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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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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

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他认为,“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评政府,合法地反对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机制。”

胡适曾是国共双方争夺的学人,但他宁愿选择背井离乡,也决不苟全于乱世。

胡适: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卫士胡适

写到胡适,我首先想到的是胡适的母亲。了解胡适的母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意义上的胡适。

历史上有两位母亲了不起,一位是孟母,一位是胡母。我甚至认为,没有胡适母亲的智慧,就没有作为国学大师意义上的胡适。胡适的母亲叫冯顺弟,二十三岁就守寡,那年胡适才三岁,日子艰难,可想而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横下一条心,节衣缩食,要让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她是怎么培养的?智力投资。胡适上私塾,别的家长给先生两块大洋,胡适母亲第一年就给六元,以后逐年递增,最后一年给到十二元。母亲对先生的要求就两字“讲书”,而不是背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几年下来,银子的作用体现出了,其他孩子连“父亲大人膝下”都不懂,需向胡适请教,而胡适已经通读了四书五经,能看《水浒传》了。可以说,国学大师的底子就是从这时开始奠定的。认认真真做学问,踏踏实实做事,这是母亲对胡适的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让胡适学会了理性和宽容。冯顺弟属于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胡适身上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多半来自母亲的习染和言传身教。冯氏要主持一大家的生计,维持几十口人安定团结,就得顾全大局,学会委曲求全,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复杂的家庭中,更是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冯氏是续弦,十九岁时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胡适父亲胡铁花,胡适的同父异母兄嫂都比胡适的母亲年龄大。谚曰:看父敬子;又曰:夫荣妻贵。胡适无父,母亲无夫,属于弱势群体。胡适的大嫂二嫂一不顺心便打孩子出气,一边打还一边说些尖刻的话刺激胡适的母亲。母亲总是装着听不见,从来没说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尽管处事逆来顺受,但不接受人格的侮辱。胡适的五叔说胡适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肯定给他好处不少。此话传到胡适母亲的耳中。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当面质问,非要一个说法不可,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有一则轶事,颇能说明胡适做人做事的认真和与人为善的处事态度。胡适在台大医院看病时,有三个护士为一句唐诗争执不休,两位认为白居易《长恨歌》里写杨贵妃一句应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另一位却坚持原文应该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谁也说服不了谁,官司打到胡适病房,请胡适做裁决,谁输了罚谁请客看电影。胡适当时笑而不答,答应第二天给她们一个说法。翌日,胡适作了回答:《四部丛刊》所收明刻本《白氏长庆集》作“回头”,艺文翻印的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作“回眸”。结论是谁都没输,谁都不必请客。胡适为人处世,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要对得起母亲的殷切希望,要出人头地,所以他不拒绝做官,他认为“好人做官可以办好事”。同时,他又要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那个有血有肉的胡适。

胡适对共产党从不谩骂,只有分析和结论。不仅没有过激言论,相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胡适一反不谈政治的主张,严厉谴责国民党侵犯人权的独裁行径。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始终未变,他认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必然导致民主和自由的缺失,必然走向独裁,这可以从他1949年发表的《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一文看得出来。而那时的《新华日报》正在连篇累牍高唱民主自由,以换取国际舆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胡适的文章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把《新华日报》苦心经营多年的海市蜃楼炸掉了。以此故,胡适后来被冠上“反动御用文人”的帽子。

有趣的是,共产党骂胡适反动,而胡适说国民党更反动。缘于地缘优势,胡适一生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这种评判从1927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胡适对国民党的批判,言辞之激烈,即使放到今日的网络上,也都是屏蔽删除的对象。窥一斑而见全豹,请看胡适在1929年11月《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雷人言论,他批评国民党竟一连用了几个排比“反动”:“一个革命政府居然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批判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统一思想”的独裁统治时,胡适义正词严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所以,胡适给国民党的诊断结论是:“如果国民党青年人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新文化的责任”。为此,胡适要求国民党至少做到以下几点:“(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和党化教育的迷梦。(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时隔80年后,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仍然让人浮想联翩,功效不减。胡适的言论穿越时空成为当今时代的敏感词,可见胡适思想的穿透力何其强大。

这就是那个理性而富于批判精神的的胡适。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胡适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文章,阐述个人独立自由与国家独立自由的关系。他对青年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却要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独立精神,理性思考,是胡适贯穿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而有无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正是判定公共知识分子与犬儒的重要标准。

胡适批判国民党的言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给他刊登的,好在那个时代允许民间办报纸出杂志。胡适和他的同仁们就自办杂志,抨击时弊。

1928年,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关注时局与现实,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探求民主宪政之路,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的遗风,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胡适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认为:“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发刊词称: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适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和人权卫士的宣言。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展开论争。胡适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就要肩负使命,体现对民众的人文关怀,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胡适在总结这段笔墨生涯是回忆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个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胡适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利用权力来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以理想的实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什么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独立、理性、责任、正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也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主流意识形态的刀笔吏们通常将胡适描述成帮闲御用文人,阴阳颠倒若此,夫复何言?一个政治阉人,大势已去,却阴阳怪气指责被别人举而不久,久而不坚。盖盗亦有道,堂堂太监,怎能如此无礼?

胡适没有留在大陆,竟受人诟病,从来没有人扪心自问,胡适留在大陆又会怎么样。

这里有一段公案,不妨概而述之。

胡适为什么出走?

胡适为什么远走美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杨老看来,概而言之,一句话:对国民党的失望,对共产党的绝望。

胡适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一心一意想把国家引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实现宪政治国的理想。可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换来的却是腥风血雨的内战——由此可以看出,玩假民主是多么可怕,几千万同胞兄弟居然为了一个虚幻的主义互相厮杀,血流漂杵,几致陷中华民族与万劫不复,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战争。胡适也曾规劝过共产党,放弃暴力,以和平方式共同参加民主建国,可惜的是,没有人听得懂这位智者的箴言。

不管怎么样,带着失望,带着绝望,胡适黯然离去。

1948年底,蒋请胡适出面向美国争取外援,胡适为难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八项二十款和战条件之苛刻,两党“和比战难”。此时,胡适一介书生竟突然被共产党宣布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胡适不得已避祸乱世,赴美讲学,行前留下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一篇是《共产党执政下绝没有自由》,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胡适曾是国共双方争夺的学人,但他宁愿选择背井离乡,也决不苟全于乱世。这正是胡适特立独行,追求自由的人格写照。

胡适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蒋介石的诤友,他又是毛泽东的老师。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闻名海内,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已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段史实,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机缘安排,双方曾有过密切接触。1945年3月27日,胡适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胡适则捎话给毛泽东,规劝中国共产党应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共同组建民主政府。双方价值观差距太大,谁也说服不了谁。

同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御秋、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他被毛泽东忽悠得晕头转向,对毛泽东“这条路我们找到了,就是实行民主”的话深信不疑,对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而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他说毛泽东“咄咄逼人”,感觉不像是要搞民主的样子。傅斯年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向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8月24日,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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