司经理模样的人,拿出一张美元快速地塞在我身上,我说:“不要。”其实,我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说:“一元美元,收下吧。”我也不推辞了,谢谢他的好意。后来,我一看不是一美元,而是一百美元。
2009-11-24 19:50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3日)

早上,吃了5块油葱薄饼干及二根冷的玉米热狗肠后,我就开始重新布置我的广告宣传栏。换下两张广告卡片,将温小姐送的可擦写告示板放上窗台,面貌一新,令人注目。

一块告示板上用英文写道:“AlawyerwhoprovidelegalassistancetopoorsandexposedcorruptionshasbeendeniedtoreturnhomelandbyChineseauthoritiesforconsecutively8times.”这段英文是一位网友发来的短信,他建议我这段完整的英文,可以向过路旅客清楚地表述这个回国故事。

另一块类似于国内官方奥运会、世博会的倒计时告示板:“难归中国露宿日本(2009.11.4—11.23)第20天。告示板是可以擦写的,这样可以每天更新天数。中国当局没有告诉我何时可以回国,所以露宿日本国门外的天数只能按顺计数表示。

我还在窗台与椅子的间隔处,贴上一条小横幅:“中国人权活动家冯正虎ChinesehumanrightdefenderFengZhenghu”我已露宿在这里20天,全世界都在传播我回国的故事,所以我也没有必要隐姓埋名了,亮出我的身份。让每天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的旅客、大部分是中国旅客,知道露宿在这里的人是谁?他在这里为什么?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每天在这里忍受羞辱与身体折磨,他是以他的苦心唤醒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尊重,他是以他的行动鼓励他的同胞爱自己的国家、坚守自己做人的权利与尊严。
2009-11-23 11:00

下午,我给一位高中生回信,他的来信是附在短信上发来的,我就按他的要求把回信放在Twitter上。

14:00许,美国芝加哥来电话,北美艺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转达会长向我的问候。14:30许,我正在与美国的赵京通话中,一位英俊的美国航班男乘务员,向我走来,送上一杯快餐面、一双筷子及一包瓜子仁,并说:“goodluck!”

15:15,一位美国旅客拿着一大瓶美国纯净水、一包美国腰果、一本《NewYork》杂志送给我,这位美国小姐一口英文,她说:“在洛杉矶时报上看到你的介绍,真了不起。”我英语口语不行,告诉她:“我只会讲一点英文。”她说:“没有问题。”还在继续讲她的感想,她提出要与我合影。我说:“ok。但要快一点。”并指给她看,墙上贴着禁止摄影的标记。她拿出手机,迅速地自摄了她与我的合影。

16:17,北京的江棋生来电话问候,我们在国内时从未联系,我是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非常感谢他的支持,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在出国权问题上,中国当局与我之间,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一边。”

从11月13日起至今,我的日本手机就收到368封短信,主要来自国内的民众。我不方便一一回复,在Twitter上表示谢意。
2009-11-23 21:00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2)

今天周日。上午澳大利亚《天安门时报》主编电话采访我。

下午复旦大学的同学专程从上海来探望我,我们已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他的回程日期是三天后,由旅行社安排在成田机场附近的皇冠宾馆,他原以可以天天来陪我聊聊。我告诉他,你入境日本后,就不可以再返回这里。他就一直陪到我晚上20:00许,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里,他为我担忧,但看到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又放心了。我希望,我们在上海见面。

期间,一位日本作家温子小姐也从中国乘飞机来这里探望我,她的中文很流利,并转达了国内博客连岳的问候。她告诉我,我推特的关注度发展迅速,跟随用户已有三千多人,而且他们的博客都在传播我的回国故事。她特意送我,两块可以擦写的告示板、几支专用笔、一只擦刷。从此以后,告示板代替卡片,不再寒酸,有点现代化的气派。写的抗议内容、文字颜色经常变化,也可以吸引过路旅客的眼球。

今天关心我的电话也很多,其中有日本田中文先生转达美国刘国凯先生的问候与援助,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王丹先生也来电话问候。

刚才德赛公园鄢先生来电话:“很多国内的朋友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推特消息,很担心,你是否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就是因为下午与老同学聊天,没有时间在电脑上写作,现在正在写推特。”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1日)

