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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新华社通天内参遭堵 不敢得罪地方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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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1968-1988年在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1988-2001年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任编委兼理论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2002年至今为《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我当记者时,就很羡慕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另一个美国记者说过:我看到历史在我面前爆炸,我将爆炸的历史变成永恒。这些对我鼓舞很大。当记者一定要写重大事件。”《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告诉我。

《震撼世界的十天》,我也读过,记叙俄国十月革命如火如荼的最初日子的所见所闻。曾几何时,十月革命的呐喊声中诞生的共产主义苏俄一朝崩解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说过: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成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像李光耀尽管视野和能力非凡,但是在蕞尔小国新加坡,他能成就的事业终究有限。我想,同理,杰出的记者,也靠跌宕起伏的时代来造就。如果赶上一个按部就班、波澜不兴的时代,他空有一身本事,也难有非凡作为。有大抱负的中国记者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曾纪泽语)。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成就了刘宾雁,那么,可以说,改革开放深化年代成就了杨继绳。

最惭愧当时竟没感到很大痛苦

这位68岁的“退休老记者、在任副社长”,用他带着浠水乡音的普通话,语速极快地回顾着他的记者生涯,尤其是他调查、写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经过。这本书在香港畅销不衰,“在香港和海外中文书市上就算非常不错了!”日前在《亚洲周刊》评选出的2008年全球非虚构类十大中文好书中,名列第二。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全球非虚构类十大中文好书之一。

历史感与现实感——这两方面,在杨继绳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他在作为一名记者时,采写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如何克服难题,主导他、鼓舞他的信念,就是自己是在记录历史,有站在历史高度俯瞰的自觉;那么,当他书写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之际,在脑海中念兹在兹要针对、要针砭的,恰恰就是现实。

杨继绳强调:历史与新闻是相通的,相通点就是一个字——“信”,“信”,就是真实。当了四十年的记者,杨继绳走的是一条追求历史真实的路。“讲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三真”原则始终不变。

多维社记者问:为什么会想起写《墓碑》这本书?

杨继绳说得很平实:1997年,我写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之后,再写什么?中国值得写的重大事件太多了,“反右”,“文革”,写的人已经很多,我一想:大跃进大饥荒国内还没有人写大部头啊,这样就选择了这个题材,一干就是上十年,1999年之后光收集材料,就花了三四年。

其实,杨继绳选择这个题材,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大跃进-大饥荒的岁月,给他投下过浓重的阴影。虽然他对我语调轻松地说“大跃进那时我正在长个儿,就没有长起来”,但其实他遭遇了更大的不幸:父亲就死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

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饿死数千万人

杨继绳在回答《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回忆: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塆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塆。走到塆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唯有牺牲多壮志’(毛泽东诗句)么。”

跟毛跟得紧,百姓就遭殃

杨继绳告诉我,写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业余时间。“我是新华社记者,有这个身份带来的方便。我往往是出外采访,完成任务后再待几天,就搜集材料来写这本书。到图书馆、资料室泡几天,搜寻材料并抄录、复印下来,也采访了一些人。”

他跑了很多当年的重灾区,像安徽蚌埠、凤阳,河南信阳……仅在四川一地,光是复印查到的资料,他就自己掏了一千多元。

六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死人百万的河南信阳,杨继绳是抽时间专程去的。杨继绳告诉我,当年新华社驻信阳的记者已经退休,陪自己去找人。信阳市委宣传部却拒绝让他查阅历史资料,杨继绳没辙,就到基层、农村跑了一个星期,采访各种当事人、目击者,请他们口述历史。后来回到郑州,他请河南省委秘书长签了字才去资料馆,查到了许多当时的文件、内部简报。

“查资料很费劲啊,那个年代的资料,都是用缩微胶卷保存,我一只手摇,一只手抄。一抄三四天。还怕没收,带了好几个笔记本,今天用这个本,明天用那个本,不然,他们要不让拿走怎么办?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减少损失。很多资料室还有规定呢,‘不准引用’、‘不准转载’……”

杨继绳的《墓碑》,叙述了各省轻重不等的骇人灾荒,也专门分析了各省为什么饿死人的比例有那么大的差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各省地形气候、地理位置、资源多寡,使灾民在饥馑中能够维生的条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各地的农民实际平均留粮多少——这就是农民的最低生存线。

杨继绳对我说,他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各地领导人中,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者,造成的灾难就越严重;凡跟从毛泽东的向心力较弱者,造成的灾难就相对较轻。当然如果离心力强,也不行,那就戴不稳乌纱帽了。

我问:你写《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这本书,单位里没有对你造成压力吧?