昨晚23:30许睡觉。

我终于脱掉已穿17天的脏衬衫、外衣,穿上国内德赛公园朋友送的长袖内衣、台湾朋友送的意大利品牌的休闲运动服、袜子,盖上我自己的一件鸭绒大衣睡觉。我还是睡在长椅子上,虽然已有两个睡袋,但还没有使用,睡袋的外层很薄,直接铺在硬冷的地面上,寒气会渗透到背部,长期这样睡或许不利于身体。等获得一个隔层后,再用吧。

昨晚睡觉,我有一个正式的小枕头,枕头芯是一块专用泡沫,外边套着绒布,这是台湾研究生林小姐捎来的。前几天,艾未未托他助手送来的一只毛绒小羊驼,晚上我把它作为枕头。据朋友告诉,这个玩偶,在中国网络上叫做“草泥马”,是专门用来讽刺和谐社会的。我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倒觉得这头南非羊驼很可爱,令我舒心,虽然是一个无生命的玩偶,但我已视它为有生命伙伴,朝夕相处也有感情了,空闲时抚摸一下它的羊毛,默默对话几句。它昂首站在窗台上,守护这我的三张抗议招牌与垂披着的两件抗议广告衫,每当路过的旅客看一下这些抗议文字,它也向他们报答一个微笑,多么温馨与和谐。

这样的好伙伴,我于心不忍把它作为枕头,因为我已十几天没有洗头了,肮脏的头发会搞黑它的白羊毛。所以,晚上睡觉时,我用一块新毛巾盖在它的身上,作为枕巾。现在,它结束了做枕头的苦役。
2009-11-21 09:00

上午9:50许,美国纽约来电话,吕金花、王天成、李进进、赵岩、王军涛等朋友聚在一起,分别与我通话,问候与支持我的回国行动。

11:20许,我接受希望之声电台的直播访谈,谈听众关心的问题,关于我的回国历程、滞留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生活情况、对维护中国公民回国权的看法与前景等等。我是一个人权捍卫者,不是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也不是宗教信仰者,更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在中国公民回国权的问题上,已经不分信仰主义、不分党派、不分体制内外,所有人都支持我回国回家,这也是所有的人自己的最基本人权。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见解、参与不同的党派,但回国回家的权利是共同的,即使罪犯,也要让他回国后再接受审判。
2009-11-21 13:00

今天周六,我不接受日本记者及驻在日本的外国媒体记者的当面采访,这是成田机场管理公司要求我协助的事,周六、周日及国家规定休息日是他们的休息日,安排不方便。日本时事通信社已与我预约在下周二采访。当然,电话采访没有时间、场地的限制。
下午15:30许,来自法国的电话,我接受法国电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2009-11-21 16:00

朋友用邮件挂附件的方式,给我的手机邮箱发来了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文章,报道我的回国故事,我把这篇文章的连接放在这里,供懂英文的朋友参考。
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and-world/la-fg-japan-terminal-man19-2009nov19,0,29937.story
2009-11-21 18:00

我收到的手机短信里,有很多是国内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发来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轻人也关心这个故事,而且还在传播这个故事。他们是中国的希望。我们的这代老人中,有很多人都埋怨我们的儿女一代人,认为他们自私自利、缺乏理想、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我一直认为,年轻一代人比我们有作为,他们爱惜自己的个人价值与权利,就会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就会需要并推进法治;他们厌烦民主、自由、或共产主义等统一标准的空洞教条的理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已有各自让自己生活充实美好、有实际内容的理想;这个国家没有尊重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漠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大事小事。其实,糟糕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的教育就是为了国家、集体利益应该牺牲个体,自己永远是一颗小小螺丝钉,随时可以被控制国家机器的权势者抛弃,也没有任何反抗,还羞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以为这是斤斤计较、自私自利,不相信公民自己的力量,也不信任法律,对权力者的恐惧与谄媚已成为习惯,还振振有词这是服从国家利益。

转载一个大学生的短信,以及他推荐我看的一篇文章,与其他读者分享。
“祝你早日回国,您受苦了。我是一名大学学生,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相信很多人都对你表达了祝福。前段时间看了这么一篇文章,不知道你看过没: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蜂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和谐和睦。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需要舞厅、麻将桌、六合彩、体彩股市。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呵呵,国家需要你的程度真的超乎你的想象,这是个恐怖疯子,黑社会横行的年代,我们学生需要榜样,我和我的哥们儿永远支持你……………..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20日)

昨晚我在厕所里擦一下上身,然后换了一件国内同胞送的白汗衫。我换下的白背心是没有地方可以洗的,扔掉太浪费,正好可以用来制作抗议广告衫。白汗衫包装袋里的一张用于籿托的白卡片,我也舍不得扔掉,可以制作抗议广告。今天上午,我在白卡片上,用英文写下:“ChinesecitizenhasbeenrefusedtoreturntoChinaforeighttimes.”,还有附上我的推特网址。我把这张广告卡片放在窗台上,美国人等其他懂英文的旅客与乘务员经过这里,可以一目了然。白背心上,用中文简体写道:“不让上海市民回家,上海政府违法犯罪,有国难归露宿日本,中国耻辱国民悲哀。”还在上端下端标着“国耻”两个大字。中国旅客一看就懂,这也是他们旅日时亲眼目睹的悲哀事实。他们会把这个故事带回中国,告诉他们周围的人,告诉中国的中央政府。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的国耻,就会有勇气去消除这些丑陋的现象。知耻者近乎勇。
2009-11-20 12:00

下午,艾未未与他的助手、德国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王小姐、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林玉珊代表一些台湾民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山,他们都来看望我,送来内衣、外套运动衣、袜子、枕头、面油、肥皂、本子等许多日用品,还有饮料、台湾新东阳的水果酥、郭元益的小月饼、维生素等营养药品、巧克力,艾老师从他助手这里得知我属食肉类,就又带了一大包肉制品。晚上,国内的德赛公园(博客网站)派出代表路经这里看望我,带来好几套汗衫及其他物品,还特意送来一罐燕京啤酒。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我的食品已经足够有余了。今天国内大陆、香港、台湾人都聚在这里,他们都在支持我回国,这是中国的民意。

下午15:00许,我去4楼入境通道的31号飞机到达口,这是规定的记者采访区。我已约定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但我不知道,日本的所有主要电视台及其他新闻媒体记者也在那里等待我。我一到达,就由十几名记者围着我,所有摄像机、照相机都对准我,我首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专访,后来又接受日本各家电视台的采访,一直忙到17:00许才结束。我在叙述自己回国的故事,我在表达中国人爱自己的国家的诉求,我在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尊重与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冯正虎的每日纪实(11月19日)

上午,我在读一些手机短信,令我感动的鼓励与支持。英文的、日文的、拼音的,我的日本手机显示正常,我都可以读懂。中文汉字有一些字不能显示,但没有关系,我基本上读通整句的含义,谢谢大家的鼓励与关心。有些较长的中文来信及文章以邮件的附件方式发来,我可以下载到电脑上看,这样就没有文字编码的障碍,读起来很流畅。我手机上的短信无法下载到电脑,而附件是可以的,我将其中一封来信与大家一起分享:

“冯先生:
非常敬佩你为了自己的权益,也是为了这个腐朽国家众多的正在受到蹂躏的无数的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他们可以不给出任何理由将一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的中国公民挡在国门之外,明天,他们也就能不经任何法律手续流放甚至处死这个国家的任何无辜公民。

但是,当民众自己的权利一步一步被践踏的时候,鲜有人站出来大声说不,因为公民社会的基础经过60年来的蹂躏几已丧失殆尽,没有成为鹰犬及其帮凶的,也多半成了跪下去山呼万岁的奴才,或者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者;而为数不多的尚挺直了腰杆想要让更多的人站着的人,要么在监狱,要么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或者被流放外邦。

也许,我也曾跪着过,当我试图站起来是,周围总有无数只伸向我的双手,要拉我在跪下去,我终能体位,站立之辛苦。也许,我站得还不够稳,也许我站得还不够挺拔;但是,我知道站起来,再也不能跪下。因此我要向您致于我的敬意,因为无法做得更多。
也许我只能在推特上更多的关注您,期盼您胜利归国的好消息。请多保重,为您,为您的家人,也为了您仍然爱着的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祝愿您早日与家人团聚在上海家中。
问好~!”
2009-11-19 10:00