杨继绳回答:我写书时没有对同事提起,但也有人知道,知道的人都支持我。我要调查,要求社里开介绍信,都能顺利开出来——当然,我不是说调查大饥荒,而是说调查粮食政策、农业政策等。他也没有感到精神上受到周围的压力。《墓碑》这本书出来,新华社也没人问。

“内参”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杨继绳在查阅资料中,深感当时各地还是有不少有良知的官员和记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汇报了、记录了不少真实情况。虽然这些报告,一直被密藏在档案柜中。他对我说,现在看,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会议记录,保留了很多历史真相,当时新华社记者的“内参”也说了一些真话。

所谓“内参”,就是“内部参考”,是专门往上呈报、不公开发表的调查汇报。这让今天的人们感叹:真话,是不能让百姓知道的!

我问杨继绳,你当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多还是写见报的稿件多?他想了想说,写“内参”更多。他写的“内参”,后来不少被中央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转发。毕竟,真话虽然不能让老百姓得知,但能让手握重权的领导人知道真实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大跃进时代的报刊充斥这样的高产宣传

杨继绳告诉我,新华社与毕竟不同于一般党政机关,更宽松一些。他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近20年,“我们分社的头儿,资格很老,是延安出来的12级干部。有些稿子他就是不太有把握,也敢签发”。

毛泽东50年代有个批示撑了“内参”的腰。杨继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记者写“内参”,通过新华社系统“通天”,各省市负责人告状,埋怨说他们不受信任,告状对新华社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出面解释说,这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是两个渠道么。新华社不是官也不是民,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另外一个渠道。这一“最高指示”保护了新华社。“不过,到运动来了,写‘内参’的记者还是要挨整。”

杨继绳叹了一声: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

反思历史是为了放下包袱

《多维月刊》2009年2月号推出多篇深度内幕报导。

通过采访写作这部著作,杨继绳终于弄清了他父亲饿死的那场大饥荒的真实情况。他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三、四年里全国有数千万人饿死——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饿死。

我问:大饥荒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多数中国人已经忘了“饥饿”的滋味,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胖得发愁”阶段。《墓碑》这本书对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对我这个问题,杨继绳很认真地思忖一下之后才说,共产党执政,干了一些好事,也干了很多错事,错事成了历史包袱,如何释放?不释放,包袱越背越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成问题。共产党如何释放这些历史包袱?

农业问题非常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中共领导搞的是农民革命嘛。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光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就是几千个亿。在过去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不可能反抗,现在制度变了,农民对于不公的待遇,就会反抗。今天别说三四千万人饿死,就是三四千人饿死,就不得了了,三四千人饿死,也会产生过去三四千万人饿死的政治效应。

杨继绳说,我是农家子弟,种田养殖,也放过牛,我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受益者,不可能有什么“异端思想”。“我写这些东西,是要将共产党的包袱放下来,轻装前进。我是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个农民后代,首先是中国人啊。”

我问:想必你遇到过不少读者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杨继绳不假思索地回答:“国人的历史健忘症,这正是我写作的动力!有人骂我:‘当年怎么没有饿死你?饿死你不就少一个造谣的人吗?’这不可笑,而很可悲!很多人不了解、不相信饿死人的真实历史,所以我要千方百计将问题说清楚、说准确。我的书中列出两三千个资料来源,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科训练,但我是学工的——讲理性,讲逻辑,讲实证,没有根据的东西我不会往上写。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都有可靠的资料做依据,而且都是官方文件、回忆录、中央领导讲话,是当时正式上报的内参和公开报导,不是拍脑袋想的,更不是道听途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立起永久的墓碑,永久地记忆下去——不是为了增加痛苦,而是为了不再重覆苦难。”(高伐林/多维社)