中午11:00许,一位海关官员走过来坐在旁边,与我聊几句,并拿出一罐热的奶茶送给我:“乘热喝吧。你一直喝的是冷水。”
“我知道,你昨晚拒绝申请联合国难民的事。”
我说了谢谢,收下了。这是我在这里16天以来第二次喝到热饮料。第一次是11月13日晚上,成田国际空港公司管理部门负责人送来的食品中,特意选购一瓶热的日本茶。他们都知道,我在这里喝的是冷的自来水。
日本人作为个人来说也是善良的,尤其当他们认识到,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时,他们会敬重你。当然,作为官员身份,有时不得不执行一个坏命令时,就表现出人性的残忍一面,其实在中国也是这个情况。
我经受住饥饿的折磨,自从11月8日下午上海律师最先给我空运食品起,就表明日本官方这种以饥饿逼我入境日本的措施已失效。日本官方应当认清我的回国决心与中国民众的支持力量,没有必要自找麻烦,给日本增加负面影响。
2009-11-19 11:15

中午11:30许,一家香港媒体制作人来电话,邀请我参与一个口述纪实的报道节目,录音播放我的每天情况。今天第一次,讲述了二十几分钟。后来,北京的滕彪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生、加拿大华人来电话叙谈。这位加拿大华人还向我传授:他在绝境中的养生之道,一种意念气流保持身心健康的简易方法。他还说,当时他给高智晟三次电话传授过这种方法,或许处于困境中的高先生没有在意。很有趣,我谢谢他的关心。静下心运一下气,通通经络,身心一定会感到舒服。我过去坐牢时,也常常用类似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
2009-11-19 13:00

下午15:00许,昨天送食品给我的台湾空姐从台湾飞回日本,路过我处,又送上一袋食品,其中有一个苹果、一大瓶矿泉水、一根约21厘米的台湾式饭团。还有一位同行的空姐也送上袋装的牙刷与牙膏各一支。台湾式的饭团比日本饭团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面包着一大张紫菜,饭团的夹心是由肉松、玉米、蔬菜等混拌在一起,非常可口。我已十几天没有吃米饭,感谢这位漂亮、善良的空姐让吃上一顿中国口味的饭。
2009-11-19 18:00

下午15:30许,成田入国管理局的米田处长与海关的一位官员来我的暂栖地,与我进行正式交谈。我与米田先生还是第一回见面,他告诉我,以后他负责与我直接联系。他知道我昨天已拒绝联合国难民申请的情况,也看过许多关于我的资料及新闻报道。他询问了我对回国问题的打算,以及目前中国方面的反应。他也希望中国政府应该让早一点让我回国。他说:“你在这里很安静,仅是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没有妨碍什么。”
还通知我:“今天起,我们的职员晚上不值班了,晚上12:00至早上5:30这里没有人,审查大厅灯也熄灭,但办公室灯开着,你睡的地方就有光亮了。”
海关官员说:“你晚上不要出入管局的门,因为下面是海关的地盘。”我说:“你放心,晚上我睡觉,连厕所都不去的。”
看来,他们开始信任我这个中国人了,也认可我在这里还要暂住一段时间的事实。我开玩笑地说:“我就在你们这里打短工吧。晚上我来看门。”
其实,我几件抗议广告衫挂着不需要人管理,我起身走动时,也顺便帮一些中国旅客做一下日语翻译,指导一下入境手续。米田先生他们看我这么幽默,也笑了。他说:“要注意身体,晚上万一有什么不舒服,可以打急救电话。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或需要与我谈话,可以通知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招呼我来,我在第二空港的成田机场入管局的办公室里。”我表示感谢。在这里我已经住了十六天,与这里的负责人都比较熟悉了,一般我不会去麻烦日本官员,他们能让我安心地暂栖一席之地,我已经非常感激,而且目前我已经得到自己的同胞的援助。我希望能早日回国,结束中国的耻辱。

晚上,成田国际空港公司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又来看望我,他交给我一份记者可以正式采访我的时间及地点安排,除了周六、日及国定休假日之外,每天上午10:00至15:00,记者都可以来成田机场采访我。日本人做事计划性很强,时间一直安排到11月底。
2009-11-19 23:30

冯正虎200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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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